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的今天——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朦胧诗派”代表诗人顾城在打伤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下，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当场宣告顾城死亡，谢烨则在被送往医院后的数小时内不治身亡。时隔22年，这一震惊世人的“激流岛事件”仍然扑朔迷离，坊间揣测不断，有神经错乱论，有婚姻情变论，更有蓄意谋杀论。
顾城（左）与谢烨（右）
22年前的今天——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朦胧诗派”代表诗人顾城在打伤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下，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当场宣告顾城死亡，谢烨则在被送往医院后的数小时内不治身亡。时隔22年，这一震惊世人的“激流岛事件”仍然扑朔迷离，坊间揣测不断，有神经错乱论，有婚姻情变论，更有蓄意谋杀论。而一切的一切早已在顾城1979年9月写给谢烨的一封情书中一语成谶——“我说咱们走吧，你说怎么走呢，我摘下一根草茎，在你手心写一个谜，一个永远猜不到的谜，没有谜底。”
文/李丹
爱你成了被刀刮过的鱼鳞
额角的伤口，腥红的血迹，绝望的眼睛，以及一把可疑的斧子……这些意象如同鬼魅般在顾乡的头脑中萦绕不去。她的耳边忽然响起弟弟顾城悲哀而钝涩的声音——“心没了，成干末末啦。”如果弟弟的死亡还能勉强用所谓诗人的宿命来解释，那么弟媳谢烨呢？那个被顾城视为缪斯的女孩，那个花朵一样清新美好的女孩，该用怎样的逻辑来解释她的死亡呢？
事故发生后，有人说顾城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有人说顾城是一个用斧子砍死妻子的屠夫，更有甚者认为顾城的残暴早已有所预兆，不然何以能够手起刀落，斩断他亲手养殖的数百只鸡的脖颈？面对外界言之凿凿勾勒出的顾城的种种形象，作为事件的唯一见证人——顾乡却糊涂了。当时，她在屋子里，顾城进来跟她说，他把谢烨打了，她走出去看到躺在地上的谢烨，她不清楚弟弟和弟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无法从事后诸种事实以及臆测中辨认出所谓的真相。但只有她知道，那把被谣传为杀人凶器的斧子，落在现场时其实是干干净净的，不曾留下半点残忍行径发生过的痕迹，而在激流岛上，随便在路边扔一把斧或锄也是常见的事，新西兰警方经检验也已经排除了用斧子作案的可能。但正如警察对她说的，顾城死于自杀，谢烨死于被顾城打伤，这个结论依旧不会改变。
有关这段日子的回忆，顾乡大多写在了《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一书里。顾城死后，顾乡想起一封弟弟写给她的信，那是写于顾城夫妇最后一次回到激流岛之前，但还未来得及寄出，最后还是等到他们一起回到激流岛上之后由谢烨拿给她的。顾乡记得当时谢烨把信拿给她时表情很不屑，于是她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没怎么仔细看就把这封信塞进抽屉里了。信上有这样的句子：“简单而深不可测，每个事都是这样，我不知上天为何如此，只被它的残忍和微妙之感惊呆了。”
等顾乡看到遗书时，距离悲剧发生已经过去将近两个半月。遗书夹在警察局封存的那本顾城当天正在读的交通手册中，一共四封。一封可以看出原本是写给父母的家信，后来不知怎地划出一条突兀的横线，抬头处加上个“姐”字，便成了绝命遗书。其他三封则是分别单独写给母亲、姐姐和儿子小木耳的。顾乡在《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中写道：写遗书时，我相信他（顾城）的心目中谢烨是留世的。……只有谢烨在世，他专门讲房子遗产给孩子才有意义也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了谢烨，房子等等是不用说就全部归属木耳的，这点他从来就清楚。同样，只有谢烨在世，他才有必要说他的稿子照片由我保管、清理，没有谢烨，那是自然由我做了。
顾乡还记得，就在事故发生的几天前，顾城还忽然像小时候要告诉姐姐一个他的新发现那样对她说：“我这个人是这样，要是觉得谢烨一下成了外人了，就什么都无所谓了，不碰心了，没知觉了。”当时顾城的神色清朗透彻，顾乡心里也有种松弛，觉得他是过来了，真的抵达了他所说的“自然哲学”之境，能够以超然的态度面对一切。
