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为《风险管理》杂志的专访稿，刊发2011年第1期《风险管理》)
问：近年来，国内大型银行改革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次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内银行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表现一枝独秀。您觉得这能否说明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特别是风险管控已经达到国际先进银行水平？
答：虽然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取得很大进步，但是在技术和基础管理方面仍然很薄弱，还远未达到精细化、专业化的水平。
在风险管理技术方面，国内银行业在数据基础、IT系统、计量技术、管理工具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风险管理基本停留在基于经验判断甚至“拍脑袋”的阶段。近年来虽然有了较大提升，但是风险管理技术特别是风险计量技术仍较为落后。现代金融风险管理中有个说法，“无法计量就无法有效管理”（You can't manage what you can't measure）。这方面的差距需要尽快弥补。应该说，在提升风险管理技术方面，国内银行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在充分借鉴、分析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我们的技术方案和发展路径，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内大型银行最为有效的技术研发思路是：借鉴国际成熟技术、立足国内市场环境，基于自身业务数据。这样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成本，研发出最适合我们自身需要的技术工具。
在基础管理方面，国内银行业风险基础管理还需要一个全面提升的过程，特别是在基础制度和基础流程方面，亟需进行系统的梳理、优化和再造，提升精细化和专业化。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在强化风险基础管理方面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目前也基本找到了有效的实施路径——即对照巴塞尔协议Ⅱ要求补齐短板，系统提升基础管理水平。
国内银行在风险管理诸多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而其中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海外、表外、贷后、押品以及区域政策等方面。虽然这些薄弱环节对银行整体风险的影响目前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什么这么说，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担心。
其一，有的问题从发展趋势看很不乐观，风险有不断滋长的态势。例如国内银行表外业务近年来发展速度普遍很快，存在垫款风险增加以及风险向表内转移的趋势，不能掉以轻心。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由于外部监管和内部管理中对表外风险重视不够，巨大的风险敞口由表外向表内转移，最终导致风险失控。
其二，有的问题属于低水平的管理缺陷，超越现代商业银行可容忍的底线。这类问题近年来在监管部门以及银行自身检查中经常发现，而且长期存在、屡查屡有，与现代大型银行的形象很不相称。
其三，有的问题虽然现在还无碍大局，但将对银行长远发展战略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海外机构风险管理薄弱问题。虽然目前国内银行在海外的业务总量还不大，蒙受损失也不大，但是如果从将来国际化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现在就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
问：近年来国内大型银行的海外业务发展很快，随着大量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银行服务自然要同步跟进。客户全方位、全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国内银行“跟随客户”加快国际化步伐。请问，您怎样看待目前商业银行海外业务风险和国家风险管理？
答：目前国际化战略已经成为国内大型银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海外业务并不是境内业务的简单延伸。国内银行在海外经营中面临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等与境内差异很大，仅仅依靠在境内业务中积累的风险管理经验、方法和技术手段，无法适应海外业务风险管理的要求。
近年来，虽然国内大型银行海外机构的经营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水平有了长足提升，但是与国际化大银行的地位相比还是不相称的。长期以来海外机构的风险管理更多还是依靠属地监管以及自我约束，基本上游离于银行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之外，管理基础薄弱。此外，国内银行海外机构还存在转变定位的问题。过去，海外机构主要是作为境内银行在海外的“窗口”，自身在当地市场的定位还不是很清晰，换句话说，还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的市场主流，并找到体现自身特色的业务定位。应该说，就国内大型银行海外机构目前的状况来看，从“窗口”定位到立足当地市场的战略性、功能性定位的转变还没有完成。
