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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年初一，焦波和5个成员离开杓峪村时，在他们的住所“村儿电影社”前合影。从左至右依次是：剧玺博、刘晓晨、焦波、陈青、李梦龙、北川。 |
5个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大学生，非名校，零经验，跟着摄影师焦波待在山东农村373天，拍出了被称为“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的纪录片。
■本报记者 宋伟涛 董少校
在373天里，《乡村里的中国》摄制组成员和当地村民一起吃、一起住，成了一家人。总共拍摄了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最终剪辑出大约94分钟的影片。曾多次执导央视春晚的金越认为：“这部纪录片是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乡村里的中国》获得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等8个重量级奖项，这份成绩是由知名摄影师焦波带着四川传媒学院的毕业生剧玺博、李梦龙，淄博职业学院的专科生刘晓晨、陈青，还有被焦波收为徒弟的汶川地震孤儿北川，这5名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大学生做出来的。在华表奖领奖仪式上，焦波坚持6个人一同上台领奖。“他们5个人就像我的5个手指，缺一不可。”焦波告诉记者。
这些天，《乡村里的中国》正在北京点映，场场爆满，李梦龙有空就去帮着张罗。回首曾经的犹豫和在山区农村度过的那一年，他说：“我赌对了。”
与杓峪村相遇
到山区农村驻扎一年，拍摄一部关于乡村生活的纪录片——去，还是不去？
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1988年出生的李梦龙正在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今为四川传媒学院）读大四。他学的是编导专业，做纪录片是他最大的梦想。
“一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去了之后或许能得到关于农村的真实体验，但也可能一无所获。”李梦龙心里犯嘀咕。他来自石家庄，成长在城市。
李梦龙崇拜焦波的作品，喜欢那种接地气的品质和充满温暖的力量。“跟着名家学一年，能差到哪里去呢？有过山村的生活后，以后再怎么糟糕，不会比这个起点更低，肯定是往上走。我决定赌一把。”
2012年2月，焦波团队进入山东沂蒙山区杓峪村，租下一家农舍住下来，成立了“村儿电影社”，直到373天后离开。李梦龙担任执行导演和摄像，跟拍房东张光爱和一个单亲家庭。
在去杓峪村之前，剧玺博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农村社会如此复杂，虽然他也出生在石家庄郊区的一个农村。
大四时，焦波找到他，说“要拍一部记录农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反映农民真正诉求的纪录片”。“我立马就同意了，就想拍一部自己的片子”，然而剧玺博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两年多，“我现在已成了一名村民，他们在我的镜头面前不会有任何拘束。”
在拍摄团队里，除了焦波，剧玺博年龄最大，他身兼执行导演、摄影、剪辑数职，负责杜深忠和村支书张自恩两个家庭的拍摄，“现在回想起来，每天就是拍片子，看片子，和队员坐在一起讨论”，平时，村民会带着拍摄组成员上山玩，一起摘柿子。
与焦波在一起的日子
生于1987年的剧玺博2012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说起来，他与《乡村里的中国》总导演焦波的相识只是一场偶然。
焦波，是因为摄影作品《俺爹俺娘》而被人们所知的摄影师。剧玺博曾跟着焦波去北川拍摄了一部灾区敬老院的纪录片。通过这次拍摄，焦波认为“这个孩子有想法，让人放心”。
2012年春节，焦波接下国家电影局一个“命题作文”，要求找一个村庄，不能拍成主旋律的宣传片，但也不能拍得很消极，要有一种精神、信念和坚持。焦波告诉记者：“如果再不留下一些东西，那么以后我们记忆中的乡村就不可再现了。”
在团队人选上，焦波大胆选用年轻人。他坦白地说，如果请一些大腕，资金也不够，人家不一定愿意花那么长时间驻扎在农村。就这样，剧玺博和李梦龙几名学生进入他的视野，最终组成了一支除他之外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零经验”团队。