然而，悲剧的发生只是一瞬间的事，而且最令顾乡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还搭上了谢烨。当时那个在德国时就疯狂追求谢烨并且不惜为她离婚的男子——大渝，正在前往激流岛看望谢烨的路上，于是顾乡推测谢烨第二次准备离开时应该就是去与大渝见面了。如果谢烨第一次独自开车走了就径直去找大渝，不再回来这里来与顾城相见，只要能错过那个时刻或许悲剧就不会上演，至少谢烨就不会离开人世。
事故发生两天后，邻居安娜见到顾乡时说，她真是不明白，10月8日当天她带谢烨去帮大渝找住处时，谢烨还向安娜表示她是很爱顾城的，而自己心里很烦。
顾乡曾试着体会谢烨当时极其复杂的心理：她（谢烨）是不是下意识里忽地痛恨起了这个已迫到了眼前的时刻呢？这个时刻于她竟是如此地不得已又如此地不能没有，如此地令人痛快又让人痛心，令人向往又让人含恨那！
顾城与谢烨在法国
也许有一个我你没见过
“是什么弄她到了这个境地，不就是李英吗？可恨顾城多么不争气，最终写《英儿》还留着大情呵！”顾乡曾这样写道。顾乡以及顾城夫妇生前的好友文昕认为，英儿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文昕曾说：“他们三个人其实已进入了一个最可怕的状态——他们在玩命。”
谢烨在临终前与顾乡的最后一番谈话中，还在不断地讲起英儿来，“李英挺怪的，就想让顾城爱她，就想让顾城爱她，都露骨了。”在顾乡的记忆中，谢烨说这番话时带着宽容的笑容，同时又微微带着轻蔑。顾乡记得，当谢烨第一次向她讲起顾城和英儿之间的事情时，谢烨笃定地说：“李英知道怎么让顾城喜欢她。”
1986年夏天，北京作家协会在昌平召开新诗潮研讨会，顾城夫妇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英儿则作为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被指导老师谢冕带到会议上。当时谢烨、英儿以及文昕被分到了一个宿舍，住在一起后她们之间有了深谈的机会。谢烨经常向两位室友讲述自己与顾城富有传奇色彩的恋爱经历，以及关于顾城的各种趣闻轶事。文昕说，当英儿听到让她感动的情节时，就会把头蒙进被子里悄悄地流泪，她被谢烨的故事彻底感动了，也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在童话中生活的顾城。再加上顾城经常来屋子里找谢烨，一来二去，他们四个人便熟悉了，在开会的四天时间里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会议中有一位研究古典诗词的老评论家言辞激烈地批评了顾城的朦胧派诗歌，谢烨激动地站起来反驳并愤然离场，英儿则边发言边哭泣，如同一个路遇不平的勇士，想要奋力驳倒外界对顾城的误解。文昕说，英儿对顾城的感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英儿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回忆道，她与顾城见面“每次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到了1987年5月，顾城与谢烨收到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的邀请，遂决定出国。在顾城与谢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英儿面对着将要“一去不复返”的顾城，在谢烨也在场的情况下，将深埋在心底的感情全部倾泻了出来。当英儿忘情地向顾城表白时，谢烨则在一旁翻看着一本杂志。她和顾城面对面地说着话，几乎忘记了谢烨的存在。英儿后来告诉文昕，她觉得再不说就晚了，没有机会了。而当时的顾城沉浸在英儿赤诚的表白中，在那晚甚至对英儿说出了这样的话：“你和我天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雷（谢烨）不一样，雷是我造就的”。
在顾城夫妇出国后，他们与英儿还时有通信。面对顾城与英儿之间的感情，以及当时小木耳出生后顾城的态度，谢烨决定帮助英儿来到新西兰，使她得以与顾城相见。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宽厚下，谢烨有着自己的无奈。小木耳的出生破坏了顾城“女儿国”的构想，顾城执意要求谢烨将儿子送走，而这无疑是插在母亲心上的一把匕首。谢烨觉得或许英儿的到来能让她有机会与儿子相处，同时又不至于刺激顾城脆弱的心理。
1990年7月，英儿在谢烨的帮助下来到新西兰激流岛，她的签证、机票等都由谢烨办理。自此，他们开始了在常人眼中匪夷所思的“三人行”生活。当谢烨第一次向顾乡讲起他们三人在一起的生活细节时，顾乡非常震惊，她说：“顾城怎么可以这样！”谢烨反而淡淡地答道：“他也没怎样啊？”顾乡说：“他怎么能容忍自己不专注你呢？”谢烨说：“他没有不专注我，他还是专注我的。”谢烨告诉顾乡，顾城对于他和英儿的事从不瞒她，就连他们之间的性爱体验都会悉数讲给谢烨听。