虽然国内银行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绝对金额也不小，而且从中暴露出海外业务风险管理方面的诸多薄弱环节。从危机之初的雷曼兄弟倒闭到后来的迪拜世界债务危机，大家发现都能够从债权人中找到国内银行境外机构（分行或子公司）的名字。当然，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受到多大损失，而是我们国内银行在面对像雷曼事件等重大风险时，还做不到在第一时间准确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风险敞口。换句话说，面对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我们在风险识别、风险响应等基础管理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此外，近年来的内外部检查中，发现不少海外机构存在制度不健全、风险内控和制衡机制不完善、市场风险计量和监控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都是基础管理的问题，尤其需要引起重视。
银行跨国经营，必须要高度重视国家风险。目前国内银行在这方面研究还相对欠缺，有限的一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主权风险（Sovereign Risk）方面。实际上，主权风险仅限于国家或政府机构违约带来的风险，而国家风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既包括主权风险，还包括转移风险（Transfer Risk），即因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或法规禁止或限制资金转移（比较典型的如外汇管制、资本流动管制等政策）而带来的风险方构成的风险以及战争、政治动荡、政府征收、金融管制、国有化等带来的风险。从目前国际形势、地缘政治等发展趋势看，对国家风险的研究和管理将越来越重要。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内大型银行的国际化战略既面临着挑战，也迎来了历史机遇。海外业务拓展不能有“抄底”的心态，更多地要基于自身的实力和能力，而风险管理是其中重要的核心能力。做好海外业务风险管理，需要找准定位，统筹管理，全面提升基础管理水平。结合海外机构属地监管要求和当地市场情况，打造独立、健全的风险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将海外风险管理纳入银行统一的风险管理体系，实现境内外统筹管理；着力从技术、流程、人员等方面提升风险内控基础管理水平。
我个人认为，目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发挥好境内外联动优势。很多“走出去”企业与境内银行相关分支机构已经有了长期的合作，俗话讲就是“知根知底”，通过境内外联动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风险管控的有效性。二是全面提升海外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对各类风险的识别和管控技能，尽快融入当地市场，增强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是防范合规风险。熟悉并严格遵循东道国的法律以及监管规章，对合规风险实行“零容忍”。四是高度重视国家风险。重点加强国家风险研究，密切跟踪东道国的法律和金融监管动向、市场波动、利率和汇率变化等，增强风险识别和响应能力。五是完善覆盖全球的统一IT支持平台，实现对境内外各项业务、各类风险的统一监控和有效管理。
问：从国外银行发展历程来看，表外业务是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也是银行重要利润增长点。近年来国内银行表外业务发展非常迅速，您怎样看待国内银行的表外业务风险管理？
答：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很多知名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都是在表外业务上出了问题。在危机前，丰厚的利润驱使很多金融机构大量开展表外业务，或者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杠杆比率不断放大，大大超出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的范围。最终出了问题以后，表外风险大面积地向表内转移，造成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其中很多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近年来国内银行表外业务的迅速发展，既满足了客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也大幅增加了银行非利息收入。但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很多基础管理方面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目前，国内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普遍较为薄弱。特别是承兑、保函、信用证等信用风险较高的表外业务，还存在明显的风险管控漏洞。此外，还发现一些分支机构用贷款来承接表外业务，掩盖垫款风险暴露。应该说，在风险基础管理还不配套的情况下，表外业务高速增长可能带来风险的失控。
目前表外业务的最大风险不在于管理有多难，而在于没有意识到风险。应该说，从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敞口来看，表内表外并没有截然的分别，只是会计处理的差异而已。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表外业务风险存在很多模糊乃至不正确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念，就是认为表外业务是低风险业务，或者是风险很小的中间业务，而没有意识到很多表外业务银行要承担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其风险敞口、资本占用等与贷款没有两样，收取的手续费远不能覆盖其中的预期损失和资本成本。由于没有意识到风险，自然就谈不上对风险的积极管理。
