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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刊 | 故宫博物院 等:拉斯海马酋长国朱尔法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研究

转自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9年11-12月,故宫博物院与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联合对拉斯海马酋长国国家博物馆馆藏20世纪70、80年代英国考古学者在阿尔玛塔夫遗址调查、采集的698片陶瓷标本进行整理,并采用X射线便携能谱仪对部分陶瓷标本进行了检测。本文选取其中的260片中国瓷器标本,通过类型学研究、胎釉成分分析,初步判定了标本的时代与产地,并讨论了14-17世纪中国陶瓷输出的相关问题,揭示了朱尔法古港在古代印度洋贸易航线中具有的国际性地位。

拉斯海马酋长国朱尔法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研究*



故宫博物院 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 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

*本文所涉及的出土瓷器均为拉斯海马酋长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朱尔法(Julfar)遗址,位于今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Ras al-Khaimah)境内,地处阿曼半岛北端、西岸,与霍尔木兹岛隔海相望。从14至17世纪,朱尔法一直是该地区参与环印度洋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直到1633年朱尔法港城区因葡萄牙人的入侵而废弃。遗址绵延近两公里,主要包括阿尔努杜德遗址(Al-Nudud)和阿尔马塔夫遗址(Al-Mataf)。20世纪70年代起,英国、伊拉克、德国等国考古队先后在此进行了地面采集和试掘。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法国及日本组成的国际考古队重点发掘了阿尔马塔夫遗址,为探寻朱尔法遗址的时代、布局和沿革提供了考古学依据。历次考古调查与发掘获得了包括陶瓷器在内的大量遗物,现藏于拉斯海马酋长国国家博物馆内。为厘清朱尔法古港在东西方贸易史上的作用以及14至17世纪中国瓷器的输出与对环西印度洋各地的影响情况,2018-2019年,考古人员在对阿尔努杜德遗址和阿尔马塔夫遗址进行联合发掘的同时,也对拉斯海马酋长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历次考古出土陶瓷标本,尤其是中国瓷器标本,进行了整理和科技检测。本文即基于以上工作,对部分国家博物馆藏中国瓷器标本进行介绍,并作出初步分析。

一 拉斯海马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概况及研究对象

拉斯海马酋长国国家博物馆坐落于拉斯海马旧城区,是利用拉斯海马酋长家族故居于1987年改建而成的宫殿博物馆〔图一〕。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于酋长家族和当地居民的捐赠,以及当地多年的考古发掘成果。馆内设有自然历史、民族志及考古展厅,集中展示了拉斯海马地区由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约7000年的悠久历史及独特风俗。

〔图一〕 拉斯海马国家博物馆外景及展厅内景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拉斯海马地区自青铜时代起就与周边文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在8世纪之后逐渐成为西印度洋的贸易重镇,地区内分布有各时期的人类遗址。在这些遗址的考古出土物中,不乏大量的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所产陶瓷、伊朗及周边地区所产陶器、玻璃器、本地陶器和钱币等,这些考古成果都成了拉斯海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重要部分。其中,中国瓷器主要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考古队在库什(Kush)遗址与朱尔法遗址的采集与发掘所得。其种类包括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德化窑白瓷、广东黑釉瓷等,产品时代横跨8到17世纪。馆藏中国瓷器主要为瓷片标本,大多已不可复原。但1977年朱尔法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明代晚期的青花花鸟山水纹盘则基本可以复原〔图二〕

〔图二〕 明晚期青花花鸟山水纹盘 (修复品)

此次整理工作主要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碧翠丝·德·卡迪(Beatrice de Cardi)和20世纪8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约翰·汉斯曼( John Hansman)在朱尔法遗址(集中在阿尔马塔夫遗址)采集的陶瓷标本〔图三〕。德·卡迪于1968年首次来到朱尔法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在其后陆续多次至拉斯海马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整理研究。正是她对朱尔法遗址的调查与研究,使学界初步认识到朱尔法遗址在东西交通中曾占有的重要地位。约翰·汉斯曼则于20世纪80年代在拉斯海马朱尔法遗址进行了两个季度的考古发掘,并出版了发掘成果。此次故宫博物院团队通过对英国考古学者在朱尔法遗址所采集陶瓷标本的整理、分类,以期能继续推进对拉斯海马酋长国国家博物馆藏陶瓷标本的整理与分析。