顾乡无法理解他们的相处模式。等她亲眼见到他们三人相处得是那样坦然愉快，并且只要谢烨和英儿在一起时，她们真就好得像亲姐妹一样，反倒是顾城被孤立在一旁，但顾城显然是乐在其中的，于是顾乡也就只能陷在赞叹里了，以为是自身思想的浅薄无法跟上他们精神的步伐。“他们都智慧明白，分明用不着我操心的。而他们的那些日子让我一直以为真如同一个美丽洁净奇迹般的神话一样，就那样地一点一点地在我眼前过去了，谁想得到他们之间后来会这样……”顾乡在自己的书中如是说。
1992年3月，顾城谢烨应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赴德国从事文学工作，英儿则在顾城夫妇离开激流岛数月后不知所踪。据说她是跟岛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走的，而这段关系也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顾城在给好友文昕的信中这样描述英儿的离去：“一个岛也会骗我，我回来的时候，她没有了。”
1993年9月6日，顾城夫妇从德国来到朋友顾晓阳位于洛杉矶的家中。顾晓阳看到顾城新写的小说《英儿》，讲得是男主人公与名为雷和英儿的两个女子同居共处的故事。顾城说，小说里写的都是真事。顾晓阳便问：“谁是『雷』啊？”顾城说：“是谢烨。”顾晓阳不再说话。谢烨笑着说：“晓阳真老实，你怎么不问谁是英儿啊？”二人嘻嘻笑笑，很愿意谈论这件事的样子。在顾晓阳和顾城独处时，顾城向他讲述了他们三人共同居住在激流岛上的故事。顾晓阳问顾城：“你还爱谢烨吗？”，顾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了，谢烨对我，就像空气和大地一样。”
英儿认为，顾城喜欢一个女孩子，是看到了她灵魂中纯粹的东西，而他渴望做这种纯粹的东西的捍卫者，“他不要你到世俗中去，这是他的信仰。”“他觉得他是把一个女孩子从世俗中解救出来。他的宗教感是非常强烈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三个人在岛上一起生活是没法理解的。”顾城在《英儿》一书中的一段话则给这种“宗教感”做了最好的注解，他写道：“美丽在花与花之间。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见爱他的女孩在一起安睡，他就走出去了，站在晴空之下。这是他的天国，他唯一实现梦想的可能，他期待她们相爱，或仅仅看见她们在一起就够了。”
他觉得无论是谢烨还是英儿，都应该是享受这种经验的，因为他向来将她们视为与自己情亲如一体之人。但他不知道的是，谢烨和英儿其实都渴望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她们无法跟着他的信仰完全抽离于现实，正如谢烨在给顾城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也许有一个我你没见过。”
谢烨(左)、顾城和李英(右)的合影
想和你去走风暴中安静的雪地
那个最初相遇的传奇，被顾城无数次对友人谈起，在每一次交谈中，化作一尾鲜活的鱼。那是1979年的夏季，顾城和谢烨坐上了同一辆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顾城是从上海回北京，谢烨则是到承德看望父亲。他们的座位紧挨着，到了南京站，别人占了谢烨的座位，谢烨没有说话，恰好就站到了顾城的身边。谢烨颈后飘动的发丝，像一只调皮的鸟儿，轻轻啄着顾城的脸颊。顾城感到有些紧张，试图通过和别人说话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好像在回避一个空间、一片清凉的树”。顾城在1979年7月给谢烨的情书中写道，“我开始感到你、你颈后飘动的细微的头发。我拿出画画的笔，画了老人和孩子、一对夫妇、坐在我对面满脸晦气的化工厂青年。我画了你身边每一个人，但却没有画你。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
到了夜里，所有人都睡了，只剩下顾城和谢烨清醒如白昼。顾城在之后写给谢烨的情书中如此描述这场令他难以忘记的“夜谈”。“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列车走着，进入早晨，太阳在海河上升起，顾城被莽撞的阳光惊醒。他看着手表上的时间，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因为再过一会儿他就要抵达目的地。他看着笑靥依旧的谢烨，忽然有些恼怒，以为这场邂逅只在自己一个人的心底激起了涟漪。他掏出纸片写下在北京的住址，等车一到站便把纸片递给谢烨，仓皇地下了车。“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谢烨在后来给顾城的情书中这样描述当时对顾城的印象。