对于国内银行来说，表外业务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风险管理措施。表外业务种类繁多，对表外业务需要区分不同的类型进行精细化管理，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措施和管控要求。如果用一个标尺进行准入、用一套政策进行管理，很容易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结果。
目前，国内各大银行都从战略层面强调发展中间业务，并在考核机制等方面予以倾斜。在考核激励和市场份额排队等因素驱动下，有不少分支机构将表外业务作为“价值转移”的工具，把原先贷款的部分收入转为表外业务收入。虽然说只要风险可控，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是“价值转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它并没有给银行创造出新的价值，只不过是在不同会计科目之间的转移。我个人理解，目前有必要对表外业务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要立足于客户的真实交易需求来创新和发展表外业务，要基于合理的风险安排来确保收益最大化，要基于对客户整体金融服务方案设计来合理统筹表内外业务，使表外业务真正发挥价值创造的功能，尽快成为国内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问：银行信贷活动的全流程包括贷前、贷中和贷后。在谈到风险管理时，银行往往比较重视贷前和贷中的管理，而忽视贷后管理。实际上，贷后环节是信贷周期中持续时间最长、不确定性最多的环节。您怎样看待贷后管理，您认为当前国内银行在贷后管理方面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贷后管理的实质是贷款生命周期管理。现代银行信贷经营有两种模式：一是“发起—转让”，另一种是“发起—持有”。前一种模式下，贷款仅仅是作为基础资产，银行更多是关注后续的金融服务（收益也主要来自于此）。而在“发起—持有”模式中，银行收益则主要来源于对贷款生命周期的管理，换句话说，银行的价值实现主要是在贷款发放之后。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比较重视客户选择（包括贷款审批），但实际上贷款质量不仅仅取决于客户选择。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银行在选择客户的时候，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保证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完全准确的决策和周密的风险安排（例如贷款条件、风险缓释等），信贷决策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瑕疵，这需要贷后环节的工作来弥补，这种情况在国外银行也是很常见的，银行在合同中本身就预设了很多保护性条款（像预期违约条款等），实际上也是为贷后的主动管理和有效干预提供支持；二是即便银行在审批决策时信息充分、判断正确，但在贷款发放后漫长的生命周期中，客户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外部市场环境、宏观经济形势、国家政策法规等都会发生变化，很多变化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客户还款能力。在此情况下，银行必须根据新的变化，迅速对风险安排方案、控制策略、缓释安排，乃至贷款交易结构等进行调整（如调整还款计划、期限、利率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贷款质量是难以得到保证的。从国内银行的历史数据来看，在整个信贷生命周期中，贷后环节是出问题最多的环节，带来损失通常要占到全部损失的六成以上。
贷后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决策和行动。过去很多人将贷后管理简单等同于跟踪监测，实际上跟踪监测仅仅是贷后管理的一个方面内容，贷后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决策和行动。通过客户情况跟踪、风险监测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但是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关键是必须在此基础上迅速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有人拍板。决策定下来的方案，要有人迅速予以落实，付诸行动。市场情况瞬息万变，早作决策、早采取行动，损失将会大幅减少。这方面有不少正面和反面的案例。
国内银行目前在贷后管理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首要任务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有人管的问题。要建立专职的贷后管理队伍，落实管理责任，做实规定动作，彻底改变过去那种“齐抓共管”最终却没人来管的局面。
二是解决不相容职责分离的问题。市场营销和贷后管理属于不相容的职责。过去由一个客户经理完成市场营销到贷后管理整个流程，虽然表面看效率很高，但是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特别是在风险揭示、风险处置等关键环节）。
三是解决专业化管理的问题。要建立专业化的队伍、专业化的系统和工具（特别是贷后跟踪监测、风险预警和管理响应系统等）。国外银行大量运用IT系统、数据挖掘技术等为贷后管理提供支持，这方面国内银行业还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尽快摆脱贷后手工管理、台账管理的落后模式。着力强化贷后管理系统和工具，以专业化的技术拓展贷后管理的广度和深度。
问：与巴塞尔协议I相比，巴塞尔协议II扩大了抵押担保的范围，改进抵押担保的处理方法，并对抵押担保的持续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突出了面向过程的监管思想，为商业银行改进抵押担保管理提供了激励，提高了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度。但是，押品管理在国内银行业还刚刚起步，您怎样看待国内银行业押品管理的现状和今后的工作重点？