带着这样一帮学生，焦波一方面鼓励队员们一天只要拍好每一分钟的片子就可以，另一方面他自己心里也没底，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他用自己父亲的话鼓励队员：“干好木匠首先要学会拉大锯，锯要一下一下地拉，路也是一步一步地走。”
李梦龙告诉记者，与焦波朝夕相处，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沉静宽博的人格力量。他学的是电影导演，更多关注视频制作，对于构图则不甚用心。“焦波老师非常尊重年轻人，不干涉我们的拍摄。我架好机位，拍出画面，如果好他就鼓励我。在构图方面，有时候稍微提一两句，蜻蜓点水似的，可是马上感觉更加漂亮了。”李梦龙看到，焦波每次外出，都随身带着相机，村里人推小车、拿着扁担走，他都去抓拍，这让李梦龙感受到他对于摄影、对于艺术的深沉的爱。
《乡村里的中国》作为一部纪录片，不设旁白解说，完全以原生态的场景来推进故事。在村支书劝架那一节，本来是他先到房东张光爱家，张光爱提出要赔一万块钱；接着到房东邻居家，回答说一分钱也不赔。在焦波的设想中，这是连续的过程，有一段村支书走在路上的画面。李梦龙认为，把画面从房东家直接切到她邻居家，冲突来得更直接，故事性更强。这一想法得到了焦波的支持，在最终的成片中得以呈现。
汲取向上生长的力量
在农村摸爬滚打一整年，但凡婚娶、丧葬、打架、偷东西之类的事，李梦龙都拍过。他交往最多、感情最深的，还是房东张光爱。她性格强硬，天不怕地不怕，村里人都让着她几分。有天晚上，她被人打了一棍子，怀疑是邻居打的，但是没证据，两家因此闹僵。她去找派出所、村委会、法院，转来转去，问题都解决不了。她非常无奈，就想去拼命。李梦龙跟拍的时候，不去干涉她，但关掉机器后，从朋友的角度劝她，要她冷静。张光爱向他诉说心里的酸楚，说着说着就哭了。
“她是个强人，也有软弱的一面，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产生了依赖，甚至比对自己儿女还亲。因为她的苦水不会倒给儿女。”剧组撤出村子那天，张光爱没有出来，李梦龙进屋向她道别，看到她哭成了泪人，好像剧组走了以后，就再没有人能理解她了。李梦龙给她磕头，告别她，也告别这一年的农村生活。
一年多的时间里，剧玺博感受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农村。“时间长了我发现了中国的农村非常复杂，这是我以前所没有想到的。”剧玺博说，村干部告诉他，“想弄点事，群众不满意，家里老婆孩子对我不满意，领导不满意，我心里难受”。村里贫穷，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往往逃脱不了“人肉换猪肉”的命运，他们大多是被逼出去的。村民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农村并不是一直可爱，农民也不是一直淳朴，会有很多纠纷，一地鸡毛。”剧玺博感慨道。
让剧玺博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片中主人公也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杜深忠一家收苹果的场景，“农民很可怜，在自主经营和市场博弈之间，他们不占优势。”杜深忠对他说，“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我跟你说啊，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是没有办法，无奈。”这些实在话让剧玺博感到很震撼，杓峪村虽然是一个小村落，但当代农村的很多问题却都能反映出来。
“在各种复杂的问题之间，我感受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到了我。”剧玺博说。在剧玺博眼中，这是一种破土而生的力量。有一次他问村干部，为什么平时有那么麻烦和委屈，但过年的时候仍然嘻嘻哈哈，村干部的话是“如果一有问题就想不开，那么地球上就没人了。”这种精神状态对剧玺博触动很大，“待在这里，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这样一种顶土而出的坚持，我从中汲取到一种不断向上的能量。”
杓峪村虽小，镜头却无法装下整个村庄的生活百态。“我的梦想就是用我的镜头来表现更多的真实。”“村儿电影社”的年轻人正带着他们的梦想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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