不久之后，谢烨在回上海路过北京时果真循着地址找到了顾城家。尽管谢烨在对父亲说起此事时，父亲认为顾城也许是个骗子，谢烨自己也觉得顾城是个怪人，但是她依然想出了无数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当谢烨敲响了顾城家的门时，开门的是顾城的母亲。由于已经无数次听儿子谈起他的这位缪斯女神，顾城的母亲不禁仔细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女孩。顾城走了过来，睁着好像没睡醒的眼睛。他们在院子里谈起了哲学，然而顾城上衣口袋上的墨迹却让谢烨觉得很滑稽。后来谢烨发现，将没盖盖儿的钢笔直接插在口袋里是顾城的习惯，因为他衣服的每一个口袋都被染上了不同颜色的墨水。临走时谢烨给顾城留下了上海的地址，也忍不住告诉了顾城她回上海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他们开始互相给对方写“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的情书，顾城还在信中孩子气地问道：“我们在火车上相识，你妈妈会说我是坏人吗？”
然而，谢烨的母亲给了顾城这个孩子气的问题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顾城没有固定工作，谢烨的母亲将顾城视为纨绔子弟，当顾城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追随谢烨的脚步时，她反对谢烨和顾城在一起。在这种压力之下顾城愈加发奋写诗，以证明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和谢烨，他们的好友舒婷曾回忆，那时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顾城的一摞手稿。
为了有更多机会与谢烨接触，顾城还在谢烨家附近的武夷路购置了一所小屋，那是个由竹子和砖搭建的简易民居。由于房子过于简陋，出于安全角度考虑，顾城在上海的友人毅伟建议顾城把房子修缮一下再居住。又因为资金有限，顾城和谢烨只好在夜里偷偷拎着洗衣桶到附近的工地拿黄沙和水泥，后来还是在毅伟的帮助下得以完成对房屋的修缮。顾城常常坐在天井里洗衣服，他对毅伟说，他洗衣服的诀窍是让衣服在水里多浸一会儿，这样脏东西自然会掉在水里，毅伟和谢烨都调侃他这是懒汉理论，有时谢烨看不下去，只好替顾城洗衣服。顾城在上海武夷路小屋的经典伙食是排骨青菜面，他先是烧上一大锅水，然后放入排骨煮一会儿，之后再放入整棵整棵的青菜，最后放入面条，还自诩为营养烹调。只有谢烨在的时候，才会把菜切成一段一段。那时谢烨还在念夜校，顾城每晚都会去接谢烨，送谢烨回家。但是谢烨有些羞涩，不好意思让同学们知道男友来接她，于是顾城便在离学校稍远的地方等待谢烨放学，然后并肩而行，正如顾城诗中所写，“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
但是在谢烨家人的眼中，顾城的诸种诗人行径是颇为反常的，他们甚至要求顾城去精神病医院做个检查。虽然顾城觉得自尊心很受伤害，但是为了与谢烨的结合，他仍然同意了。结果，顾城在医院里同医生大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医生都震慑住了，最后医生只能宣布顾城是正常的。
事情的转机发生于顾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生诗社的一次演讲后。当时上海师范大学的学生诗社得知顾城在上海，便邀请他去做演讲。顾城与毅伟商量此事，毅伟忽地想起谢烨说过她的母亲年轻时也非常喜爱诗歌，于是便建议邀请谢烨的母亲一起去大学听顾城的演讲。那晚顾城忘情地讲起自己对诗歌的热爱和认识，还讲到了许多自己喜爱和崇拜的作家，如安徒生、洛尔迦等。演讲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气氛十分热烈，顾城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谢烨的母亲也被打动了，谢烨说，回到家以后，母亲很高兴地找出自己年轻时抄录的几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给她看，并且颇有兴致地回忆起自己曾经对诗歌的热情。
1983年8月5日，顾城终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随后便一起来到了北京。婚后顾城还给谢烨起了个名字，叫“雷米”，他说：“雷为神，诗为灵”，谢烨便是他的诗歌之神。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么多灯火摇摇，雷米，真想和你去走风暴中安静的雪地。”
1986年，顾城与谢烨在成都参加诗会
既然一切将往，那么死亡为什么不死亡？
