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玉龙纽“武功十全之宝”，清乾隆，高9.6厘米，方12.9厘米。清宫旧藏。 碧玉，印四周有乾隆帝御制“十全之宝说”。
太上皇帝之宝，通高15厘米，纽高7.3厘米，印面22.5×22.5厘米。
碧玉质，交龙纽，满汉文篆书，四周刻乾隆皇帝《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的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
田黄石乾隆帝三联印，左“乾隆宸翰”，正方形，高1厘米，边长2.6厘米；中“乐天”，椭圆形，高1厘米，长径3厘米，短径2.3厘米；右“惟精惟一”，正方形，高1厘米，边长2.6厘米。
此玺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所镌。系由一块相当大的田黄石雕刻而成。三方印链连在一起。
玺文“惟精惟一”、“乐天”皆出于儒家经典。以“惟精惟一”为文之玺在乾隆早期即有多方，常与“奉三无私”、“乾隆宸翰”一同使用。“惟精惟一”出自《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乾隆以此表明其施政思想。“乐天”之义取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义即“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自然之理，故不忧也。”
这三玺的篆刻方式与玺文布局均有不同。“乾隆宸翰”为阳文篆刻，布局章法为传统标准格式。“乐天”亦为阳文，两字居中，左右饰以螭纹，使玺面富有动感。这种字、画结合的形式是汉印的遗风。“惟精惟一”为阴文篆刻，印文用汉代私印形式，采取回文法排列，错开相同的两个“惟”字与延长两字上端一笔都是为取得整个印面饱满匀称、和谐美观的效果。
此三联玺在乾隆帝上千方的小玺中备受青睐，以后各帝亦十分珍视。清末代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携出此印，且随身不离，至1950年方将其交出，经有关机构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四知书屋”印，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3.5厘米，长6.5厘米，通高7厘米，纽高3.4厘米。
四知书屋位于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之后，是召见王公大臣之所。康熙帝曾题“依清旷”匾悬于内檐，乾隆时又题“四知书屋”匾悬于外檐。关于“四知书屋”的含义，乾隆帝在其《四知书屋记》中有详尽的解释：“予之所谓四知者，盖引孔子《系辞》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之意，内以正心，外以敕政，而更慎于用兵之际。……盖微，柔阴也；彰，刚阳也。阳动而阴静，动无不由静，彰无不由微，刚无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刚，微能揜彰，静能胜动，此又圣人扶阳抑阴之本义。正心敕政，以及用兵者，不可不深知。”以此作为修身养性、熙政诘戎之大法。
“戒得堂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5厘米见方，通高8.6厘米，纽高4.1厘米。附系黄色绶带，配紫檀木浮雕海水云龙纹宝匣。
戒得堂位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左，命名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则知此宝制作于是年或稍后，专门存放在此书堂内。关于戒得堂命名之始末，乾隆帝曾有《戒得堂记》云：“我皇祖圣寿望七时，尝欲镌通用小玺，命内廷翰林拟文，皆无当圣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然当时圣意引而未发。予今亦届七秩，于元旦试笔，即隐括此语为什。兹驻跸避暑山庄，乃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玺之处，而予受恩之所也。适作书堂于清舒山馆之左，即以此题额而为记，以阐皇祖之意。曰：帝王之学，与佔毕书生有不同，则所戒亦当各异。未定方刚之戒，兹不复论，兹所戒者，当在得矣。”可知此堂之命名，既有仰体康熙“戒之在得”之训的意思，也包含乾隆自我鞭策、自我警励的成分。
“纪恩堂”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9厘米见方，长6.5厘米，通高9.4厘米，纽高4.5厘米。
此玺质地温润，雕刻精细。印台四周浅刻填金乾隆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配紫檀木雕龙宝匣，匣四周亦阴刻填金同一篇御制文，落款为“乾隆三十八年岁在癸巳仲夏月御制”，可知此玺制作是在1773年。按：纪恩堂共有两处，一处在避暑山庄，一处在圆明园，是乾隆帝为纪念祖父康熙帝将其养育宫中的深恩而特意命名的。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中讲道：“圆明园之纪恩堂，纪受恩之自。避暑山庄之纪恩堂，纪受恩之迹。名同而实异，文异而事同。”所谓受恩之迹，即指乾隆帝十二岁时曾随康熙来到避暑山庄，康熙安排他在万壑松风之侧室居住、读书，令其日夜陪侍左右，对他呵护备至。乾隆帝即位后特书“纪恩堂”匾悬于此殿。从此玺四周所刻御制文，可知此玺是专门为避暑山庄内的纪恩堂制作的，平时放在其中，以备钤用、纪念。
“避暑山庄”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0.7厘米见方，通高13厘米，纽高4.7厘米。附系黄色绶带。