答：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大力推进押品制度建设、系统开发等基础工作，并将押品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范畴。从整体进展来看，押品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客观地讲，长期以来管理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 收取押品的目的是缓释风险，不是为了满足表面的合规要求。押品对风险的缓释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押品本身具有价值，银行对押品变现后的价值拥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受偿权——这就是“第二还款来源”功能；二是客户的某些资产（如厂房、设备、个人住宅等）设定抵质押后，客观上能够对其日常生产经营、心理感受等方面产生压力，起到督促客户履约的作用——这就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功能。
在授信业务中引入押品来缓释风险是银行业通行做法。国外银行也仅仅是对少数优质客户发放信用贷款，通常总量不到1 / 3 ， 而且准入条件非常苛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银行在评估风险、选择客户中难以做到有100%的把握，通常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银行无法事前考虑并作出相应的风险安排。因此，选择押品作为风险缓释措施，本身就是降低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于押品要关注其经济价值，而不是形式合规。重视外在形式而忽视风险缓释的内涵，则背离了押品管理的初衷。目前“重形式轻内涵”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有的基层行同志在信贷经营管理中，仅仅将设定抵质押视为贷款的形式要件，没有对押品的经济价值、法律效力、变现能力等做实质性审查，有的甚至搞形式主义乃至弄虚作假。
当前国内商业银行押品管理的主要薄弱环节在于准入、估值和贷后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对押品的准入标准，特别是一些新的押品类型规定相对原始、笼统。像一些生产生活中常见的知识产权（商标、专利等）、生产资料、新型收益权、金融资产等，目前都还缺乏详细明晰的规定。另外，还未能做到针对不同押品的特点以及价值波动、变现能力等对抵质押率设定差别化的标准。由于标准不够清晰、严谨，客观上导致实际操作中主观判断、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有的经办机构对押品选择较为随意。有的以借款人的设备作为押品，但未将成套设备完整设定抵押登记，遗漏部分关键设备，造成处置变现困难；还有的缺乏必要的市场调查，押品在当地市场有价无市，等等。
第二，权证办理、放款前押品落实、贷后检查等流程关键环节缺乏刚性的风险管控机制。主要问题包括：一是放款与落实押品衔接不畅，导致无抵质押物或未签订抵质押合同放款的情况时有发生；二是操作流程的岗位设置要求不明确，一些分支机构客户经理和押品权证办理等不相容岗位没有分离，导致出现管理疏漏、抵质押悬空等情况；三是贷后检查不到位，缺乏常态化的抵质押监测机制，往往未能发现押品变动乃至灭失等情况，补救措施不及时；四是权证管理不规范。有的在会计部门保管，有的在则放在业务部门、风险部门等保管。
第三，估值方法和标准不统一，职责不清晰，押品价值重估尚未有效开展。长期以来，国内银行对押品的估值方法、重估频率、岗位职责、管理流程等缺乏清晰具体的要求，价值重估工作进展滞后。重估不及时导致押品价值的不利变化难以被及时发现并处理，风险缓释效果无法得到保证。
当前我国银行业押品管理主要任务是完善基础管理，提升押品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重点是以下方面。
一是政策要统一。押品政策要作为风险管理政策的一部分，要遵循银行统一的风险偏好。银行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押品（不是所有法律允许的押品银行都接受）、针对不同押品愿意接受多大的抵押率等需要根据银行自身的风险偏好、管理状况等科学确定。
二是岗位要明确。无论是采取集中还是分散的管理模式，明确管理职责都是基本要求。要避免出现“谁都管理，谁都不管”的现象。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要求，总行、条线、层级在押品管理方面要明确岗位，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岗位上。
三是职责要分离。接受押品、价值评估、风险审核等不相容的职责要实现分离，杜绝“一手清”现象。职责分离主要在流程中实现，基于管理需要，部分职责也可通过建立独立的部门、团队等形式来实现。
四是覆盖要全面。押品种类繁多，而且随着金融发展创新，很多新的金融产品和权利也将要进入押品的范围（以权利质押为主）。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银行押品管理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土地、房产、设备、存单等抵质押，要做到全面覆盖。
五是监测要及时。押品接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需要密切跟踪，风险监测要及时。发现押品不足值或者低于合同约定警戒线的，需要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例如要求客户追加担保）。很多押品市值波动较大，实时监测是做好风险管控的基础。
