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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山村民自治之路:洒不洒农药,村民半年开25次会


 

    姚国华在他57岁这年等来了他的“第二春”。
    他的“第一春”是10多年前,“我被上级指派为兰香村支书”。
    “第二春”有些突然,他被31户村民选为村里葡萄股份制种植项目主管,又成了村民追随的“带头大哥”。
    姚国华及村民的致富梦,始于一群云南民营企业家发起的一个原始森林生态保育项目——既保护老君山的原始森林,又能让村民致富。
    老君山,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流而过,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同时,这里也是三江重要水源补给地,这里的生态与长江水息息相关。
    放下砍刀,扛起锄头,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环保与致富如何共赢?
    姚国华和他的村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

姚国华

天上掉下的馅饼
    宣传动员大会很特别。去年的4月7日,云南丽江玉龙县石头乡兰香村。除了村里班子会成员、小组组长及村民代表外,乡人大主席兰丽国和邓仪也是其列。
    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给村里送钱来了,但没有带来项目。
    邓仪是长江第一湾高山原始森林生态保育项目执行团队的负责人,代表的是每年捐资上百万的一群云南民营企业家,村民称之为“外援办”;乡人大主席兰丽国受乡委乡政府的指派,代表“乡政府”。
    给村里送钱,但并非天上掉下的馅饼。
    钱有两部分组成,一方是乡政府向上级争取来的产业扶持款,另一方是企业家的捐款。
    虽说是送钱,但也不白给。村民自己找寻、申报及通过项目后,自筹一部分经费,邓仪或兰丽国以1:1比例配套一部分,使得项目顺利进行。邓仪将此喻为“钓鱼策略”。所有项目都有一个前提,必须保护村里的森林,禁止伐树。
    兰丽国和邓仪奔走了石头乡的47个村寨。邓仪也无数次承诺:不干涉项目、公开招标、申请批准、下放资金。
    会议之后,村民们奔走相告。一群群的深山农民,一个个的村民会议,在这处老君山脚下的村寨里召开。
    在兰香村中秀小组全体村民的选举下,姚国华战胜小组长姚四清,成为“带头大哥”。
    姚国华称,最吸引他的还是“不干涉项目”。
    多年前,在退耕还林的大浪潮中,他也曾带领村民上山致富,种下核桃、板栗等经济林木12多亩,可多年过去了,因不适应,挣不了几个钱。

邓仪

被抛弃的“能人经济”
    姚国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村小组耕地128亩,人口128人,常年依靠种植烤烟才得以生活。但是,烤烟的种植利润空间却越来越少,加之村寨周边的栎木被砍伐殆尽,村民不得已从外村,以每车2000元的价格购买,虽说政府推广煤替代木材来烤烟,但煤块的价格也不低。
    “每亩地的纯利润,不到2000块。”姚国华说,种了20多年的烤烟,也该找找新的出路了。
    邓仪带来的项目,给兰香村瞧见了一丝希望。
    数天里,太阳下山,30多户的代表就聚集一堂,开会。
    “搞什么项目,种什么呢?”
    有提养牛的、养猪的,有说种魔芋的、种葡萄的……
    到底干啥?村民们也纠结了。
    接着,养牛、养猪的提议,被村民们一一否定。
    种魔芋可行吗?小组长姚四清去丽江魔芋厂探了探路。回来后,他告诉大伙,魔芋种子贵,投入大,一亩地的投入少则八千,多则上万,而且近些年价格还不稳定。
    最后,姚国华提出种植葡萄。理由很简单,他在附近的永胜县见过成片的葡萄园,丽江有种植葡萄的基础。他们也可以从村里划出25亩地,即便5年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也不至于影响到村民们的生活,风险小,便于控制。
    邓仪称,这个项目主要采取的是村民自治方式,抛弃常规的“能人经济”,让村民自己做主、共同协作,体现公平。“也因此,我们注重的是决策过程,你瞧村民们天天开会,研究一个葡萄园种植项目,虽说花了近一年时间,这也是值得的。”

 

中秀小组的会议

 