〔图三〕 本次整理标本中写有英国考古学家 碧翠丝·德·卡迪(Beatrice de Cardi)姓名的随附标签

二 标本的分类与整理

本次整理陶瓷标本共698片,涵盖中国瓷器、伊斯兰地区陶器、东南亚瓷器及朱尔法本地陶器,本次研究即针对其中的中国瓷器。此次共分类出中国瓷器标本260件,占所有标本总数的37%,为所有种类中占比数量最多的。标本种类以青瓷和青花瓷为主,共225件,还有少量的黑褐釉瓷、白瓷和青白瓷,均采集自阿尔马塔夫遗址。由于标本均为历年采集所得,没有地层关系,所以各标本之间不存在早晚的地层堆积关系。再考虑这些瓷器均为舶来品,而非本地同一文化区内的自然发展变化之物,故各标本之间的不同并不表示有演进、变化的序列。因此,我们只对观察到的标本进行简单的类型区分。现将中国瓷器标本分类介绍如下:

(一)青瓷

青瓷标本共46件,占中国瓷器标本总数的17%。器形以碗、盘为主,还有部分无法辨认器形的细碎瓷片。标本中较为典型的可见:

盘 20件。因标本完整度较低,可分为盘口部标本和盘底部标本。

盘口部标本14件,根据口沿形制不同可分3型。

A型,8件,侈口盘。圆唇,侈口。斜弧壁,内外壁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灰胎。

标本RAK11792-02〔图四〕,口部残片,圆尖唇,微侈。内外壁光素,灰胎夹杂少量杂质,釉面呈哑光质感。

B型,折沿,斜弧壁。内外施青釉,釉色青绿,灰白色胎。

Ba型,3件,刻菊瓣纹方唇折沿盘。方唇,折沿,斜弧壁,圈足。内壁刻菊瓣纹,胎色灰白,胎质细腻,纯净。

〔图四〕 A型青釉盘口 (标本RAK11792-02)

标本RAK11959-01〔图五〕,口部残片。折沿微上翘,外壁光素。釉色深绿,釉面光亮、莹润,釉层较薄,具玻璃质感。胎质极纯净。

〔图五〕 Ba型青釉盘口 (标本RAK11959-01)

标本RAK11809-06〔图六〕,口部残片。口折沿微翘,内壁刻菊瓣纹,外壁光素。釉面满布细碎开片,釉层偏薄,玻璃质感不强,胎体致密。口沿下及外壁,各见两个穿透式锔钉孔,其中一个锔钉孔内留有锈绿色铜制锔线。

〔图六〕 Ba型青釉盘口 (标本RAK11809-06)

Bb型,3件,刻划花卉纹圆唇折沿盘。圆尖唇,折沿,斜弧壁,圈足。釉呈浅青绿色,内口沿或内壁刻划花卉纹。胎色灰白,胎质细腻,纯净。

标本RAK11809-02〔图七〕,口部残片。折沿内壁上刻卷草纹,外壁光素。釉层较薄,釉面光润,略具玻璃质感。

〔图七〕 Bb型青釉盘口 (标本RAK11809-02)

标本RAK11809-04〔图八〕,口部残片。折沿微上翘,内壁刻划花草纹,外壁光素。釉面光润,呈浅青绿色。

〔图八〕 Bb型青釉盘口 (标本RAK11809-04)

盘底部标本6件,仅可分1型。A型,弧壁,圈足,足内外斜收。外底一圈涩胎无釉,呈火石红色,应系垫圈垫烧处。足端裹釉,内外施青绿色釉,呈暗绿色,釉面纯净,具一定玻璃质感,胎釉结合度高。灰白胎。

