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收藏快报 许满贵/河南邓州
图1 邓窑青釉印牡丹纹大碗碗心
牡丹,花色艳丽,玉笑珠香,冠绝群芳,风流潇洒,富丽堂皇,素有“天下绝无双,人间第一香”的“花王”美誉,为和平、幸福、繁华、富足之象征。欧阳修曾描写宋人对于牡丹的钟爱。他在《洛阳牡丹记》中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说明宋代的牡丹由宫廷皇室已走进寻常巷陌。宋(金)元时期,瓷器工匠以藤蔓卷草般的枝叶串连,使结构连绵不断,寓意“荣华富贵,生生不息。”
图2 邓窑青釉印牡丹纹大碗外壁
图3 宋代耀州窑青瓷牡丹纹盘
图4 元代邓窑青瓷牡丹纹盘盘心
图5 元代邓窑青瓷牡丹纹盘外壁
图1所示是北宋邓窑青釉印牡丹纹大碗,口径22、高6.5厘米,圈足外径8、内径7、高1.1厘米,釉厚0.1厘米。敞口,口唇稍厚,口下束收,圈足,灰胎,圈足褐色。碗面纹饰为两区,主纹饰为牡丹纹,外一周刻牡丹叶分披,每片叶子有筋有脉,内二周(碗心)为1束9瓣牡丹花,花朵饱满富贵,枝叶舒卷婀娜绽放。细观分披牡丹叶与周内周外缠枝相连,繁缛的牡丹叶布满大碗整面,叶脉花纹清晰,与简约绽放的牡丹花相映生辉,显示了华美、丰盛而多姿多彩的特色。碗外壁(图2)为青釉素面,无纹饰。此碗硕大,满施青釉,釉色青幽,为典型的北宋邓窑标本器。
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文》(《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至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是第三个小冰河时期,黄河流域以北为二级为“酷寒”(-30℃至-39.9℃)。长安、洛阳一带,可以种植的柑橘等果树全部都冻死,而淮河流域、江南、长江中下游和太湖完全结冰,车马可以在结冰的河面上通过应为三级“严寒”(-20℃至-29.9℃)。可知北宋太宗中期以后,中国的气候寒冷的程度。范大成《吴郡志》卷30:“洞庭真柑,贵时一颗100文或200文。”宋皇祐五年(1053)状元郑獬《次韵程丞相观牡丹》诗云“第一名花洛下开,马驮金饼买将回。”金元乱世,虽西安、洛阳名贵牡丹已濒临绝迹,然邓州、汝州、耀州窑工匠仍在烧造牡丹纹饰的青窑瓷器(图3)。
元朝时任大司农、昭文馆大学士的姚燧(1238—1313)青睐牡丹。他22岁至51岁时,先后六次辗转燕京、西安、洛阳数几千里,考察研究中原牡丹。其中二十年间在洛阳仅见名品1株;而北京、西安、邓州异地幸有百十株,而千叶名品只有4株,重瓣品种难得一见。至元二十五年(1288),姚燧辞直翰林,客居邓州,与王琦、宋齐彦、张肖斋、陈终慕、萧仁卿等相交甚殷。姚燧住邓四年,觅见佣有耕田千亩,资财富裕的张、陈、萧三家种植的牡丹绯、紫、碧相错,独奇而感叹:“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纪不恒有者!”姚燧在《牧庵集序》云“元时邓州牡丹为盛”,又在《序牡丹》中说:“牡丹在邓州张氏、陈氏、萧氏三家种植,共有衡山紫二株,鹤翎红一株,还有浅红色、白色各一株。”据洛阳牡丹专家考证:至元二十五年(1288)前,邓州张肖斋家种植的衡山紫牡丹,出自南阳(今南召县)雉衡山,是北宋末年由邓州花工培育的;陈终慕家浅红牡丹,即洛西刘氏园里的“寿安红”,出自宜阳寿安山之名品;萧仁卿家“鹤翎红为邓花之冠”,张肖斋家“衡山紫为第一”。姚燧追寻濒临绝迹的名贵牡丹,邓窑工匠不惜成本,沿传宋(金)工艺,将牡丹纹饰刻划于日用青瓷。直至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毗邻邓州内乡窑窑址旁石堂山麻衣道场重建十方普济宫碑载:“……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图4、5所示这件元代邓窑青瓷盘残器上的牡丹纹饰,与耀州窑牡丹纹饰异曲同工。
姚燧居邓州不仅赏牡丹,而且精心育牡丹。他在《张肖斋蜡梅为黄雀啄食余家牡丹为浴鸡所坏》:“我庭秋培牡丹芽,屡灌期以开岁花。曾覆一篑获霜雪,忽遭鸡咨腾尘沙。”由此也可佐证:姚燧是我国元代发现牡丹濒临绝迹、考证邓州“花冠”牡丹第一人。故咏《邓州牡丹》:“洛阳牡丹甲天下,穰城花冠唯鹤翎。张家衡紫称第一,浅红娇媚寿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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