外出考察激励信心
    改变,始于去年8月一次远行考察。
    目的地是云南盛产葡萄的弥勒市,考察成员除了姚国华外,还有8位外村的村民。远行前,老婆给他备下了最好的衣服,全村人来给他送行。姚国华记得,上次的远行在1984年,他带老婆到过昆明,老婆过马路都还是他牵着走的。
    姚国华心想,25亩葡萄园的“大项目”,他有底气。
    可是一到弥勒,姚国华就傻眼了。“25亩,弥勒随便一块葡萄园也不止25亩,真是拿苍蝇比水牛;更可气的,在弥勒,洒水车可以直接开进葡萄园,村民住的都是三层的小洋楼,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私下,姚国华向一位队长打听葡萄的收入,听说每亩收入2.5万后,他更气了,“土质也不如我们,还请工人种植,也没用农家肥,就能挣到两万五”。
    一个礼拜后,姚国华回到兰香村。第一件事,便是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唠叨了两个小时后,人人信心十足,种葡萄获得了全体村民通过。
    10月,在邓仪团队的再次帮助下,专家来到村里检测土质;年底,村民基于厚望的3位技术员再赴弥勒,学习葡萄的栽种、剪枝等技术。
    项目虽定下了,路才刚迈步。
    谁出多少钱,股权如何分配……姚国华和村民意识到,还有一堆的问题需要解决。
    开会、再开会……
    姚国华等人商议,25亩葡萄的总投资25万元,邓仪代表的公益基金出资12.5万,余下的按照每股1000元集资,考虑到每户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采取土地入股或现金入股的方式,每户不超过5股,不接受村外人的入股,以保证“人人有粥喝”。而关于葡萄园的运转,目前考虑通过发工资的方式运作,村民栽种给钱、技术员剪枝、会计出纳记账,分别领取相应的工资。
    为此,姚国华给每人解释了一番“什么是股金”,事实上,他对此也是一知半解,只明白谁投的多收益自然多。
    最终的商定被写在了纸上,每户村民都按下了红手印。
    下月初,葡萄苗种将下地,栽种在中秀村寨。

小白兔与小灰兔的选择
    不过,也不是所有村民申报的项目都能通过。
    乡党委书记董国梁说,生态扶持款是有限的,项目资金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从众多村民申报的项目中,通过竞标选取最好的。邓仪代表的项目团队一票、董国梁代表的乡委乡政府一票、专家代表一票、各村选举的代表各一票,以保证公平。
    去年7月,通过竞标,9个项目被选中,其中就包括姚国华的葡萄种植项目。
    然而,有高兴的,也就有沮丧的。
    兰香村的中和组,在专家检测完土质后,其葡萄种植项目被否定;桃花村的红旗组,其项目未得到全体村民通过,因此被否定。
    乡党委书记董国梁说,为了帮农民致富,以往的做法,是向上级争取到资金后,多数交由村委会组织,让村委会扶持大户或能人致富,从而带动普通村民的致富。如今采取的村民股份制合作社模式,极为创新,与生态保护息息相关、紧密联系,而乡政府也随之转变,以服务为主,不再“指手画脚”,但全程监管。
    “关键是村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以前乡政府要求村民保护生态,现在是村民自己要保护生态。”董国梁评说。
    丽江市委书记罗杰在当地走访后称,这是一种社会管理创新,合作社的内核在于股份制,这才是它最积极的一点,以资本为纽带将大家的心栓在一起。“人家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我们改革发展到今天,体制才是第一生产力,机制才是第一生产力。”
    种子播下,在老君山遍地开花。
    利苴村三岔河小组,天麻股份制合作社进行的如火如荼,生态保护也获得了认可。
    村民选举的主管兰丽华说,乡里给他们争取了30万的产业扶持款,有人提出平均分给全体村民,但经过反复商议,还是决定成立合作社,30万作为启动资金。
    可是,还是有人担心种植天麻失败,30万元打了水漂。
    兰丽华给村民们讲述了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
    《小白兔和小灰兔》。小灰兔和小白兔帮老山羊收白菜,小灰兔接受了老山羊送的白菜,吃完了又去要,小白兔不要白菜要菜子,自己种白菜,收了很多白菜,还给老山羊送去一担。
    讲完,兰丽华问大伙:
    你们是想做小白兔,还是想成为小灰兔?

