郑洪，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
“越医”一名，在古代经常出现，许多学者已做过考证，说明古代越地之医一直为世人所称道。到了现代，绍兴地区在中医药界以之作为地域学派名称，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凡地域医学得以名派者，无不具有名医众多、名著传世的特点。较早得到公认的三个地域医派，分别是新医医学、孟河医学与绍派伤寒，足见绍兴地区的中医药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近年，地域医派研究成为热点，而越地各科均不乏名医，因此在绍派伤寒基础上扩称为综合性的“越医”，亦实至名归。今试对其文化背景与学术影响略作讨论。
一
“越医”兴盛的文化背景
（一）人文荟萃的历史积淀
《绍兴府志》载：“绍兴，古荒服国。唐虞时未有名。《史记·夏本纪》曰：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其后，帝少康封子无余于会稽，文身断发，被草莱而邑焉，国号越。”可见绍兴称“越”时间久远，而且早就成为南方地带的中心之一。历史上此地名人辈出，而且以文通医者多。例如东汉哲学家王充曾著《养性书》，惜已失传。晋代书圣“二王”传世有《头眩方》《新妇服地黄汤》《鸭头丸》等名帖，说明他们于医学知识所知并非泛泛。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本身是养生大家。明代画家徐渭曾注《素问》《周易参同契》。这些事例无非说明，自古文医互通绍兴丰厚的文化底蕴促进两者的交融，自然也推动着绍兴医学的发展。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
（二）眼界千里的游幕文化
明代以来，“绍兴师爷”名闻天下，所谓“无绍不成衙”，据说绍兴一地从事该业者不下万户。师爷的政治角色意义此不多论，学术界多有论及知识分子的游幕生涯对学术影响。单以对绍兴一地的影响而言，一方面“师爷”是一个需要文化的群体，行业的兴盛必然更好地推动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师爷的特征是游幕天下，大量绍兴人在古代游历各方，对地方无疑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例如绍兴名医张介宾，就是因为父亲游幕京城定西侯门下，于是年十四“从游于京师，天下承平，奇才异士集于侯门。介宾幼而浚齐，遂遍交其长者”，不但学医，还于音律、历算、易学等无所不精。总体上明清以来绍兴医界的名家辈出，与这种良好的对外交流环境不无关系。
绍兴师爷
二
“越医”学术对中医学术的重要影响
历代“越医”成就众多。试就其对中医药学影响最大的几点，略述如下：
（一）以外丹通内丹，万古丹经佐养生
东汉恒帝时，会稽上虞人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是对秦汉以来神仙家长生久视之道和各种炼养方术的系统总结，其理论被后世的金丹派葛洪、陶弘景以及内丹炼养派的司马承祯、钟离汉、吕洞宾、张伯端等继承吸收，很多内丹术语皆源于此书。
道教外丹术对长生的追求虽然无所成就，但炼丹术也是制药化学的先驱，对多种外科丹药的发明有所裨益。同时，《周易参同契》的炼丹术语，在后世内丹派中有着独特的解读，也成为指导内丹炼养（今人称之为气功）的理论基础。正如唐代司马承祯所言：“观夫修炼形气，养和心灵，归根契于伯阳。”《周易参同契》对养生气功的影响至为深远。
（二）融易理入医理，阐发阴阳启后人
明代会稽张介宾，倡论温补，后世赞誉虽多，也不乏如陈修园等攻击者。其实，张介宾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医学与易理相结合，从而使医理与易理融为一体。他的著名主张“阳非有余，阴常不足”实际是源于易学。张介宾将《易·系辞》所阐发的天地、阴阳、刚柔、动静变化之理相结合，归纳成一句话：“《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其根本在于阴阳，即“欲该医易，理只阴阳。”从易理而言，实际上阴阳可分不同层次，张景岳所论为先天生理之层次，重视阴阳互根。而其他医家如朱丹溪所论阴阳为后天病理层次，重视阴阳对立。
张景岳把握易理，以阴阳为纲，将其变化统为寒热、虚实、表里“六变”，很好地说明了辨证的基本原则，真正使中医理论具备了生理病理的基础概念，为后世遵从。包括陈修园《医学实在易》也采用了类似的表里寒热虚实盛衰八者为分类大纲。古代孙思邈虽有“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之说，但至张景岳始真正将易理与医理融为一体，遂奠定了超越于不同学派的中医基础理论门径。
（三）以六经统三焦，跨南北而统寒温
温病学派诞生后，伤寒与温病之争一直不断。温病家多认为伤寒六经辨证不适用于温病，以温邪从口鼻而入，故吴鞠通立三焦辨证为纲。当然温病派为求自立，有时批评伤寒太过，也引来不少医家批评。绍派伤寒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们重视伤寒，维护六经辨证，故属伤寒派；身处江南湿温之地，又面对多种温病挑战，不能无视温病的创见。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以六经统三焦的做法。
