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最近出台的《婚姻法》新司法解释，引发了沸沸扬扬的争论。在各种误读与澄清之后，有一点变得明晰起来：婚姻中男方的父母才是新司法解释的最大受益者。多年来，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生儿是建设银行，生女是招商银行”，即在男方提供婚房的风俗下，老人往往要倾其一生的积蓄为儿子准备婚房。就预期行为而言，新司法解释有助于扭转“建设”对“招商”的不平衡趋势，形成男女双方共同投入“建设”的新风尚，这不仅更加公平合理，也还可能强化同甘共苦的凝聚精神。
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和地位，是讨论的另一个焦点。在一种地摊文学式的典型故事中，总有一个事业发达却负心背叛的丈夫，抛妻弃子带着房产与年轻的“小三”再婚；也总有一个为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而放弃工作的妻子，离异时已经人老珠黄且一无所有。有专业律师后来澄清说，婚后所有收入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哪怕妻子完全不工作，也享有丈夫收入的一半，当然也就占有房产在婚后按揭部分的一半。因此“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与丈夫的工作在经济上是等值的，何况还有孩子的抚养费以及离婚“过错方”的补偿费，说“一无所有”是在夸大悲情。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感觉丈夫与妻子的命运截然不同。于是有人感叹：为什么婚姻中受伤害的总是女人？
有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离婚率连续多年攀升，主要是婚外情所致。而出轨的丈夫远多于妻子，这也意味着介入婚姻的“第三者”以女性居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每一个伤害女人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性帮凶？有人说，这是年轻女子对中年妇女的掠夺；也有人说，年龄并不重要，姿色魅力才是“凶器”；更敏锐者发言：不要唱什么“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妻子和“小三”都是受伤害的牺牲品，罪魁祸首还是那个负心汉。这类议论，表达了对男权主义现实的伤痛体验与不满。但反讽的是，许多女性在反抗男权的同时，仍然肯认男权主义的观念：男性应当以事业立足，他们的成功应当体现为物质财富；女性应当在家务和抚养孩子方面做出更多贡献，但这被女性自己也视为低等劳动，而姿色魅力才是女性最大的“资本”，应当用来交换、保护或争夺财富。
另一些言论，则反映出新女性的独立自强精神。她们为新司法解释叫好，因为她们本就反感“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陈腐说法，蔑视“傍大款”的轻贱作为。新女性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倾向于“不婚主义”，她们要求自己在经济上完全自食其力，即便发生恋情，也要让感情与物质财富完全脱离关系。也有人乐观地相信“真爱无敌”：真心相爱是幸福婚姻的惟一法宝，爱情能打败房子、打败七年之痒、打败“小三”的诱惑、打败一切。更多的人主张男女平等的婚姻，相信“做得好才能嫁得好”，女性绝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丈夫应当共同分担家务。
围绕《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的各种观点，反映出风险社会中各种价值观念的杂陈交错。婚姻高风险时代，伴随着中国的社会变迁的来临，汇入了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性的离婚率上升趋势。根据美国婚姻史家库兹（Stephanie Coontz）的研究，传统社会的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保护，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以爱情为基础与核心的现代婚姻，本来具有内在的风险，在现代化进程中体现为离婚率的上升。公私领域的分离，使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少受到婚姻状态的影响；高度流动的社会，减少了“熟人”社群对婚姻的干预压力；安全避孕措施，降低了“性自由”的代价；女性教育水平与就业率的不断提高，使她们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家用电器（洗衣机、微波炉）、加工食品以及快餐业的发展，使得男性在生活上更容易自立，因此传统婚姻中的彼此依赖女性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以及男性对妻子的家务依赖被大大缓解。所有这些现代转变，都在瓦解以往维护婚姻稳定的“非感情因素”。
但好消息是，在现代婚姻中战胜风险的夫妇，往往具有更为亲密和彼此满意的关系。婚姻是对爱情的考验而未必是墓地，因为最深沉的爱情不只是渴望倾心相吸，也向往天长地久。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