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辽金时期,佛教、道教盛行,寺庙、道观大增,在北京玉河肘弯成池处西岸建有庆寿寺(俗称双塔寺),以西山中尖顶山峰为靠,因“日悬峰顶,影入玉河,双日互映,主国两分”,故“竖双塔镇之”,并在鲁谷岭设“八角”亭蔽之。
作为靠山的山峰与八角亭、庆寿寺塔在同一线上,成为日后长安街及延长线的基础,此尖顶山峰即我们所说的定都峰。
其二,元大都建设之初,按照设计,城墙经过双塔,要么拆寺,要么绕寺,工程人员不敢擅动,只得报请皇上决断。
元世祖忽必烈视双塔寺方丈刘秉忠如师(刘秉忠有授忽必烈夺得汗位之谋),命大都城基绕开双塔寺三十步。
故有“庆寿寺的方丈点天子,皇城绕寺三十步”之说。建好的城墙弯弧处正对定都峰。
其三,明朝之初,对原陈友谅妻(后为朱元璋妃)所生四皇子朱棣,明着称其“智勇有大略”,暗则防其有继位之计,封其为燕王,到远在千里之外“砂锅做饭斗量柴”(贫瘠之地)的北京地区驻守,殊不知“砂锅做饭”更香,“斗量柴”乃是煤炭。
燕王出发前,刘伯温秘授其“文托姚广孝,武靠常氏(常遇春)后”。到任后即到西山龙泉寺(今潭柘寺)访姚广孝。
姚观其有帝王之像,留其住寺,次日鸡鸣起时登(定都)峰。
时值谷雨,碧空如洗,东方日出,紫气蒸腾,浑河横亘,龙鳞闪现,万物生辉,燕王呼曰:“日上之所,乃我大明千年基业发祥之地!”姚广孝接曰:“千岁,此正乃我大明万年基业发祥之地也!”燕王会心而笑,三绕其峰,环顾八方。
见东方日上光辉下,大都如珠似玉,浑河(永定河)龙形横卧;东南方,沃野无垠,龙形入海,极乐峰下松林如翠,戒台、西峰二寺佛光与霞光相映增辉;南方,从南大岭马鞍山处远望,良乡、窦店、琉璃河西周故址依稀可辨,坎方、离位,此峰可为标为靠;西南方,龙潭溪谷成河至周口店龙骨山成势,玄机无限;西面,西山连着太行起,潭柘胜境耸神佛。
又叹曰:“此峰之位,观景之妙,无二可代,真乃天赐也!”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驾崩,建文继位,恐藩王谋反,开始削藩,燕王恐祸至己,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历时四年,燕王得即皇位,想当年观“日上”之所为“大明千年基业发祥之地”,生迁都北京之意,遂颁旨实施,定“日上”之所为金銮殿址。
先建承天台,于燕王登山日观日出,无果;又以双塔和八角亭为标,于春分、秋分日观日出,又无果。当时,北京工匠云集,物料如山,而金銮殿址尚未选定。
故议先建皇陵,分流匠、料。先选址于铁坨山(在潭柘寺西北方向不远)之阳,当地百姓不愿,将潭柘寺东北角山顶起名绝石梁,犯忌,后改址于昌平天寿山,先址建起明朝庵。故民间有“先建皇陵,后建皇宫”之说。
到永乐八年,春秋两分仍非阴即雨,城标尚未确定,姚广孝无奈反复与众工师商议,后工师蔡信言刘(伯温)丞相托梦,说“观日上之所必为观峰日下之地,可营都定标。”广孝顿悟,工程始兴。
故有“北京城始于日上,成于日下”之说,后有人将日上或日下为北京代名词,朱彝尊著《日下旧闻》,乾隆又《钦定日下旧闻考》。皇城定标,费时五年,皆为定都峰之故也!
其四,北京城建成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到京后,永乐帝朱棣已岁逾花甲,从当年登峰望都观日出,已二十多年过去了,很不高兴,迁怒于此峰说:“误朕五年,此峰五百年不文、不名、不封。”北京周围各峰皆有封号,唯此峰无名。
为监督此“三不”之旨之执行,加封开国功臣徐达后人为“定国公”爵,世袭王位,阴宅在鲁家滩西北,永镇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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