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医生，曾经是一份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但这些年来这个职业平添了风险与危险，不少针对医生的恶性案件令人心惊和寒心。医患纠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诚如不少报道所言，同患者相比，医院和医生是相对的“强者”，但“强者”的无奈与委屈又有多少人能理解?本次谈话，邀请了两代医生、来自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的主任，经常与医护人员打交道的医药代表，请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尽量客观、冷静、公允地解读当下的医患关系。
嘉宾1:徐先生上海某三级专科医院医疗纠纷接待办工作人员
要和谐社会更要法治社会
主持人:你们医院一年会发生多少起医疗纠纷?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样的纠纷?
徐先生:以我们医院为例，每年有大大小小纠纷案件100多起，其中有20-30件是闹得比较大的。曾经有患者家属纠集100多人封住楼道，令医护人员不能正常工作。我们只能通知警方。还遇到过病人在超市买了刀到办公室来晃，说不找医院了，直接去找主刀医生。
有一件案子让我迄今难忘。事情是这样的，孩子在一家无证行医的私人诊所吊水的时候休克。父母立刻送孩子来我院急救，到达医院的时候孩子的心跳和呼吸其实已经停止。按常规，呼吸心跳停止在8分钟之内，还有希望挽回。我们的医生尽心竭力，抢救了大约30-40分钟，没有救过来。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家属悄悄收起了孩子急救时的心电图纸，当时医生在压胸，心电图上自然有波纹，结果，家属以此为证据，把医院告上了法庭。其实，医院和家属本人都清楚，问题肯定出在给孩子吊水的私人诊所上。但家属不会告私人诊所，其一，诊所可能是他的老乡开的；其二，即便告了那家诊所，人家可以立马卷铺盖走人。这样，官司即使赢了，法院即便判决了可能也无法执行。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就成了那种无证行医者的替罪羊。这样的事情常常令我感到委屈、无奈甚至愤懑。
主持人:您也是学医的，能否告诉我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医生大约需要多少年?医院里年轻医生转行的多吗?
徐先生:卫生部现在有一个计划性培训的要求，按照规定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要到医院培训满3年才能算正式入行，硕士毕业2年，博士毕业1年。计划性培训期间，毕业生只拿津贴，培训期满，才算正式开始工作。一个住院医生的工资也就是2000-3000元（具体随不同的科室而定）。这就意味着，从大学毕业至少8年（医学院通常是5年制），将近30岁的医生只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此外，医生个人职业的发展是很受年龄资历限制的，一般情况下，你不可能逾越你的前辈。我们这里的年轻医生从业1-2年的有转行的，工作5年以上，他对自己的工作真正产生了感情，就不大会转行。但现实是，大部分患者都希望遇到年长而有经验的医生，对太年轻的医生不信任。在一线当值的往往是年轻医生居多。病人不那么信任你，自身处事经验又不够丰富，急诊中夜班当值的年轻医生遭到威胁、打骂的事情时有发生。
主持人:在您看来，医患矛盾的症结在哪里?
徐先生:其一，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导致医疗失败患者就人财两空。有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患者，病情特别复杂才下了决心来大上海大医院治疗，有的病人家属卖房、卖地还借了钱，对医院和医生期望值太高，一旦治疗失败，经济的损失，心理的落差，让他很难正确冷静地对待。其二，病人对医院和医生都不够信任，往往带着怀疑和质疑的心态来看病，这样就很容易偏执；其三，当代的媒体发达，恶性事件传播得快，容易让人效仿。
我个人觉得，当前的医患矛盾还不是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
主持人:您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当下的医患关系?
徐先生:我们经常讲要和谐社会，我觉得和谐之外，更要追求法治社会。医疗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一旦事情发生，这方面的不完善就会暴露。
主持人:你会对患者和医生分别做些什么样的提醒?
徐先生:我想对患者说：即便维权也要合情合理合法。我想对医生说：首先要提高医疗技术，对病人负责，然后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临床医生，在开刀前要多与病人沟通，多听家属的意见。医生的态度和对病人的关心会影响到事发后病人家属的情绪。开刀前沟通比开刀之后沟通要好，可以减少和避免矛盾的发生。
嘉宾2:唐知还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肾内科主任医师
即便有人对你不仁，你却不能对那些真心求助的病人不义
主持人:从医以来，您觉得这份工作带给你最大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唐知还:同大多数同行一样，病人痊愈，医技得到验证和肯定是医生最感欣慰的事情。
就我而言，工作辛苦不是最大的问题，最痛苦的是，不被理解。临床医生的一个诊断与治疗决策，有时事关生死，所以我的不少同行会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职业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源于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的良知。但现在的医疗环境下，医生在职业带来的考验之外，还承受医生职能范围之外的各种压力与误解，我的痛苦在于，即便有人对你（医生）不仁，你却不能对那些真心求助的病人不义。
主持人:当今医患矛盾频频出现，您觉得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唐知还:医患矛盾频频出现的当今，依我看，最大的症结在于：需求方各种要求的不断扩大与供应方有限的资源的矛盾。一方面，基本医疗的供应是总体不足，结构失调的；另一方面，市场化医疗是缺位的，且与基本医疗关系不清晰。再则，总体不足的医疗供应还受到分配不均的制约。
主持人:您最想对同行说的话是什么?最想对患者说的是什么?
