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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新科学》
——序言《量子世界中的中国智慧》
序言作者：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
我第一次读到玛格丽特·惠特利的《领导力与新科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瑞士学习管理学的时候。那时，初见有人把领导力与新科学这两个似乎毫不沾边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颇为困难。她先是解释量子物理对组织实践的意义，然后追寻生物学和化学对生命系统的影响，最后论述了混沌理论与新秩序的创生。这些科学概念并不易懂，也不易转换到商业语境中。
直到后来，我从系统学习西方管理学典籍转到汲取我国古典文化营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发现了理解惠特利著作的钥匙。惠特利以新科学为表，实则在质问西方自牛顿和笛卡尔以来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诸如：把世界看成一部没有生命的大机器；把个人劳动者商品化；过于强调科学客观性和科学管理；等等。
我当时读的是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原书出版这么多年后，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啻为一件幸事，因为从作者写的中文版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方文化对其领导力和组织研究的影响。作者说，源于“新科学”的关于领导力的新观点，“根本算不上新观点。只有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它们才是新的”。
承认新科学的古老性，意味着把关系、传统信念、团体和和谐带回到一个现代化的、机械的、技术驱动的世界；意味着通过智慧和合作而不是以往的蛮力，为混乱的现实创造新的解决办法；意味着牢固地树立这样一种认识——是合作让生命变得更加繁茂，而绝不是竞争；意味着懂得混沌相对于秩序的必要性，无论是在生命体内还是在一个组织中，混沌都并非坏事，而是建立秩序的必经之路。
可能你会问，量子物理、生命系统、混沌理论这些东西，与中国的古老文化怎么能扯上关系？原因无他，“新科学”打破了西方人固有的“机械论”倾向，即习惯于从元素的角度来探察结构，强调研究不同实体之间的机械联系；暗合中国人朴素的“系统论”倾向，即习惯于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元素，注重研究整体架构中的功能关系。惠特利说：“新科学与牛顿科学的一个最大差别是：前者关注整体，而后者关注部分。”又说：“在量子世界里，关系是决定万事万物的关键要素。”如此看来，西方人的新科学，不就是我们的旧哲学？
领导力与新科学推荐序二量子世界中的中国智慧试观察人类把握世界的两大“思维结构”——西方重“因果”，中国倡“阴阳”。“因”与“果”是两种彼此外在、相对独立的元素，“因”不依赖于“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也同样具有独立自存的属性；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是外在的、历时的、单向的。而在注重“阴阳”关系的中国人看来，“阴”与“阳”构成并服从于统一的矛盾结构，“阴”不能离开“阳”而单独存在，“阳”离开了“阴”也同样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制约和影响是内在的、共时的、双向的。
以有果必有因的思维线索向上推论，西方人便不得不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找出一个最初的创造者。所以，在牛顿科学中，世界被看做一个因“上帝第一推动”开始运转的机器。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必然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发展，为了扭转衰败的进程，必须为生存而不断抗争。出于对因果关系的强烈偏好，在管理上，西方首先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进行精明的预测和控制。认定这些部分存在无休止的冲突，怀着控制的梦想，管理者以为自己有能力将混沌从生活中赶跑。
而以“阴阳”思维来思考，世界不是机器而是生命。在生命世界里，重要的不是控制，而是动态的联系。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混沌和毁灭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组织也是生命系统，具备所有生命都拥有的适应和生长能力。由此，需要关注组织当中的人，关注他们的意图、尊严、情怀和价值，因为这些都是强化关系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我必须说，我不想在管理学和领导力的问题上，重复在其他领域一再出现的陈词滥调，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美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半点好处。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诚恳指出的，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不易创新，而且，由于后发现代化的缘故，当西方社会的新科学已经放弃讲述如何控制大自然，而开始探讨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候，我们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在此，我想说的只是，对西方人来说，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世界是一项新的技能，而这项技能从来就包含在我们中国人素有的智慧之中，我们其实无须舍近而求远。
古苏菲教义说：“你认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忘记了中国式的“加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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