标本RAK16121-01〔图九〕,底部残片。下腹斜削,矮圈足。下腹微曲,釉面光洁、莹润。内壁刻菊瓣纹,外壁光素。足端釉被磨蚀,可见灰白色胎体。釉层较薄。

〔图九〕 A型青釉盘底 (标本RAK16121-01)

标本RAK11798-01〔图十〕,底部残片。下腹斜削,矮圈足。内外壁刻菊瓣纹,内底心光素。外底见一圈刮釉。胎质纯净,胎体致密。

〔图十〕 A型青釉盘底 (标本RAK11798-01)

标本RAK11799-01〔图十一〕,底部残片。矮圈足,足端釉被磨平,露出灰白色胎体。近足处可见一个穿透式锔钉孔。胎体较厚,胎质纯净,胎体致密。

〔图十一〕 A型青釉盘底 (标本RAK11799-01)

碗 11件。根据口沿和腹部不同,分为4型。

A型,2件,刻莲瓣纹敛口碗。口微敛,圆唇,深弧壁。内外施青釉,釉面光润,具玻璃质感。外壁刻划纹饰。灰白胎,胎质纯净,胎体致密,胎釉皆薄。

标本RAK11919-14〔图十二〕,口部残片。釉面满布细碎开片。外壁近口沿处刻两道弦纹,腹部刻仰莲瓣纹,内壁光素。

〔图十二〕 A型青釉碗 (标本RAK11919-14)

B型,3件,刻划花卉纹侈口碗。曲面,圆唇,口微侈,深弧壁。内外施青釉,釉面光润,釉层薄。内壁刻划纹饰。灰白胎,胎质坚硬、细腻,胎釉结合度高。

标本RAK11799-02〔图十三〕,口部残片。内壁刻划花卉纹,外壁光素。胎质纯净无杂质,胎体较薄。口沿下可见一个穿透式锔钉孔。

〔图十三〕 B型青釉碗 (标本RAK11799-02)

C型,5件,印花碗。下腹微曲,圈足,足内外直壁。内外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黄灰色胎,胎体较厚。胎质坚硬,含杂质。

标本RAK11792-01〔图十四〕,底部残片。曲腹,下腹部斜削。足端挂釉,外底涩胎无釉,呈火石红色。

〔图十四〕 C型青釉碗 (标本RAK11792-01)

D型,1件。标本RAK11919-13〔图十五〕,底部残片。下腹部微曲,圈足,足内外直壁,足尖斜削。内外施青釉,内里及外壁呈翠青色,外底釉色灰白泛青。釉面光亮,满布大块开片,玻璃质感极强。足端无釉,露胎。胎色白中泛灰,胎体致密,纯净。

〔图十五〕 D型青釉碗 (标本RAK11919-13)

洗 1件。花口折沿洗,标本RAK11798-03〔图十六〕,口部残片。口呈花瓣形,折沿微翘。内外施青釉,呈暗绿色。釉面光润,玻璃质感不强。灰白胎,胎质细腻,纯净。折沿处可见两个穿透式锔钉孔。

〔图十六〕 青釉花口折沿洗 (标本RAK11798-03)

不明器形 14件。标本RAK11921-06〔图十七〕,器壁残片。平面。内外施青釉,呈橄榄绿色。釉面光润,满布细密气泡,具玻璃质感。内外侧均刻划花卉纹。灰白胎,胎质细腻,极纯净,胎体致密,坚硬。

〔图十七〕 青釉器壁 (标本RAK11921-06)

(二)青花瓷

青花瓷标本共179件,约占中国瓷器标本总数的69%。器形以盘、碗为主,还有部分无法辨认器形的细碎瓷片。标本中较为典型的可见:

盘 90件。根据口部形制、品质精粗和装饰风格不同,可分为3型。其中以A型数量为最多,A、B型品质最精。B型装饰为以开光为主的“克拉克风格”瓷。C型的品质则较为粗率。