六是估值要专业。要改变押品估值凭经验甚至靠拍脑袋的状况。完善不同押品估值的统一标准和技术方法，建立抵质押率标准、押品回收效果等关键风险参数的日常管理和动态维护机制。同时，可引入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外部信息源，提高押品估值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七是审查要自主。银行可以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力量来承担押品管理的部分工作（例如特定押品的评估、处置等），但是不能完全依赖第三方或者将核心工作外包。必须坚持做到对押品风险状况的自主审查。这次金融危机中，很多金融机构就因为没有坚持自主的风险审查和估值，依赖外部评级结果做决策，最终吃了大亏。
八是系统要配套。要尽快从落后的台账管理模式过渡到基于IT系统管理。特别是押品的风险跟踪、定期估值等方面，没有专业化的系统支持是难以实现的（人工和台账管理成本高，效率也跟不上）。
问：您在前面提到，区域政策是国内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之一。在我国银行业经营方式向精细化经营转变的过程中，实施区域差别化政策是必然选择，当然也对银行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怎样看待银行实施区域差别化政策的意义和要点？
答：区域差别化的实质是统一偏好下的政策精细化。在过去国有银行统一法人制度不健全、统一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区域差别化很容易成为各行“自行其是”。现在谈区域差别化，是在统一法人、统一风险偏好下的差别化，目的是把各个区域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把积极性最大限度调动出来。以往国有大型银行总行在政策制定中，往往对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考虑不够充分，调查研究也不深入，很多政策是“一刀切”。当前，复杂的风险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银行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的精细化水平，针对不同区域、行业、客户和产品的风险特征，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措施。
全国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不同、市场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路径不同，总体上看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备，新的投资需求相对较少。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目前面临较好的政策机遇，投资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信贷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这样的现实。此外，不同区域在某个行业可能形成特殊的集群优势。一个行业在某个区域要限制，而在另一个区域很可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此外，大型银行的各地分行在当地长期发展过程中，在经营重心、业务结构、客户组成等方面形成自身的特点，具有自身特定的比较优势。因此，用同一个政策、同一个标准来要求不同区域的分行，必然会制约竞争力的发挥。
实施差别化政策的意义，一是在于通过为分行提供政策支持，使得那些确实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客户可以获得信贷资源，也使得各个区域分行的“长板”更加突出。二是在于引导各分行按照区域优势和经营重心合理配置有限的信贷资源，充分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形成合力，促进银行信贷组合的不断优化。
区域差别化的要点和难点是找出“五个优势”——市场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区位优势和管理优势。这种优势必须放在全国、银行业的维度来比较，而不是“矮子里头拔高个”。当然，这说起来相对容易，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对于一家大型银行来说，重点是要抓好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根据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和城镇化政策，立足区位优势，明确各区域发展方向。一是对于区域振兴规划涉及的地方分支机构，适度给予政策倾斜。二是针对东部、中西部、东北等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特点，采取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安排。
另一方面，甄选各个分行的优势行业和客户，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各个分行在执行统一信贷政策的前提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选择具有 “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客户：（1）国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行业和区域发展规划重点支持；（2）具有资源禀赋、产业集群效应，具备成本、技术等比较优势；（3）上下游产业链较为完整，掌握定价权；（4）政府在税收、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或支持；（5）在当地GDP贡献度或工业总产值占比较高；（6）不良率低于同口径银行平均水平；（7）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较小，发展前景良好；（8）对该行业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强，如已成立专业的营销团队或研究团队，已制定专门的审批指引或规章制度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