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当年插队的村子里
2008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三十一年的何家村。何家村是我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也是我一直梦牵魂萦的地方。
在公共汽车上，我在想象着村里的情形：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土地承包也实行了三十年了，村里的变化一定会很大的。不用说，通往村里的那条土路肯定已经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村里原来的那些砖房草房也一定都变成了统一规划的新楼房吧？老支书的精神肯定还是那么矍铄，老队长的性格还是那么爽朗，我们的房东赵大娘的面容还是那么的慈祥，春江大叔的小儿子也早就娶上新媳妇了吧？
我甚至还有点儿发起愁来：去了村里以后，要是乡亲们都拉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该先去哪一家儿呢？住在哪里呢？在我下乡的那两年时间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当我正沉浸在美好幻想中的时候，县城的汽车站到了。
下了车，我便招呼了一辆出租车，讲和司机好了价钱以后，车子就朝着何家村的方向驶去。
在县城里，我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打量着路两边的商店。变了！一切都变了！平房都变成楼房了，路变得宽敞了，商店变成超市了，在这个县城竟能闻到一点儿大都市的气息。真的是一切都变了！只是看到一些农民还仍然穿着破旧的过去的那种中山服在街上卖菜。我想：社会的发展总是不会十分均衡的，也可能有些地方的生产力和经济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
何家村离县城三十里路，也正因为它的偏僻，我们几个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同学才选中了那里。
当时我们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锻炼人。但结果是没过两年，我们几个当兵的当兵，考学的考学，先后都离开了那里。不是怪我们几个人不遵守诺言，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真得没什么能耐会改变那里的情况，相反还给乡亲们造成了一些负担。后来，我们几个人每当聚在一起提起这件事的时候，都还觉得有些内疚。
转眼间，就到了那个村。但是在离那个村只有三百多米的地方，突然平展的柏油路变成坑洼不平的土路，车停了下来。我问司机是怎么回事？司机笑笑说：“这种事情你不知道啊！这个地方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根本来不到的地方，县里领导还浪费那个钱干什么？”
我听了觉得心里一沉：原来，他们修路不是为了让群众方便，主要是为了应付领导的检查。
我下了车告别司机，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包东西向村里走去。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心情比手里的东西还要沉重。
走到村口，便有点认不得原来的模样了，虽然的经过统一规划了的，房屋都是一排一排的。但就像我们国家的发展情况一样不大平衡，有穷有福。除了有五六家的两层楼房外，大部分还都是平房，有几处还是我在的时候的旧房子。街上也是一番破旧不堪的模样，到处堆着乱七八糟的秸杆、烂砖块和泥土。我心中憧憬着的那个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
眼前的景象倒是和总设计师设计的第一步那样，一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住上了楼房。可那是三十多年前的规划啊！现在早就该实现共同富裕了！怎么还是这种样子啊？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从这脏乱不堪的街道和破旧的房子上，我感觉到乡亲们这么多年来的生活一定是多么艰难！三十多年啊！解放战争才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而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时间才变成了这种样子。不就等于基本没有变化吗？视频上、报纸上的那些东西难道都是吹嘘——。
我不敢往下想了。
前面的路口上，有几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站在那里说话。我上前问路：“请问，赵大娘的家里在哪里？”
听了我的话，她们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其中一个年轻些的胖妇女笑着用一种疑窦的口气问我道：“你找她干什么？你是她什么人？”
我照实对她们说了。还没等她们回答，旁边一个坐在水泥墩上的花白头发老太太突然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拉着我的手迟疑地说：“你是不是小王吗？”
我有点惊讶，这位老太太怎么知道我是小王呢？便点点头说：“是啊！”
我望着她，竭力在大脑里搜寻着自己往日的记忆，但还是没有认出来她是谁。
她用布满青筋的又粗又黑的大手攥紧我的手，眼泪汪汪对我说：”小王啊！你的眼神怎么这么差呢？我就是你要找的赵大娘啊！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那几个女人的脸上都是一副惊异的眼神，那个年轻的胖妇女还在咧着嘴笑。
“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位瘦弱不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竟然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那位身体健壮、性格开朗的老贫农赵大娘啊！怪不得刚才那几个年轻的妇女用一种怪怪的眼神在打量我？
我的眼泪也一下子流了出来：“大娘！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三十多年后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场合的相见，使我们两个人站在那里激动地哭了起来。
哭了一会儿，我们擦干眼泪来到了她的家里。
还是原来熟悉的那三间旧房，院子里种着菜，喂着鸡。
我们在她简陋的屋子里坐下。她给我倒了一碗水，坐在了我的对面，满怀深情地打量着我。我看得出：我的到来使她感到一种莫大的幸福。
望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突然想起了日本电影《望乡》里面的阿崎婆。虽然她们经历的苦难不一样，但是在脸上留下的皱纹都是相似的，隐藏着说不尽的辛酸和悲苦。
她的神情已经平静下来了，她说：“你大伯早就过世了，建国（她唯一的儿子）在别的地方盖了一处房，他们一家在那边住。”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住呢？是他们不孝顺你吗？”
她说：“还算过得去，儿子还挺孝顺，就是儿媳妇的脾气有点不好，我不想看她的脸色，就一个人住这里。一个人过方便，想吃什么就做什么。院子里种了这些菜也够我吃了。油啊盐啊，什么用完了就跟儿子要，他们都会给的。”
我又问：“大娘！那等你以后动不了了怎么办？”
