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曾在摩根斯坦利中国区担任负责人，后来被高盛挖去做董事总经理、集团合伙人，直到2005年，我从高盛退休，办了所学校，创建CXC创投。
在外企，我发现一个问题，从美国招来的中国孩子越来越优秀，却越来越没用，他们都是西方顶尖学校中3%的优秀学生。很多孩子在语言上是中国人，但在社交上、文化上都是西方人。当他们从国外名校回到中国工作时，常常会无所适从，自信心缺失。后来，我在招聘时定了一个规则，凡是没有在中国念完中学的海归毕业生，我们一概不考虑。在我看来，这些孩子离开太早，很难和中国接地气。
1998年我倡导高盛直接从中国招聘，之前没有国际金融机构起用中国内陆毕业的大学生。那年，高盛开始在国内四所大学试点招聘，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交大。
我们只在这4所大学只招三四个人，来应聘的学生多达1000人。可想而知，我招进来的几个孩子都非常优秀。当年9月份，他们到纽约培训。走之前我叮咛他们：“你们以前在国内读书都讲竞争，论排名，现在是工作，要转型，一定要互相帮助。”一个月培训下来，这三个孩子全是满分，这样的成绩在当年新进员工比例只占15%。年底工作评定，我们的三个孩子业绩考核却都在底部。我当时就在反思，这是不是反映了中国教育的某些缺失。
第一，国内的孩子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的学生，常在老师的指令下工作。学生很少自己独立做项目、做论文。我们的考试也是这样，老师永远让孩子用最快的时间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当一个不确定、需要研发的工作交给孩子，他们会无所适从；第二，缺乏团队合作能力。在国内，学生以前是个体竞争、个体户，只要班级排名靠前就成。到了国外工作需要大家配合工作，就需要语言沟通能力和文字沟通能力。在跨国公司激烈的竞争中，由于教育的缺失，好多学生被压制了。1998年，我招聘的内陆学生有3/4被淘汰了。
这些工作经历，让我对教育产生了极大兴趣。2005年，我从高盛退休。后来，在上海和朋友林敏一起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我们想办的学校是中西融会，培养国际公民，让内陆的孩子在上海、伦敦、香港工作同样能如鱼得水。这是个很理想的理念，但实践起来很难。
我的这些经历、际遇同时影响了对自己儿女的培养。我需要从父亲的角度考虑，到底让自己的孩子变成小外国人，还是变成一个有根的国际公民，中国扎实基础教育的受益者？我需做出一个选择。在这种矛盾中，自己办一所学校，希望能够让以后的孩子受益。
在我看来，十四五岁的孩子出国念书，首先是要选一所他自己也愿意去的好学校，其次是学校人群的氛围，有没有孩子喜欢的伙伴。人还是最主要的，群体圈子、交朋友对这个阶段的孩子是最重要的。找到好的学校环境，和孩子的气场、波段相符才是择校最重要的方面。我建议中国家长千万不要只看国外学校的排名，其实只要是排名前二三十的学校都是好学校。最关键的是，你孩子的高中四年会幸福吗？精神状态好吗？这才是最重要的。学校再伟大，如果孩子觉得不幸福，学生群体和自己气质不符，也是非常痛苦的。
徐子望
（邵帅摘自《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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