顾城一直渴望在远离文明的地方建立一个真正纯粹的童话世界，“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个愿望在他与谢烨定居新西兰激流岛后得以实现。80年代末，因种种现实原因，顾城和谢烨在结婚不到四年后离开故土。1987年5月29日，顾城夫妇自北京飞往德国明斯特，开始了他们在海外的生活。1988年，他们以工作移民的方式，定居新西兰激流岛。
彼时的新西兰，只有一些想要遁世的英国人才会愿意在此安居，当时出国的作家诗人，没有谁想要移民新西兰。而顾城偏偏在这块荒凉的小岛上买下了一栋又大又破的房子，他和谢烨在岛上劳作、养鸡、摆摊、画画、写作，顾城说，他们经过了从“采撷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又回归到“文艺事业”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他决计要构建一座理想的精神王国，在那里有“松软的高原”，人类从河谷走下，“捡起一块卵石，研磨着早晨的食物。”然而，这座精神王国在顾城的友人王安忆看来，却像是一种刻意制造的模型，“不免带有虚拟的性质，沙上城堡怎么抵得住坚硬的生活？”
在那所孤绝于文明的“沙上城堡”里，没有水没有电。他们到达这所房子的第一晚，顾城对谢烨说，这是他找了二十年的地方，自12岁辍学起他就一直在一个非现象的象征世界里追寻着这个地方，以前这个地方在他的帽子里，而现在就近在眼前。
顾城原本做过木匠，得到这所愿望中的房子以后，更是将他的手艺发挥到极致，屋子里的家具摆设大多属于顾城的杰作。而谢烨则带着一种殉道者式的信仰，陪着顾城一起尝试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
当顾城为了保持母语作诗的语感而拒绝学习英语时，谢烨便独自默默地学起了外语和开车，在生活中给予顾城无微不至的关怀。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谢烨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
顾城曾说过，他常常憎恶自己的身体，觉得累赘，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于是谢烨便帮助顾城一起，尽可能地抛弃肉体，进入到一个纯粹的“灵”的世界。然而，最终这个纯粹的精神王国走到了尽头，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要的只是纯粹的精神，最终却发现精神成了灵魂的殉葬品。
顾城用孤绝疗救孤独，以为用堂吉诃德式的意念，便能仗剑走天下。他和谢烨把房子修筑成自己的城堡，种花，种草，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大海。当顾城的友人来到他们的城堡不禁对眼前的美景发出赞叹时，顾城却说，365天没有变化，美丽就会变成一种可怕。诗人杨炼曾回忆说，这就是顾城的戏剧性，他构建了一个表面的童话，而他的内心深处还有深刻的孤独感，还有错裂和错位的感觉。他觉得，顾城和他的诗歌是一致的，如果只看单独的字句，感觉非常清晰、非常简洁、非常肯定，但是拉远看整体时，就又感觉相当琐碎、相当繁杂、相当失控。
“表面的童话”其实在小木耳出生时便已经开始出现裂痕，顾城对儿子的态度让谢烨第一次深刻理解到这个纯粹精神王国的虚妄和残忍。直到英儿的介入与离开，这个童话已然摇摇欲坠。谢烨对顾乡说，并不是说顾城坏，只是具体到生活一件件的事情上，他让人受不了。当另一个男人携着一份正常生活来到她面前时，谢烨觉得，她再没有力气陪顾城构建那个看似纯粹美好却鬼影幢幢的精神王国了，而顾城固执的手却一直伸着，“不知是示威还是已经投降”。于是，在最后死亡的利刃朝向他们的时候，这个“表面的童话”彻底坍塌。那座他们亲手搭建的城堡，如顾城所说，“真是每一寸都能杀我，摸一摸就疼。”在他和谢烨的眼睛之间，顾城看见一根绝望的手指抓住了一只死去的蝴蝶。当谢烨变成那只死去的蝴蝶时，她是否会想起那次火车上的相遇？那次相遇之后顾城为她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像辉煌的天穹，我将默默注视你，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
顾城与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的故居
（本文参考了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北岛编《鱼乐：忆顾城》以及凤凰网纪录片《流亡的故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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