被约束的盗砍盗伐
    当姚国华等人为项目焦头烂额时,最开心的属邓仪了。
    按照约定,项目一旦通过,村民必须签订自然保护地管理条例,并盖上大红手印。
    姚国华所在的中秀组是如此表述的:本村村民盗砍盗伐者,每棵罚款300元,给予举报人每棵150元的奖励;外村人盗砍盗伐者,每棵罚款500元,再移送林业部门处理。
    其实,姚国华对生态保护的认识很简单。一是扶持项目的要求,“我拿了他的钱,就该听他的”;二是来自切身的感受,以前山上砍伐的树多了,形成一条条干沟,没了植被,大风一过,整个寨子都是灰蒙蒙的,“这种日子不好过,现在城里不是也说雾霾也不好受吗”。
    正如此,邓仪试图通过人的改变,在保护中受益,来进行生态保护的目的。
    在富山组,盗砍盗伐的处罚适地改变:偷砍盗伐松树或成才杂木者,每棵罚款200至1000元,砍一背干柴处50元罚款,砍白芸豆杆一根处5元罚款。
    邓仪说,他3年前第一次到老君山时,家家门前堆积的木材,连门也进不去,现在去很难看到了。
    乡人大主席兰丽国坦言,1998年前,老君山深山村民靠砍树卖木材供家庭的日常开销,或供孩子上学。
    小组长褚学才说,利苴村是进出老君山的门户,90年代,来来往往拉木材的货车络绎不绝,有些树要5、6人手拉手才能抱上。如今,天麻项目启动,村民自然要保护森林了,他们甚至明细到每家每户,根据人口的多少和年幼,只能允许每年砍伐1至3车的柴火。
    乡党委书记董国梁坦言,面对滥砍滥伐,以前就是一个字“堵”,乡里80%的精力放在了老君山,而今不一样了,村民开始自发保护生态。
    时至今日,老君山已成立天麻、玛咖、猪苓、野蜂等股份合作社,惠及到11万亩的保护区。而整体投入目前还不到200万元,而且其中大部分作为股份制合作社的公益股金,很有希望收回。

被改变的村民
    事实上,村民的智慧,也是专家望尘莫及的。
    河源村新房小组有24户人,其中5户成立了养殖野蜂股份制合作社。可牵头人李玉坤遇上了难题,野蜂养殖最忌讳周边农田农药的喷洒,农药不杜绝,野蜂就养不了。
    李玉坤求助邓仪团队。
    邓仪团队请来了专家到寨子里讲座,讲解农药的危害。讲座途中,村民们就开始讨论生病住院与喷洒农药的利弊,甚至于计算住院费用与农产品减产的经济代价。
    专家走后,李玉坤召集村民,前后花费半年开了25次会议。此后,24户人家只剩下2户不愿意停用农药。
    怎么办?在全体村民的“努力”下,《新房组农药禁用制度》被通过,其中一条是“对违反农药禁用制度的村民,全村其他村民将不参加该户的红白喜事”。
    第二天,最后2户人家也彻底放弃了农药。
    3年来,邓仪最难忘的是,新房组的李玉坤到县城看他,见有一本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书,非常感兴趣,邓仪主动提出送给李玉坤。几天后,李玉坤找到邓仪,说“这本书太反动了”。
    邓仪哑口无言。
    邓仪说,这说明村民缺乏信息,长年养成一种假大空的东西,因此改变村民本身,比给村民一个项目或资金,显得尤为可贵。
    可喜的事,通过3年的努力,邓仪团队已帮老君山村民成立了10多个股份制合作社,10多个村寨银行,并逐步培养了村民自治的习惯。去年,云南省政府创新办专门划拨10万元,加入到此项目经费中。
    邓仪相信,即便他的项目团队两年后撤出老君山,也不会停止村民生态致富的步伐,“他们已经历洗礼,知道路该怎样走了,尽管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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