绍派伤寒不认同《伤寒论》只可治伤于“寒”的观点，而是认为“伤寒二字，统括四时六气之外感证”。他们反对温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主张仍用六经辨证，但是指出“六经为感证传变之途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分三焦部分”。所以在《通俗伤寒论》中，虽然保留温病病名，但认为寒为诸邪之先导，因此命名为风温伤寒、春温伤寒、湿温伤寒等。在辨证方面，表寒证居多，虽然也列有表热证，则称为“阳明表热”。但在治疗上，绍派伤寒并不拘于伤寒论方药，如论“治六淫病用药法”中，只是“寒病药”云：“外寒宜汗，宜用太阳汗剂药；里寒宜温，宜用太阴温剂药，固已。”也就是主要宗法于伤寒原方，其他五淫用药广泛应用后世医家包括温病医家的方剂，尤其在暑病、湿病方面极有见地。其《通俗伤寒论》的“发汗剂”中治正伤寒，也不用麻、桂二方，而是以苏羌达表汤代之，俞根初说：“浙绍卑湿，凡伤寒恒多夹湿，故予于六温中佐以淡渗者，防其停湿也。”显然不拘于经方范畴。也正因如此，《通俗伤寒论》虽名“伤寒”，书中方剂却常被温病学著作和教材引用。
绍派伤寒以六经而纳三焦，即以伤寒理法指导温病治疗的做法，不同于维护六经反对温病的守旧医家，为寒温之争开启一条研究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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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疫善于通变，升降名方传后世
有绍派伤寒之名，而无绍派温病之说。但实际上，越医对温病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以疫证治疗为例，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升降散的创立。一般认为此方出自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实际原书已说明该方得自山阴陈良佐的《二分析义》。书中说1723年，河南中州饥疫，“时山阴陈愚山先生客豫，为定热疫症方。药甚平常，功极神速，因名陪赈散”。陈良佐字愚山，以所订“陪赈散”方为基础，衍化出大复苏饮子、小复苏饮子、大清凉涤疫散、小清凉涤疫散、代天靖疫饮子三方、宁心驱疫饮子三方共10方，“通治36种疫证”，成效显著，后来杨栗山将其改名升降散，进一步推广。现今升降散在临床各科应用极为广泛。
另一事例则是抗击流感。1918—1919年的世界性大流感，死亡极多。但在中国，伤亡很少。绍兴医家对此留下难得的专门论著，即曹炳章的《秋瘟证治要略》。书中记载该病于1918年“由甬（宁波）而流至绍（绍兴）”，“京绥铁路一带，苏属之镇江、扬州，安徽之凤台，湖北之省城及各省，皆发见同样之流行病”，“实最初发生于西班牙，今且蔓延全球，美医遂名曰西班牙流行病”。曹炳章从中医角度论本病，指出：“考其现状，察其受病原因，确为复气秋燥，燥热化火，病所在上焦心肺部分，用药宜辛凉清宣。”订立辛凉清解饮、新加银翘汤、清燥救肺汤及其他辛凉解表、凉营活血方剂。在各地中医的努力下，上海海关报告称：
“这场流行性感冒在整个中国，特别是上海，情况不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严重，死亡率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高。”
（五）立医会办医报，整理文献存国粹
由于有着高水平的医生群体，清末民国在集群结社的时代潮流中，绍兴医界走在前列。1908年绍兴医药研究社创办，翌年改称绍兴医学会，“以研究东西医药专门科学、输入新理、交换知识，并阐发吾国固有之医药学为宗旨”，会长何廉臣。该会创办有《绍兴医药学报》，是近代中医刊物中的标杆。更重要的是，绍兴医家在近代“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下，还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整理文献工作。民国时期中医抗争、办教育的一系列活动集中于上海，而整理文献、出版中医书籍的中心则集中于绍兴。尤其以何廉臣、曹炳章、裘吉生这近代“越医”三杰的工作最为宏伟。
粗列以上数者，均为历代“越医”对中医药学有着独一无二的贡献和影响的地方。归纳而言，可见有着人文根基深厚、学术见解深刻和实践成效超卓的特点。亦足以表明，对“越医”学术进行深入研究，对“越医”文化加以大力弘扬，必然对中医药的当代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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