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633-w）
四分之三的研究人员表示，自 2020 年 3 月以来，他们已经缩减了各方面的工作。
当Isabel Müller在2021成为助理教授后，她开始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
她说，虽然没有人期望她工作这么努力，但她找不到一种方法，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研究、教学和辅导工作。
Müller是开罗美国大学的数学家，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通过设定界限来保护她的心理健康和避免倦怠，来重新定义她与工作关系的人。
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渴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COVID-19大流行及其后果让学术工作者更加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去年8月，关于如何最好地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讨论，随着TikTok上一段关于“无声躺平”的视频疯狂传播开来。员工不应再超出工作要求的想法和信奉“忙碌文化”的想法。
对Müller来说，“无声躺平”是指工作时间，她可以享受工作之外生活并照顾好自己。
“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术语。每个试图限制工作时间的人都已经对此感到恐惧，”Müller说，“无声躺平”具有消极的含义，这让你感觉更糟。”
许多研究人员对这个术语不屑一顾，指出他们对希望创造更健康的工作与生活界限既没有放弃也没有保持沉默，他们优先考虑他们的心理健康并拒绝有害的职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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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采访了Müller和更多其他科研人员，了解他们如何以及为何重新设定界限，以及他们希望从雇主那里得到什么。
一些人是去年11月7日至15日进行的《Nature》在线调查的受访者，该调查旨在评估科学家无声躺平的普遍程度、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以及他们减少最多的活动。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许多科学家开始减少了工作时间并减少了无关的项目和活动。
根据《Nature》的调查，自2020年3月以来，在1,748名受访者中有75%的人缩减了工作努力。
✔ 绝大多数人在学术界工作（73%）；其他人在工业（9%）、政府（8%）、临床角色（4%）、非营利组织（4%）和其他工作场所（3%）。
✔ 受访者也处于不同的职业阶段：19%是硕士或博士生；17% 是博士后研究员或助理研究员；17% 是研究或职业科学家；10%为助理教授；22%为高级教授或讲师；7%为中高层管理人员；8% 担任其他职位。
✔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减少了工作时间或活动，因为他们不想无偿加班（48%），觉得他们的主管没有充分认可他们的活动（45%），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他们的个人生活（44%）或未获得经济激励（44%）。（受访者可以选择不止一个原因，这就是百分比加起来不等于100的原因。）
但是，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引入界限的主要原因是倦怠（67%）。
一位匿名的受访者表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受到如此大的压力，以至于冷漠开始，动力减弱，疲惫不堪。不再把工作带回家，也不再让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不平衡永久化。”
一名在瑞士攻读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另一位接受采访的研究人员一样，要求保持匿名以避免对他们的职业造成伤害，当他们感到筋疲力尽和没有灵感时，他们开始停止他们的努力。
当他们在2018年开始他们的项目时，他们的积极性很高并且充满了研究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工作很少受到主管和合作者的关注。
“你不会觉得自己在为重要的事情做出贡献，”学生说。“那个领域，你开始看不到自己的愿景。”
倦怠和缺乏欣赏也导致老牌科学家退出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一位担任政府高级管理职位的科学家在民意调查中作出了回应：“人们希望停止承担工作中'分配的其他职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或赏识。”
一位在美国中西部教医科学生的教授也在工作量过大时取消了她的努力。
她说：“有一次，我被工作的要求弄得筋疲力尽——不仅仅是工作时间或工作量——还被机构的文化和我所从事的所有情感劳动弄得筋疲力尽。”
例如，她花时间就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问题等问题向学生提供咨询，尽管她没有接受过这些领域的培训。
为了应对倦怠，她将工作时间从平均12小时缩短到8小时，避免在不需要时去校园，并从可选活动中退出。