唐知还:对于同行，我想说：“改变你所能改变，接受你所不能改变的”。在现在的环境下，仍要多行善事，自求多福。对患者，我想说：医学是“有时能治愈，经常能帮助，总是能安慰”，请您“感受医学的温暖，体谅医生的无奈”。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应该有一种自律与他律的姿态，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良知和做人的底线，既伤害了自己也损害了别人，医者患者都是如此。
嘉宾3:瞿其先从业30余年，曾任江湾医院外科主任
我们那个年代，医生在病人眼里是神圣的
主持人: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学医?
瞿其先: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三个孩子只有我一个人存活。懂事之后就立下学医的志向，觉得不学医对不起死去的亲人。
主持人:你当医生的时候医院环境医生收入同今日应该差别很大，那个时候的医疗纠纷多吗?
瞿其先:我们当时医院的环境同现在是不好比的，分科也没有那么细，我在外科，几乎什么手术都做。记得最长一次我在手术台前站了30个小时。早上8点进手术室开一个贲门癌手术，开刀到晚上。刚要下班，又来了一个急诊大出血的贲门癌病人。这样，我又从天黑开到天亮。算算连续工作了近30个小时。那个时候当医生辛苦，钱不多，可能还不如在企业工作的同志。
我女儿后来选择学医，我想是因为她小时候没跟我们住，没有看到当年医生的艰辛。不过，当时的医疗环境单纯，病人家属对医生绝对的信任。现在新闻里看到的医患矛盾，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家属很听医生的话，在他们眼里，医生是很神圣的职业，只要医生尽到责任，病人就很满足。
我们那代人觉得做医生的唯一的职责就是要救死扶伤，或许是受的教育和社会大环境不同。现在的医院比较讲究经济效益，有了商业目的，情况当然会同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主持人:从您算起，听说你们家的第三代也开始学医了?
瞿其先:是的。我女儿女婿都是从国内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去的美国，然后两个人经过一层层的考试，取得了行医资格，如今都在美国做医生。我女婿还被休斯顿心脏中心聘为主任，在当地小有名气。我觉得，他们比国内医生责任更重，更辛苦。美国医生的入门门槛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他们觉得辛苦得很值得。如今，我的外孙女也选择了学医。这，可以算是她对父母职业的欣赏和认同吧。
A11en医药代表悄悄话 这些年，我一直在同医院、医生打交道。旁观了这么些年，我觉得，医患矛盾激烈，就是从“看病贵”开始的。记得刚开始跑医院，看到医院门口哭天抢地拿着花圈的患者家属，心里就同情。但有机会了解了真相，我又觉得他们有点无理取闹。后来有一天，我在医院看到两方人马吵闹，不是医生和患者争吵。原来是“医闹”在抢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有些医院的病房里像个自由市场，卖保险的，自称维权的律师，各色人等都有。平心而论，我接触过的医生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有良好修养的人，希望有所作为。很少有医生会真的不顾治疗效果，不顾自身的职业操守，做不利于患者的治疗。
国外如何处理医疗纠纷
美国:医院门口都有安检，装备金属探测仪，防止凶器入内在美国，医患纠纷曾经同样是困扰医院和医护人员的社会问题。针对医生的暴力事件虽然罕见，但由于美国枪支管理较为宽松，一旦发生往往就是“真刀真枪”的恶性事件。对此，美国主要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强化制度和立法，另一方面是加强医院管理。2004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OSHA）就颁布了第一版《医疗和社会服务工作者防止工作场所暴力指南》，该指南就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医疗环境，避免和防范暴力侵入，提出了可操作的指标。
加拿大:分流病人减少医患摩擦
在加拿大，患者除非急诊，一般要先看家庭医生，再由家庭医生决定是否进行体检，是否找专科医生或专门医院就诊。家庭医生如同“收发室”，疑难杂症和大病都会转去专科医生或医院处，这样一来，病患能直接接触的家庭医生不负治疗责任，负有治疗责任的专科医生、医院又不和病患直接接触，有效保护了医护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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