A型。圆尖唇,斜弧壁,圈足。内外壁均以青花装饰。釉面匀净,白釉处釉色白中泛青。白胎,胎质细腻、纯净,胎体较薄。

Aa型,20件,细胎花卉纹侈口盘。口微侈,圆唇,斜弧壁。青花呈青灰色,釉面纯净,具玻璃质感。

标本RAK11799-06〔图十八〕,口部残片。内外口沿绘两道弦纹,内外壁绘花卉纹,纹饰以双勾填色法绘制。口沿下方有一个穿透式锔钉孔。

〔图十八〕 Aa型青花盘 (标本RAK11799-06)

Ab型,40件。细胎花卉纹折沿盘。折沿,圆尖唇,斜弧壁。青花呈靛青色,发色浓艳。釉面较匀净,玻璃质感强。

标本RAK11921-39〔图十九〕,口部残片。折沿,内折沿绘斜线纹,外折沿绘单道弦纹,外壁绘花卉纹。釉面有细碎开片。白胎,含微量杂质。

〔图十九〕 Ab型青花盘 (标本RAK11921-39)

标本RAK11805-03〔图二十〕,底部残片。下腹部斜曲,足内外斜收,足尖斜削。外胫部绘两道弦纹,外壁绘云气纹。内底心图案不详,内壁绘蝌蚪状纹。纹饰均以双勾填色法绘成。足端无釉,露胎。

〔图二十〕 Ab型青花盘 (标本RAK11805-03)

B型,6件,细胎开光花卉纹花口盘。花口,微侈,圆尖唇,斜弧壁,圈足。釉面光洁,具玻璃质感。白胎,胎质纯净、细腻。胎体轻薄。内外以青花装饰,绘开光纹饰,画面精致复杂,为典型的克拉克风格瓷。

标本RAK11810-09〔图二十一〕,口部残片。外壁绘莲瓣形开光,开光内绘山水、花卉纹样。内口沿绘单道弦纹,内壁绘花卉纹。纹饰均以双钩填色法绘成。青花发色青中微泛灰,较淡雅。

〔图二十一〕 B型青花盘 (标本RAK11810-09) 

标本RAK11810-10〔图二十二〕,口部残片,平面。内外壁均绘莲瓣形开光,开光内绘折枝花卉纹。纹饰均以双钩填色绘成。青花呈青灰色,釉面满布细碎开片,玻璃质感强。

〔图二十二〕 B型青花盘 (标本RAK11810-10) 

标本RAK11789-01〔图二十三〕,底部残片。下腹部斜削,矮圈足,足内外斜收。内外壁均绘莲瓣形开光,内壁开光内绘花卉纹。内底绘锦地铜钱纹、花卉纹。纹饰均以双勾填色法绘成。青花发色纯正,呈淡蓝色。

〔图二十三〕 B型青花盘  (标本RAK11789-01)

C型,24件,粗胎盘。浅弧壁,圈足。足墙微内收,挖足较深。灰白胎,胎质较疏松,不纯净,含有杂质,胎体较厚。内外青花装饰,绘画笔法潦草写意,白釉处泛黄。

标本RAK16113-17〔图二十四〕,底部残片。下腹部斜削,足端无釉,胎色泛黄。青花发色灰蓝,内底绘云气纹,外足墙处绘弦纹两道。

〔图二十四〕 C型青花盘 (标本RAK16113-17)

碗  51件。根据品质精粗和装饰风格不同,可分为3型。其中A、C型品质最为精良,B型则品质较粗率。

A型,34件,细胎花卉纹碗。下腹部斜曲,圈足,足内外斜收,足尖斜削。内外以青花装饰,青花发色较纯正,白釉泛青。白胎。

标本RAK11791-05〔图二十五〕,底部残片。内底心单圈内绘松鼠葡萄纹。外壁纹饰不详,外足墙饰双道弦纹。外底署“富贵佳器”款,款已残。青花呈靛青色,釉面光润、洁净,玻璃质感强。胎质纯净,细腻,胎体轻薄。

