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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丑怪书法产生的根源

谈“丑怪”书法产生的根源

 

书法创作中,一直有因循固守和创新狂怪的两极分界,关于其中的“度”的把握与实践运用最为争议。尤其是近些年“丑怪”书风的盛行,“放肆”笔法的张扬,或有如山村楞后生挥大棒左冲右突肆意舞弄者,或有如街头卖艺的东拼西凑生拉硬拽不伦不类连缀成章者,或有如挑半桶水欲张扬才艺故作高深者,或有如黑社会大哥欺书法“小道”欲显霸力者,等等,人人言必谈“浮躁”,个个作叹息无奈状。到底人们是受什么样的思想意识支配,曲折了正常的书法审美眼光,幻化了视觉艺术效果,以至于书坛“丑怪”书风屡屡盛行?笔者以为,其中大有探究的必要。

 

明末清初的傅山先生在《作字示儿书》中讲,“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句话被众多“丑怪”书法实践者奉为至臬,当作理论指南。殊不知,傅山先生这话,是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和明确的社会叛逆性做背景的。朱明王朝灭亡后,傅山先生拒不侍清,傲岸鄙视那些阿谀迎合之辈,不与“匪人游”,并“恨其无骨”,“痛恶其书”。他一改清丽稳婉书风,专门转以鲁颜公为师,取其“劲瘦挺拗”,以“挽既倒之狂澜”,表达了绝不妥协清政府的坚强意志。傅山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照映了其书法独有的内蕴。故而,先生在特殊背景下产生的书法及其书法理论也就让后人顶礼膜拜了。

孙过庭早在唐朝就说过,“至于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他说,“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他还说,“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如果单纯从“技”的角度讲,狂怪丑陋书法只属“险绝”档次,是一种书法学习写作过程中的“努力表现”,是一种追求外化的形式的铺陈或准备。希腊雕刻有句话说,“艺术家必须先在自己的内心感觉到他要印入他的大理石里的精神强度”,“智慧伸手给艺术将超俗的心灵融入艺术的形象”(宗白华《美学散步》)。傅山先生书法的示“丑”、示“拙”、示“支离”、示“真率”等特质,正是他内心真性情和书法笔法统一于一体的和谐内在的心迹表露。书为其心声,书如同其人,故而,他的书法会“人书俱老”,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但是,某些书法者支解甚至强奸了傅山先生的书意内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扯虎皮作大旗,便以为找到了自己丑怪书法的可靠理论依据,于是,“理”直气壮,大胆横行。

 

魏碑书法的产生与兴盛同样与时俱进,是社会剧烈变革应运而生应时而兴的产物。从“平城魏碑”到洛阳龙门石窟的若干“品”碑体,魏碑书法一直伴随着北魏拓拔氏王朝的南进、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逐步融合、整饬、扬弃而大破大立的全过程。因此,其书法也就强烈地表现出野逸恣肆、豪放粗疏的风格特点。

清朝末期,康有为等变法维新失败以后,其理想就附着于有着同样“精神流露”的魏碑书法,他在《广艺舟双辑》中盛赞魏碑书法有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等“十美”,称“独其气体之高……变之极矣!”由此,可见康有为心迹之一斑。由于影响巨大的康有为的鼓吹力倡,魏碑书体由清末开始逐步开始发扬光大。

但是,今天的魏碑书体已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加夸张了其起码的笔法,使之由“极则”而试图进入更“极则”,奇、怪、扭、曲,无所不用其极,为丑怪而丑怪,以期形成刺激眼球的个性特色,以至于让人几乎认不出一点魏碑的影子。

 

作家贾平凹曾经写过一部《浮躁》的小说,影射当代国人浮躁之心态。如今的书法界也追随社会大势,在市场利益、市场环境、市场行为的鼓惑下,不少人放弃了对传统书法真谛的学习、琢磨、吸收和消化等悉心解读,放弃了艰难无着的“面壁”融入,试图绕过古代传统难以逾越的一座座高峰,寻求捷径,以一飞冲天,扬名立万儿!这是地道的社会影响使然。

名家的“任笔”书法引导着书界整体的丑怪。不少所谓的名家借其在各种学术、专业和行业等积攒的名气,企图在书法界也分一杯羹。他们往往功力一般,只凭夸张、大胆、任性和狂妄的笔迹组合,硬性揉入了所谓绘画的、音乐的雕刻的等等“艺术手法”,显示其超凡脱俗的过人才具。这些人“榜样”的影响不可低估。

书展泛滥的示范效应诱导着书界的丑怪。前些年,连续数届全国书展大量入选和获奖的“丑怪”作品,以“学院风”、“地域特色”等帮派的名义,大肆横行,致使书坛群情激奋不能自已,皆欲“山高我为峰”。大家都想凭“颇俱个性”的一己之体,显示“纵横有象”、“作则制文”、“改易殊体”的煌煌气势和力道!他们已经忘记了王羲之的谆谆告诫:“若直笔急牵裹,则暂视似书,久味乏”!

书法评论鼓噪着书法活动的丑怪。大多书法评论言必称入经进典,书必称入道通神,仅凭主观“心迹表露”这种相当虚无缥缈的立言立论,借助几篇有限的古代书论和诸子百家的经文作论据,杜撰出一些不着边际神神道道的文字,让人一头雾水如入污潭之中,难测深浅。尤为可叹的是,很多书法评论(特别是关于所谓名人名家的)已沦为书奴,他们带着世俗的仆从的阿谀的心理,默认、放纵、唆使这种无益的图名的“创新”作品,从而使不少人飘飘然把持不住,自以为其书法果真超凡入圣,具有了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于是,更加张八盖九,枪叉鼓刀,大玩八卦。

 

探究中国书坛丑怪书风产生的根源,肯定是多种因素作用并存的结果,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人们释放个性创新自我的深刻现实反映。“书如其人”。众多人的群体构成了社会,那么,纷繁复杂无孔不入的社会影响必定会牵动每个人的心理行为,影响到书法艺术创作这种人的“心灵迹化”。众多面貌相似或各异的“丑怪”书法的展示,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性的舒放、开释、变异及嫁接等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和挣扎的显微内涵。

在中国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充分确立之前,“丑怪”书风一定还有相当的“挥洒”平台。作为艺术探索的“丑怪”书法,也一定会借助各种可能的媒介旋舞在书坛的上空。正如刚打开的啤酒,沫子需慢慢迸裂、融合和沉积。

 

注:本文已发表于2008年6月10日<大同日报> 

 

 

 

 

2008-3-20

新成堂主  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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