此玺原存放于避暑山庄。印台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叙述避暑山庄建造之原委。配紫檀木宝匣，匣顶刻“避暑山庄”四字，匣四周亦阴刻填金《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落款“乾隆丁卯仲秋月瀚御制”，知此玺制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钤用于有关避暑山庄的书画碑刻之上。
避暑山庄位于河北承德，是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建成的大型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是清代皇帝避暑及处理政事的重要场所。
“长春书屋”印，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方形玺，篆书。面2.5厘米见方，通高8.3厘米。
此玺为乾隆帝的闲章。乾隆帝为皇子时，雍正帝赏赐其长春仙馆，并赐号长春居士，故以后所御书屋，多以长春命名。以“长春书屋”命名的书屋在圆明园、宫内和避暑山庄都有，是乾隆帝重要的文事活动场所。
“学诗堂”印，清乾隆，白玉质，螭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厘米，长3.2厘米，通高6.7厘米，纽高2.6厘米。
“学诗堂”位于紫禁城东六宫之一的景阳宫的后殿，是清代宫中一处十分重要的收贮书画图籍的地方，“学诗堂”的得名便与殿内所收藏的书画名迹有密切的关系。“学诗堂”里的“诗”，是指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诗经》。南宋初，宋高宗命宫廷画家马和之，以汉代毛公所传的《诗经》为依据绘《毛诗全图》，并亲自书写经文与之相配，成为中国书画史上的著名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散失很多，到乾隆朝时，内府共收藏有十七卷。经过乾隆帝的审定，认为其中的五卷为赝品，其余十二卷为马和之的真迹，乾隆帝在每一卷的后面都书写了跋语，合在一起，收藏于宫内景阳宫后殿，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题写了“学诗堂”匾额悬于殿内。乾隆帝于第二年春正所作的诗句 “东壁图书贮景阳，新颜后殿学诗堂。缘收赵宋君臣迹，企想姬周礼乐场”正是当时情况的实录。
“五福五代堂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厘米见方，通高9.8厘米，纽高4.9厘米。附系黄色绶带。
“五福五代堂”原为宫中景福宫内明间，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喜得玄孙，一堂五世，故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亲书“五福五代堂”匾悬挂在景福宫内，并特作《五福五代堂记》：“兹蒙天貺，予得元孙，五代同堂，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获此瑞者，或名其堂，以饷其事。则予之所名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同时命镌刻多方“五福五代堂宝”玺以纪其事。不仅如此，乾隆帝又再书“五福五代堂”匾悬挂于避暑山庄东宫“卷阿胜境”殿内，并镌“避暑山庄五福五代堂宝”。所有这些，都是对他“古稀有七，曾元绕膝”这一人生重大历史的记录。
“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印，清乾隆，白玉质，螭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4厘米见方，高6.1厘米，纽高3.7厘米。
该玺置于紫檀木宝匣内，为《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之部分书画作品上所钤盖的八玺之一，刻制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石渠宝笈》续编编纂期间。《石渠宝笈》续编“凡例”规定，凡收入《石渠宝笈》续编的古今臣工书画，除照例钤盖“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秘殿新编”或“珠林重定”、“石渠宝鉴”或“宝笈重编”各玺外，其分贮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宁寿宫五处的书画作品，还要分别加盖五处的鉴藏宝。因此，凡宁寿宫所藏被收入《石渠宝笈》续编者，都加盖此方 “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玺，是鉴别清宫书画收藏的重要标志。
“三希堂”印，清嘉庆，田黄石质，光素随形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3厘米，长4.2厘米，通高8.5厘米。
三希堂在养心殿西暖阁西次间，是清宫著名的古代艺术品收藏地。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这三件中国书法史上的稀世珍宝，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至乾隆初年为内府所收藏。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特别在养心殿西暖阁专辟一小室珍藏这三件法帖，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堂虽然只有四平方米，但陈设幽雅、古朴，高雅与精致始终充溢着这个狭小的空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三希堂始于乾隆朝，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都从未有变动，至今仍保持原貌。
“重华宫”印，清乾隆，青金石质，蹲龙纽长方玺，汉文篆书。面宽2厘米，长3.4厘米，通高5.8厘米，纽高2.6厘米。
