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感和温饱
“没体会过饥饿是什么滋味的人，不会知道粮票的重要。 ”白少川说。
他本人对饥饿的切肤体会，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
想起那个时候，就有一堆堆白薯蹿到脑子里。“粮食不够吃，就印制了一种白薯票，买一斤粮食的钱，可以买5斤白薯。”白少川说，为了多吃点，大家都疯了一样抢，只要粮店来了白薯，就会排起大长队，要是隔一天卖，还得起大早，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围紧围脖，排半天儿队，“就为了多买几斤白薯。 ”
那时，白少川在密云粮店工作，亲眼见过和听说过很多和饥饿有关的故事。
1962年，密云太师屯中学一个体育老师，36斤的定量实在不够吃，就给粮食局写申请，想每月用5斤粮票，买15斤喂牲口用的麸子。这是个破例的举动，密云县粮食局集体商议后，还是同意了。“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才能明白粮票的重要作用，一种低水平的公平，至少保证了所有人都有饭吃，在这一点上，粮票的功劳是巨大的，否则不知要死多少人。”白少川说。
渐行渐远
从1964年开始，白少川就不觉得粮食少的恐怖了。
定量慢慢恢复到了30斤的水平，粮食渐渐有了富余。粮店开始增加一项新业务，帮助市民储存粮票。
北京粮票一月一换，用不了就作废，存在粮店，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下去。到了1978年，北京在册的储存粮票，高达1.6亿斤。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是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没有粮票，又需要生存。
需求产生市场，粮票富余的人开始和需要粮票的人物物交换，5斤面票换1斤花生米，30斤换一个脸盆，500斤换一个大立柜。“几乎到了盛行的地步，在农贸市场，随便换，几乎没人管，也管不了。 ”白少川说。
为了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吃粮问题，国家也推出了议价粮政策，专门有一些议价粮粮店，卖粮食给没有粮票的农村人，价格比平价粮高。
这种价格差的存在，催生了倒买倒卖粮票的行为。
谁都会算这样一笔账，平价富强粉2毛五一斤，议价5毛。花1毛买粮票，套购出平价粮，再高价卖出，每斤能赚1毛五。
这么赚钱的事情，自然有人抢着干。国家打击了很多次，依旧屡禁不止。
这让政策制定者们隐约感觉到，粮票的历史使命，似乎可以终结了。
粮票退市
1993年5月11日，在全国首个使用粮票的北京，倒数第二个停止了粮票的使用。
随着粮票的取消，粮食的政府定价也同时取消。北京的1000多家粮店也先后开始了企业改制，他们和市场上的粮食商贩竞争价格，自谋生路。
这种退出和进入，也并非一帆风顺。
1994年，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国务院批示要慎重，争取挺过来。
还真挺过来了，到了1996年，粮价又回复到了一块钱的水平。这让几十年习惯了标准粉一毛七，富强粉两毛五的北京人，体会到了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
除了存在粮店里的粮票白白浪费了，白少川没觉得不适应。虽然他家定点买粮的太平桥粮店关张了，但他也可以到附近的市场买，粮价虽然涨了很多，但工资也涨了，并不觉得有多大压力。
到粮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白少川做了一个统计，40年间，北京发行了约6000多种粮票，总面额500多亿斤，这也是北京人40年用掉的粮食总量。
（摘自《时代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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