〔图二十五〕 A型青花碗 (标本RAK11791-05)

标本RAK11805-05〔图二十六〕,底部残片。内底心双圈内绘花卉纹,外壁绘花卉纹。外底署青花楷体“大”字,外围青花双圈。青花发色略青灰。足端无釉,见明显的使用痕迹,磨损较严重。胎质致密,含少量杂质。近足处及外壁共见两个穿透式锔钉孔。

〔图二十六〕 A型青花碗 (标本RAK11805-05)

标本RAK16113-08〔图二十七〕,底部残片。内底心双圈内绘花卉纹。外足墙处绘双圈弦纹,外壁绘缠枝花卉纹。外底署青花楷体“造”字,外围青花双圈。青花发色淡雅,白釉泛青,釉面光润,具玻璃质感。胎质纯净,细腻。

〔图二十七〕 A型青花碗 (标本RAK16113-08)

B型,16件。花卉纹碗。敞口,深斜弧壁,圈足。内外青花装饰,青花发色灰蓝,用笔较潦草。白釉泛灰黄。白胎泛黄,胎质略疏松,含杂质。

标本RAK11919-17〔图二十八〕,底部残片。足外墙斜削,足端无釉。内底心绘花卉纹,外底署青花楷体“太”字,外围青花双圈。釉面粘砂,有细碎开片。

〔图二十八〕 B型青花碗 (标本RAK11919-17)

C型,1件,细胎里青花外酱釉碗。深斜弧壁,内壁以青花装饰,外壁施酱色釉,釉色均匀。白胎,胎质纯净,细腻。

标本RAK11928-08〔图二十九〕,腹壁残片。曲面,弧壁。内壁纹饰不详。青花发色浅淡,白釉处泛青。

〔图二十九〕 C型青花碗 (标本RAK11928-08)

瓶  1件。青花灵芝纹瓶,标本RAK11791-01〔图三十〕,颈部残片。直颈,曲面。外壁以青花装饰,上饰三道弦纹,下绘缠枝灵芝纹。内壁光素。青花发色蓝中泛紫并带晕散,青料堆积处可见黑紫色结晶斑。釉面满布细碎开片,玻璃质感较强。白胎,胎质纯净,较细腻。

〔图三十〕 青花灵芝纹瓶 (标本RAK11791-01)

(三)黑褐釉瓷

黑褐釉瓷标本11件,器形可辨者皆为罐,可分1型。

A型,黑褐釉罐。标本RAK1977-02〔图三十一〕,口部残片。侈口,圆唇,斜直壁,曲面。内壁见三道凸起棱线。内外施黑褐色釉,外壁黑釉泛黄,釉色不均。釉面粗糙,亚光。黄褐色胎,胎体较致密,含较多杂质。

〔图三十一〕 A型黑褐釉罐 (标本RAK1977-02)

(四)白瓷

白瓷标本共10件,器形有杯、盘两类。

杯  1件。白釉杯,标本RAK11779-02〔图三十二〕,底部残片。下腹部微曲,圈足,足内外微斜收。内外施白釉,内底心规则刮釉一周,应为叠烧时所留。内底心露胎处胎体呈红褐色,足端无釉。内外施白釉,亚光,釉面可见细小棕眼。白胎,胎质细密纯净。

〔图三十二〕 白釉杯 (标本RAK11779-02)

盘  9件,可分1型。A型,白釉侈口盘。标本RAK11938-02〔图三十三〕,口部残片。侈口,圆唇,斜曲壁。内外施白釉,口沿处施一圈酱色釉。白釉泛青灰,釉面光润。白胎,胎质纯净,胎体较薄。

〔图三十三〕 A型白釉盘 (标本RAK11938-02)

(五)青白瓷

青白瓷标本共5件,皆为细碎残片,不可辨器形。

青白釉器壁,标本RAK11938-05〔图三十四〕,器壁残片。弧壁,曲面。内外施青白釉,外壁刻竖道凹槽,内壁光素。釉色偏粉青泛黄,釉面见细碎开片。白胎泛黄,胎体略疏松,含少量杂质。

