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基本问题是知识问题：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人类理性的界限是什么？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审查人类的理性，或是对它进行批判。知识总是以某物被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形式出现。但并非每一个判断都是知识；在分析判断中，宾词仅仅阐明了已经包含在主词中的事物：比如，物体是具有广延性的东西。如果一个判断要判断知识的资格，它就必须是综合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为宾词加上一些东西，拓展我们的知识，而不是仅仅阐明它：比如，所有的物体都有比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综合判断都给予我们真正的知识；有些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比如，它们会使我们得知此物有如此这般的属性或如此这般的运动，但并不是说它必然有这些属性或是这样运动。换言之，这样的判断缺乏必然性：理性并不逼迫接受它们，就像其逼迫接受数学命题一样。再者，它们缺乏普遍性：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些种类的客体有某种属性，所有的客体就统统拥有这种属性。缺少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判断，或者是后天判断，是不科学的。要成为知识，综合判断必须是必然的、普遍的，也就是说，不接受任何例外。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源头不在感觉或知觉中，而是在理性中，在理解力自身之中；我们无需经验就知道—在此意义上即先天的—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并且始终如此。
于是，康德宣称知识是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的。分析判断始终是先天的；我们无须诉诸经验就知道所有的具有广延性的事物是广延的；这样的判断是纯粹建立在矛盾律之上的。但它们并不增加我们的知识。后天综合判断增加了我们的知识，但是不确定；它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成问题的。我们在科学中要求必然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只存在于先天综合判断中。
存在这样一些康德从未有过任何怀疑的判断：我们在数学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中找到了它们；至于这种知识是否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康德持有严肃的保留态度，我们在后边会加以讨论。他把普遍和必然的知识的存在看作是既定的事实，因此他根本不去追问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而是问它们如何可能。这种知识的条件是什么，存在有这种判断的逻辑预设或者必然含义是什么？康德的批判方法至少在其中一个方面是独断式的：如他所说，知识理论是一门可以严格论证的科学，是先验的或纯粹的科学，是将其真理性建立在先天的必然原则之上的科学。他的方法不是心理学的，而是逻辑的或先验的方法：他并没有要求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意识中的知识条件—它如何在心理学意义上出现—而是要抓住真实的知识，比如数学命题或物理学原理，并追问我们自己这样的命题存在的逻辑预设是什么。比如，毕竟判断是存在的，或是关于空间关系的判断，或是肯定因果关系的判断，从上述事实中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必然结论？不存在脱离综合心灵的综合判断、脱离空间–知觉心灵的空间判断和脱离以因果方式进行思考的心灵的因果判断。在运用这一方法的时候，康德当然是在运用携带着全部范畴的人类理性；他想当然地接受了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独断论者；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因为，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休谟对于知识之可能性的否定是正确的，那将是一个“丑闻”。如果在理性从事这一任务之前就必须建立起理性检验自身的能力，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因此，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在数学和物理学基础之中如何可能，或者说，纯粹数学和纯粹物理学如何可能？有关形而上学知识的平行问题不能完全以同样的方式提出，因为康德对形而上学持有疑虑。他的问题是证明我们为何以及如何在科学领域中获得真实的知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检验知识的构成；我们必须考察它的能力、功能、可能性及其限度。知识以心灵为前提。此外，如果没有以供思考的事物，我们就无法思考，若不是思想的对象通过感官被给予，并且心灵是接受性的或者说具有感性能力的话，我们也无法获得思想的客体。感性为我们提供了构成知觉对象的感觉性质。这些知觉对象也必须被知性所思想、理解或是构想—知性概念在知识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这一方感觉和知觉的合作，以及另一方思维和知性的合作，知识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知识前提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但却相互补充。“知觉对象和概念构成了我们的知识的要素。”没有概念的知觉对象是盲目的，而没有知觉对象的概念是空洞的。理智所能够做的，就是对感性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加工。
因此，问题就是知识如何可能？分为两个问题：感官知觉如何可能？以及知性如何可能？第一个问题在先验感性论（关于知觉能力的学说）中得到答复，第二个问题在先验分析（关于概念和判断的学说）中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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