重华宫原是明代乾西五所之中的第二所，乾隆帝为皇子时的居所，其十七岁成婚以后就一直居住于此，故继位后将其升格为宫，名重华宫。乾隆帝非常看重这处“勤圣学而谈王道”的龙兴之地，认为这里是他“少而居之，长而习之，四十余年之政皆由是而出之”的地方，故每年除夕、元旦，无不于此少坐，新正与诸臣茶宴联句，成为例典。该宫是乾隆帝极为重要的活动场所。
“养心殿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0.7厘米见方，通高9.5厘米，纽高4.6厘米。附系黄色绶带。
宝四周浅刻乾隆帝御制《养心殿铭》，绶带上系黄签，两面写有不同的文字，分别为“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常禄交养心殿宝一方，青玉”和“玉匠周文玉认看，廿一日”，为同治时期整理宝玺时所留。养心殿位于后三宫西面，西六宫的南端，明代和清初都是皇帝活动的重要场所。康熙帝崩逝后，雍正帝在养心殿为其守孝，礼成后再未迁回乾清宫，而是以养心殿为皇帝寝宫，从此直到宣统帝，清朝共有八位皇帝居住于养心殿，使这里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召见臣工和寝兴之所。其东暖阁曾是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同样是在这里，宣统帝秉承隆裕皇太后的旨意，宣布退位，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乾清宫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6厘米见方，通高8.5厘米，纽高4.4厘米。附系黄色绶带。
乾清宫为紫禁城内廷等级最高的建筑，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代是皇帝的寝宫和日常活动的场所，内部有暖阁九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有楼梯相通，皇帝可以随意居住。明朝震撼宫廷的宫女绳勒嘉靖帝的“壬寅宫变”以及晚明三大宫廷奇案中的“红丸案”和“移宫案”均发生在这里。清代顺治帝、康熙帝仍住于此，自雍正帝移居养心殿后，这里便成为皇帝读书、批阅奏章、召见大臣、引见官员以及举行内廷典礼和家宴之地。殿中“正大光明”匾为顺治帝御笔，雍正帝定秘密建储制，建储匣即高置于此匾之后。
“文渊阁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篆书。面12.7厘米见方，通高9.5厘米，纽高4.9厘米。附系黄色绶带。
文渊阁位于文华殿后，是著名的宫廷藏书处。清代《四库全书》正本和《古今图书集成》两部大百科全书就藏在这里。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乾隆帝谕：自四月四日始，每册用御宝二。前曰“文渊阁宝”，后曰“乾隆御览之宝”。说明此宝是专门钤盖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的宝玺。
“三希堂精鉴玺”组玺，清乾隆，二方一组，其中“三希堂精鉴玺”，青玉质，螭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2厘米，长4厘米，通高1.9厘米，纽高1厘米；“宜子孙”，汉玉质，瓦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2.5厘米见方，通高1.5厘米，纽高0.8厘米。
此二玺是乾隆著帝名的鉴赏类印章，二玺相互配套使用，共贮于紫檀木圭璧式匣内。匣盖两端错金圆双龙捧乾卦和方双龙捧“隆”字玺，四周浅浮雕“天保九如”图案，底错银“乾隆御用”四字。同匣装有青玉圆形印泥盒。 三希堂，在紫禁城内养心殿西暖阁，因这里藏有稀世之珍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而得名。从艺术鉴赏角度看，“三希堂”便成为著名艺术品的典藏地而闻名于世，与之相对应的“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玺便当然成为鉴定性标志。二玺主要钤盖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编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之上，具体使用情况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编的“凡例”中有明确说明。如《石渠宝笈》初编，凡书画分贮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四处，俱各用鉴藏玺以别之，又“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二玺，册、卷、轴皆同。上等者则盖以“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玺。而《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入选者，则钤用“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秘殿新编”或“珠林重定”、“石渠宝鉴”或“宝笈重编”。而这两方玺在钤盖时的位置也基本固定，一般都在作品的右下方， 且“三希堂精鉴玺”在上，“宜子孙”玺在下。
“文华殿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8厘米见方，通高10.6厘米，纽高5厘米。附系黄色绶带。
文华殿是紫禁城内位于太和殿东面的一组建筑，自成体系，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最早为皇太子的东宫，嘉靖帝时改为皇帝斋戒时的居所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这里也是皇帝举行御经筵的宫殿。经筵，即御前讲席，讲官先讲解《四书》《五经》中的某些议题，皇帝再阐发义理。明朝早期无定月，亦无定日。正统初年始为常仪，每月初二日御定文华殿进讲，每月三次。万历时分春讲和秋讲。清承明制，仍以文华殿为经筵之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定每年二月八日举行，以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学士、詹事充任经筵讲官，满汉各八人，以后虽经筵细节稍有变化，但其制不改。