她笑笑说：“真动不了再说，她（指儿媳妇）再不懂事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饿死。”
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坦然。但我的心里却涌起一股酸楚，眼睛又湿润起来。一个那么可爱的老人，在生产队的时候是妇女队长，村里的劳动积极分子。没有想到她在老了以后，不能享受天伦之乐，竟然会沦落到这种悲凉的境地。我不知道该怪谁，怪社会？还是怪她的儿媳妇？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才好！
她明白我的心思，笑了笑又平静地说：“你也不要为我担心，不管怎么说，我比老支书强多了，他还不如我呢！早就钻到地底下去了”。
我又吃了一惊：“怎么了？老支书他不在了？”
她说：“早就死了十多年了，是得了癌症死的。”
她的语气很平淡，因为她已经见惯了村里的人们的生老病死，也知道自己说不定那一天会突然撒手人寰。死，对她已经没有半点威胁了，这样单调、无聊的活着，和死去又有什么两样呢？只是间隔着一个送葬仪式。
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眼睛里噙满泪水，心中立刻浮现出一个亲切和蔼的老支书形象。
我们毕业后来到何家村插队下乡的时候，老支书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生怕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们饿着、冻着和累着，总是给我们安排一些轻活让我们干；怕我们吃不好，还经常安排大队长给我们改善伙食。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他去世前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此时，除了难过之外，我的心里更多的是愧疚和自责。
我们这些下乡知青虽然从内心深处把插队的地方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嘴上经常这样说，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抽时间回来看望一下村里的乡亲们呢？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得抽不出一点时间吗？
这种责问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良知。
下午，我去了春江大叔的家里。春江大叔一看见了我，先是一句话不说，就是那么握着，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转，我感觉到了他的内心深处也在流泪。
刚强男人的泪水都是流到肚子里的。
他和我握了十多分钟之后，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唉！小王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咱们农民竟然越活越倒栽了。”
接着，他详细地给我讲解了我们走后村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他其实是很健谈的，我们下乡的时候他是大队会计。
他说：“每逢想起这件事都让我们难受。实行大包干那一年，咱们大队里的机械都快置备齐了，面粉厂也刚刚建好开始磨面了，可是，上面来了文件硬是非让咱们分开。开始我们几个大的对干部想顶住不分，后来公社的干部来，县里的干部也来。什么“余孽了”！”保守落后了”！什么反党了！反社会主义了！那大帽子一顶接一顶的给咱们往头上扣，我们真的顶不住才分开了。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这搞集体化不算社会主义，难道分开大包干算是社会主义？”
我解释着说：“那个时候，可能是中央对下面的情况不太了解，知道了也不会搞”一刀切”。
春江叔说：“球！分开的时候，咱们队的社员有好多都哭了啊！特别是那些妇女们，哭得是多伤心啊！唉！怪不得当年毛主席说复辟倒退呢！当时咱们也弄不清是啥意思，这下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复辟倒退。这一复辟倒退，咱们老百姓可是遭了大罪了！”
我一直流着泪听完了他的这番话。
这些年，我一直在上面工作，思想也是跟着上面的形势一路走过来，认为大包干确实是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的精神面貌真的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想到来到农村实地一看竟会是这样。我心里感到非常矛盾，也非常自责，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才好。
晚上，我又到老队长的家里去看望他，他已经瘫痪在床上多年，容貌苍老了很多。望到他那种无可奈何、近乎于绝望的神情，我又一次流下眼泪。
我走访了好几家老乡亲，就数他的家境不好，主要是因为他生了一场大病，家里花了很多钱，还欠了一些账，都由两个儿子分担，沉重的债务负担把两个儿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两个孙女考上了大学都没有上，都到南方打工去了。他们挣的钱也全都寄了回来，都是为了给他治病。老队长趁着老伴不在轻声对我说：“我这是在造孽啊！我早就不想活了，连累了儿子还连累孙子辈子儿。要不是老伴拦着我，我早就喝药死了”。
幸亏这几年开始有了合作医疗，要不是他真得活不下去了。望着他身体矮小且佝偻着腰背的老伴，我心里一阵发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样的话才能安慰她。
现在的农民们都是这样，他们有苦有难心里有委屈，却没有地方去给谁诉说，也确实没有人去倾听他们诉说。乡政府的人平时根本不下来，就是下来也不会给老百姓解决什么问题。过去的那些年在大搞计划生育的时候，老百姓看到他们都吓得哆嗦，只要他们不再跟农民要东西就谢天谢地了。
高高在上的掌握着话语权的那些专家学者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这些情况，或者是明明知道却故意隐瞒。因为如果让中央领导人知道了大多数农村这种真实的情况之后，他们所吹嘘的伟大成果不就成了弥天大谎了吗？
在一整天的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帮他们这些生活在艰难生活中的农民。他们仍然在热爱着我们的党，仍然在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起中央领导人的名字时，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他们期望着中央领导人总有一天会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他们说如果中央领导人知道了这种情况，一定会来救他们的。
现在的农民们，实在还是生活在那种一盘散沙状态的封建小农生活结构之中。他们在百般无奈的时候，只有到村里的小庙里拜拜菩萨，拜拜毛主席像。他们虽然知道这样做也没有用。可是，谁能来帮助他们脱离那种痛苦而又无奈的生活状态呢？
那一天，我流出了三十年都没有流过的那么多眼泪。面对那些淳朴善良而可怜的乡亲们，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只是写下这些文字。希望有能帮助他们的人来帮帮他们，让他们早一天脱离这种悲惨而绝望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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