〔图三十四〕 青白釉器壁 (标本RAK11938-05)

三 标本的产地与年代研究

对于上述中国瓷器标本产地和年代的判断,主要依据标本的胎釉、装饰特征,以及和以往相关窑址考古发掘报告的比对,并针对这些标本的科技检测数据分析推测得出。

研究团队使用X射线便携能谱仪对整理中所涉及的青釉瓷器进行了全面的检测和胎釉数据分析。通过对标本釉的元素组成含量进行分析和比对,判断中国青釉瓷器标本的产地主要为龙泉窑,尤其集中于龙泉东区窑址和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其中仅有一例D型青釉碗,经分析检测后得知为景德镇窑仿龙泉青瓷产品。上述数据分析的结果,同时也印证了考古类型学对比确定产地的正确性。

标本的具体生产年代,可比对相关窑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表一]。根据器形与胎釉特征,B型青釉盘口和A型青釉盘底大致与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A型VⅠ式、Ca型Ⅱ式、Ca型Ⅲ式、Cb型Ⅱ式盘相类,A型青釉碗则与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所出P型直口盖碗相类,其生产年代为元代中晚期至明初。C型青釉碗与龙泉东区窑址出土的第四期第八段六型碗相类,其生产年代在明代中期。可见青瓷标本的生产年代大致为14世纪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至明代早中期。此外,标本中有胎釉皆极精细者,推测为明代龙泉枫洞岩窑所产的御用青瓷。

[表一] 朱尔法遗址采集的部分青瓷、青花瓷标本与窑址考古出土遗物对照表:

从胎、釉和青花发色及纹饰特征来看,青花瓷标本的产地应为景德镇。标本中有多件带款识者,所见款识有:“富贵佳器”(3件)、“大明年造”(2件)、“长命富贵”(1件)。装饰纹饰见有花卉纹、云龙纹、八卦纹、双狮绣球纹、山水人物纹等。参考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表一],可知此类底款和纹饰多流行于明代嘉靖至崇祯时期的民窑青花瓷。其中,A型青花碗与观音阁明代窑址所出的Ab型Ⅱ式碗相类,其生产年代应为万历早中期。从胎、釉、纹饰特征来看,B型青花盘为典型的“克拉克风格”瓷,其年代为万历时期。标本中较特别者还有青花灵芝纹瓶(标本RAK11791-01)〔见图三十〕,从其胎釉及青花发色特征判断,应为明代宣德时期的产品,是本次整理青花瓷标本中所见年代最早者,仅见此一例。C型青花碗(标本RAK11928-08)〔见图二十九〕,则为典型的清代康熙时期产品。

除青瓷和青花瓷外,整理中还见有黑褐釉瓷和白瓷、青白瓷。其中,黑褐釉瓷器,器形可辨者皆为罐。此类瓷罐曾长期流行于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广大地区,在长途航行中通常被作为储存水、酒等的储物罐。研究表明,中国广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部分窑口,如缅甸、印度尼西亚等都曾大量生产、出口黑褐釉罐。本次整理中所见的黑褐釉标本,其胎质坚硬、较为致密,胎体不厚,与东南亚地区的产品有明显区别,推测为明代中晚期广东地区窑口所产。此外,根据标本的胎釉及装饰特征,推测白釉瓷标本RAK11779-02〔见图三十二〕为清初福建地区窑口所产,而标本RAK11938-02〔见图三十三〕则为清初景德镇窑所产。因青白瓷标本过于细碎,可提供的有效信息较少,故只能根据胎、釉特征,笼统推测为景德镇、福建等南方地区窑口所产。


四 相关问题探讨

根据本次对拉斯海马国家博物馆所藏部分陶瓷标本的整理与分类,本文尝试对一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出土中国瓷器的时代性