在调查中，科研人员揭示了他们减少工作量的几种方式，以帮助他们找到更可持续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 近三分之二的调查人员和行政人员表示，他们减少了对会议的参与，超过一半的人取消了同行评审工作。
✔ 近一半的高级科研人员还报告说他们限制了他们的委员会成员资格。
✔ 相比之下，近四分之一的早期职业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减少了在指导、多样性、公平和包容以及外展方面的工作，五分之一的人减少了在教学方面的工作。
✔ 超过四分之一的早期职业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其他方面减少了努力，主要是通过减少副项目和合作以及限制工作时间。
早期职业生涯的科学家Ryan Swimley从他的第一份行业工作开始，就养成了平衡工作的习惯。
在博兹曼的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在博兹曼的一家小公司Nature's Fynd担任分析化学技术员，该公司生产基于真菌的纯素蛋白质替代品。
他从每天分散在课堂、研究和学习中工作16个小时，到公司更规律地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
科学家们也在减少那些对他们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贡献或没有得到赞赏的活动。
“我现在更有选择性了，”台北台湾大学的古海洋学家Jeroen Groeneveld说。“这个月，我有两个资助提案截止日期，所以我不会接受任何对其他期刊文章进行同行评审的请求，”他说。
Groeneveld研究的是有孔虫，这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其方解石壳可以保存在海洋沉积物中，并用于重建过去的环境条件。
在2022年8月之前，他花了很多时间为他所在领域的其他科研人员准备和分析样本。现在相反，他邀请他们到他的实验室学习这些技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无声躺平方式，因为他不再对所有事情都说是，”他说。
Müller、医学教育家和其他科学家通过在晚上或周末不回复学生的电子邮件或信息，来改善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Müller提倡不要在周末安排考试，因为这对那些有照顾责任的人来说更具包容性。
尽管科学家可以重新调整自己与工作的关系，但许多人认为，机构首先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导致倦怠的状况。
“你必须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工作的这种想法必须改变，”一位医学教育家说。“很少有人承认人们在工作之外过着艰难、复杂的生活。”
她建议，美国学术机构应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病假、带薪育儿假和护理假、对儿童和年迈亲属的护理补贴、灵活的任期时钟和更多自动休假。机构还可以雇佣更多的教学、实验室和行政支持人员来帮助分担繁重的工作量。
Swimley指出，他的直接主管询问他承担新项目的带宽，并了解他是否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他的工作。
一位实验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建议，那些没有能力提供指导或职业支持的主管应该重新考虑将新学生加入他们的团队。“不要把人当成牺牲品来对待，”该学生说。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缺乏的赏识或缺乏经济补偿，他们已经放弃了努力。
Müller说：“我认为大学可以做的主要事情是改变他们的优先事项，以照顾员工并创造一个让人们感到被欣赏和被关注的工作场所。”
她补充说，即使是用简单但个性化的电子邮件来认可最近的发表论著、资助成功或导师对学生的积极评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Müller说，当科学家们设定自己的界限时，不仅可以改善个人幸福感，还可以向同行发出这样的信号：这些界限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健康的。
“如果我不想在周末回复电子邮件，那并不意味着我懒惰，”她说。“我希望，'我的生活很重要，我的工作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我决定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不是我的雇主’，成为一种新常态。”
对于一些科学家来说，无声躺平可以发展为完全退出学术界。
2021年7月，一位终身医学教育家离开了她的机构，前往一家非营利组织任职，在那里她仍在使用她的教育和出版技能。她新工作的一部分包括促进与主题专家的会议、与作者合作和复制编辑教育材料。
“我一直在学习新事物，”她说。
此外，她感受到了同事们对她的赞赏，非常庆幸自己改善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我100%远程工作。一天结束时，我合上笔记本电脑然后走开了。没有更多的工作之夜。没有更多的周末工作，”她描述道。
她的新日程安排让她腾出了更多时间与专业社区的成员互动。
她现在在一个女性辅导网络中任职，并为对学术界以外的职业感兴趣的人组织每月一次的辅导小组。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63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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