“心清闻妙香”印，清乾隆，碧玉质，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4厘米见方，通高6.7厘米，纽高3.4厘米。
“心清闻妙香”语出杜甫诗《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三。原诗为：“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迥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若见尘沙黄。”乾隆帝择此句刻入宝玺，与杜甫当时之心境不同，而是以心清自比，以妙香喻外，盖言身处太平之世，身心俱佳，得无限清幽之乐。
“归政仍训政”玺，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3厘米见方，通高5.6厘米，纽高2.7厘米。附系黄色绶带。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帝在宣布传位皇十五子颙琰，并于次年新正举行禅位大典的同时，又颁布谕旨：“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此后，训政便作为乾隆帝的合法权力和施政方式，时时出现于其言谈话语中，并在他归政后切实执行。“侥幸已躬最无射，频繁眷佑愧难承。虽云归政仍训政，两字心传业与兢。” “今又届元夕，风月清佳，余揣精神纯固，训政如常，实为高年盛事。” “自丙辰元日授玺，心愿符初，迄今已阅三年，而训政敕几，仍未敢一日稍懈。” “归政仍训政”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权力运行的基本机制，一直延续到乾隆帝去世为止。他以此约束嘉庆帝，保证了国家政治仍然按照他的意图运转。在乾隆晚期诸玺中此玺尤为重要。
“心愿符初”玺，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7厘米见方，通高10.3厘米，纽高5.2厘米。
此为乾隆帝晚年所制宝玺。乾隆帝晚年，训政之暇，还经常沉浸在对自己一生辉煌历程的回味之中，津津乐道于“得遂初心”、“心愿符初”，在回味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和精神寄托。乾隆帝晚年多次提到有关“心愿符初”的事情。比如：“朕自御宇初年，即焚香敬告上苍，若纪年周甲，当传位嗣子，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之数。节经明降谕旨，宣于中外，今敬迓洪厘，幸符初愿，新岁大廷授玺。”“纪元周甲，心愿符初，今岁元正大廷授玺，称太上皇帝，幸为千古全人。”“朕今寿望九秩，精神康健，视听未衰。若来岁归政，遂思自暇自逸，竟至天下重务于不顾，则非所以敬承天眷，亦非御极初年定期归政，不肯恋位之初心矣。”“自丙辰元日授玺，心愿符初，迄今已阅三年。”通过以上引文，可知乾隆帝所谓 “心愿符初”，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纪元周甲。作为皇帝，御极天下六十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乾隆帝虽口口声声强调“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之数”，但实际上其享国已经远远超过了康熙帝，这是他从未明言的心愿。其二，授玺归政，称太上皇，从而有资格同历史上的贤主明君比较，堪称“古今帝王第一”。此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刻制的，充分反映出乾隆帝的晚年心态。
“太上皇帝之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1厘米见方，通高8.5厘米，纽高3.5厘米。
“太上皇”之称谓出现甚早，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便尊其父为太上皇，以示崇敬。历代皇帝传位于太子，亦自称太上皇。历史上为太上皇者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但多数是受形势所迫勉强让位。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怕非清代乾隆帝莫属。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第二年新正，乾隆帝亲自举行授受大典，并下诏：“……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帝。”这样，乾隆帝结束了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皇帝生涯，成为清代唯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上皇帝。
就在宣布传位顒琰之同时，乾隆帝也为即将到来的太上皇生活进行积极准备。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帝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此后，在乾隆帝授意下，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多方“太上皇帝之宝”。
此宝四周阴刻乾隆帝御制《自题太上皇宝》诗。乾隆帝对此玺十分看重，成为太上皇帝身份的证物，是乾隆帝最为重要的宝玺之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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