从分类整理中国瓷器的统计数据来看[表二],在时间上,中国瓷器从元末明初开始直至清初,便持续不断地输入朱尔法地区。其中,元末明初至明早期输入的中国瓷器在本次整理的所有中国瓷器中占比14.23%,而明中期至清初输入的占比则为77.25%。显然,明中期之后中国瓷器输入朱尔法地区的数量急剧增加,大大超过前代。

[表二] 标本统计数据 (单位:件)

这种在时间上的阶段性变化与瓷器输出国中国不同时期奉行的对外贸易政策密切相关。由南宋至元,中国基本奉行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元代,中国与伊朗的交流空前频繁。而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中国瓷器的输入可见一定的减弱,此现象在同处环印度洋贸易圈的东非海岸也可见得。其出现的原因与明初的海禁、官方打压对外贸易有直接的联系。

到了隆庆年间,明朝政府重开海禁,大量的中国商货涌向海外市场。以往的考古发现显示,在16世纪环印度洋区域出现了葡萄牙人主导的中国瓷器输入高峰期。朱尔法遗址所出的大量明晚期景德镇窑青花瓷,或可证明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朱尔法地区正是葡萄牙人主导的商贸体系中重要的据点。

尽管明初的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瓷器的输出,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却加强了明代官方与西洋诸国的往来。据《明史·忽鲁谟斯传》载,郑和船队曾到访忽鲁谟斯国,忽鲁谟斯国也曾遣使向明廷进贡马匹、方物。史料中所载的“忽鲁谟斯国”,即为霍尔木兹王国。郑和下西洋图明确标出的真、假忽鲁谟斯两地,体现着中国使团对当地地理情况的了解,其记载更成为当代研究该地区政局变化、王庭移动的重要证据。从1330年起至1507年葡萄牙人占领霍尔木兹止,在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朱尔法地区都隶属于霍尔木兹王国,该王国横跨波斯湾南北两岸,致力于对外贸易通商。在2019年度对朱尔法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有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产品和龙泉官样瓷器。在博物馆的整理中,也可见品质极类官器的明初龙泉窑青瓷产品〔见图十七〕。这些应该是当年郑和船队所携来的“赏赉瓷器”。也佐证了史料所载明初时朱尔法地区与明廷存在官方往来。

(二)出土中国瓷器的产地情况

[表二]还可看出中国瓷器输入朱尔法地区也存在产地的区域性变化。从元到明早期,以龙泉窑青瓷为最主流产品;到了明中晚期至清初,则以景德镇窑青花瓷为大宗,同时还可见福建、广东地区窑口所产的白釉、黑釉等色釉瓷。就瓷器品种和产地而言,中国输入朱尔法地区的陶瓷产品在明中期有极为显著的转变。据图表统计可知,元代至明早期龙泉窑青瓷占比约95%,而明中期以后景德镇窑青花瓷占比约达89%,显然明中期以后景德镇窑青花瓷完全取代了此前龙泉窑青瓷的霸主地位。此种明显的产品类型变化,亦与中国国内窑业生产重心的转移息息相关。这在位于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和乌瓜纳遗址所出的中国瓷器中同样也得见。明代中期,龙泉窑在与景德镇御窑的产品竞争中败北,导致龙泉窑业整体式微。同时,景德镇民窑产品对市场日益垄断,也直接造成了外销瓷主产地由龙泉转向景德镇。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在中国外销瓷器产地和品类上的显著转变,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总结。

不能忽视的是,在明中期以后除了景德镇窑青花瓷外,还可见广东及福建诸窑口的产品输入朱尔法地区。其中,广东地区窑口产品占比为4%,而福建地区窑口产品占比为3%。虽然远不及同时期输入朱尔法地区的景德镇窑青花瓷数量庞大,但广东及福建地区窑口外销产品的持续增长态势不能低估。明代隆庆年间重开海禁之后,为满足大批涌入的海外订单,福建和广东地区诸窑口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其内容既包括本地的传统产品,也有模仿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器,以及早期学习龙泉青瓷技术的延续。

由以上分析也可看出,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经济贸易之中。此次整理中所见,景德镇窑生产的克拉克风格青花瓷,及广东、福建地区窑口生产的各类色釉瓷等,都是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生产的品种。可见,作为世界瓷器贸易供应链条上的始端,中国主要参与外销的窑口,已经有意识地生产适应海外贸易和满足海外需求的产品。此外,大量的瓷器输出在为中国带来极大利润的同时,也对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内部经济政策及陶瓷产区内部劳动分工和制瓷工艺提高等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同时,以瓷器生产和输出为代表的商业运营模式,也进入了世界经济链的顶端。

(三)陶瓷器锔孔反映的问题

整理中部分标本带有锔孔的现象,也同样值得关注。在全部所整理的698片标本中,有40片标本带有锔孔,占所整理陶瓷标本总数的5.7%。其中,中国及东南亚陶瓷标本29片,西亚釉陶标本11片,其各自所占比可见〔图三十五〕

〔图三十五〕 各类陶瓷在带锔孔标本中所占百分比

〔图三十五〕可知,中国窑口所产品质优良的瓷器是被锔补的主要对象。同时可见,西亚釉陶同样也是当地被锔补的一大品种,这可能与西亚釉陶在当地基数庞大且几个世纪以来被持续地输入和使用有关。

在朱尔法地区所见带锔孔的陶瓷,其锔孔皆属穿透式孔洞,即孔洞穿透器壁,在器物双面皆可见锔孔。仔细观察部分带锔孔器物表面留下的锔孔和钻痕,还可发现其钻孔采用的是双面钻孔的工艺,在单面钻凿至一定深度后,于相对应的另一面钻凿直至钻透器壁。钻孔后再用金属线穿入孔洞绑系接合,以达到延长器物使用寿命的目的,示例可见标本RAK11809-06〔见图六〕。这种穿透式的锔瓷法与以中国为代表并流行于东亚地区的非穿透式锔瓷法迥然不同。通过考古材料可知,穿透式锔孔还出现在印度、伊朗、埃及等地遗址出土的瓷器标本上,可见这种锔瓷方法流行于西亚、中东和北非。由此也能知道带有这种穿透式锔孔的陶瓷,不会是在中国或其他陶瓷产地修补后再运至朱尔法,而应是出自朱尔法本地或临近地区锔瓷工匠之手。对于残损器物的费心修补,足见朱尔法当地居民对来自远东的陶瓷器的珍视。除锔补外,在龙泉青瓷的标本中还看到器物底部因长年使用所造成的明显磨损痕迹〔见图九、图十一〕。这些无不说明,来自中国的瓷器被朱尔法当地人长期、频繁地使用。

本次整理与研究的拉斯海马酋长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部分陶瓷标本,无疑只是朱尔法遗址所出数量庞大的陶瓷标本的冰山一角,所整理的标本只代表朱尔法地区出土中国陶瓷的部分情况。相信随着在朱尔法遗址考古发掘和整理的不断深入,我们能够对朱尔法遗址代表的拉斯海马酋长国和波斯湾南岸广大地区与中国的往来关系有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

(执笔:蒋艺、翟毅、丁银忠、邢增锐、苏天敏、王光尧;摄影:蒋艺、王琎)

附记:此联合项目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为王光尧;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负责人为Ahmed Al Tenaiji;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负责人为Derek Kennet。参与此项考古调查及发掘出土标本整理的有:故宫博物院徐海峰、丁银忠、翟毅、王琎、吴伟、赵瑾、郭子莉、蒋艺、邢增锐、苏天敏;杜伦大学考古系Derek Kennet、张然、博士研究生翟若普和Seth Priestman;拉斯海马国家博物馆Naheda Salem Almheiri、Lubna Ahmad Hilal。标本科技检测: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丁银忠。拉斯海马国家博物馆馆长 Annissa Gultom 和田野执行领队Tibor Paluch在工作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

[执笔者单位:蒋艺、翟毅、王光尧,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丁银忠,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邢增锐、苏天敏,故宫博物院考古部]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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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拉斯海马酋长国朱尔法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研究》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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