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社会的定力，艺术是文化的结晶。书法，是人的生命本质的深度隐喻——心灵潜语，是中国文化的指纹。它不仅使我们保留下民族文字的造型艺术与诗性语言的雅洁纯正，也隐曲地表达本体对社会变革的参与。现代化情景下的中国，在其大文化背景下，整个国家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对于每一个文化个体来说，机遇与挑战都是并存的。一方面，社会物质文化的丰富充足为当代书法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另一方面又在消费时代“唯物”主义、“金钱至上”，加之商业主义的煽惑，使得书法创作主体常常无所适从，难以在逼仄的文化视野中坚定文化立场，一以贯之地将艺术信念落实在笔墨实践中有所创新，更遑论担当文化责任，筑基书法高原，攀登书法高峰。如何在商业文化中站稳立场，立定脚跟，面对本民族文化的丰赡遗产，保持优秀民族文化本性，这是民族文化自信的立足点。随着5G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化给当代书法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其冲击波的能量是巨大的，但是同时也是绕不过的历史过程。回顾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书法20年发展的历程，在展厅文化导引下，书法审美的文化指向在现在性情景逼迫中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而书法的文化韧性和审美定力能否使我们的文化根脉赖于生存而赓续，则是不应忽视的。
● ●● 展厅场景
近10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一直对传统文化进行普遍的质疑与拷问，其根本动因就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浸入阻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赓续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近20年来，随着经济振兴、民族自信的增加，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渐次导向一种正在进行着的精神复原或者文化复兴的历史过程。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文化场景，当代书法家从普遍意义上说，其心理准备是不足的，总体来说较之历史上的书法艺术家未能建构起高贵典雅的生命品格与人文品质，甚至在名闻利养与人文理想相冲突时，他们的人生格局比之传统文人中的那些先贤则显得格局局促，甚至是人格萎缩。当代书坛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其一，书法的诗性品质是否可以坚持。
● ●● 现代美学家、哲学家宗白华
宗白华先生认为，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是艺术的两元。何谓静穆的观照？比如我们站在断臂维纳斯的面前，打动你的是一种艺术的氛围、情绪、美感，一种艺术的庄严、高尚与神秘，没有谁会起一分邪念。而飞跃的生命，其义旨在我以为，生命的美学才是书法的灵魂。朱光潜说，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而书法，从古至今，它都是诗性、诗意的，不只是因为它书写的内容是优秀的古代诗文、名句，是可以予人以高台教化的，更因为它的品格是诗的节奏，诗的格调、韵味、意境。这中间有传统文化的潜涵隐入，也有书法家的自我追求。中国是诗的母国。从西周开始“诗”就成为“六经”之一，它与“书”同样是贵族君子的必修课。诗意的美学早已嵌入到民族文化的基因之中，浇灌出哲学与艺术之花开放在所有文化领域的原野里。诗曾经那么地阔气，不仅具有工具性，可以以之侍奉君王以及父母，还可以成为人精神生活的一种能量——用孔子的话说，可以“兴、观、群、怨”。诗还成为生活的准则。诗的高贵品质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欲予人生命以浪漫、丰盈的质感——人便在烟火气中当存一分雅兴。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谓之“诗意地栖居”。黑格尔也说“一切的艺术都是指向诗的”。而令人深为不幸的是，诗在当代文化价值谱系中却被悬置了。在书法中，诗的语言的堕落、枯竭，摇身变为嚎叫和作祟，装神弄鬼成为向网络空间“圈粉”的手段，这种向世俗讨要点击量的歇斯底里的讨媚行为，起初人们还误以为是对威权的抗拒，但岂不知亦是另类的套路，大众再一次被套牢了、欺骗了。这显然是对大众文化的误导，其在文化传播中的负能量是不可以忽视的。诗被搁置的另一例证，是部分重要展览鼓励、倡导自作诗词。但即使有一些鼓努为力的“创作”，都太过勉强太过造作，反而不如用心用意地择选抄录更为切合实际，也更不失其大雅。我想，最现实的莫过于“实事求是”，像涵养土壤一样给土地留有换茬撂空的时间，文化养成也需要时间。如果书法界都有一个共识，共同追求一种精神的价值，相信我们的书法家会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会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 ●● 宗白华致常君实信札
其二，书法审美向度能否多元。
费孝通先生晚年在谈到处理不同文化的关系时，概括了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实，中国书法在处理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时，甚至在处理内部各种书体的关系时，也应遵循这种美学原则。这也是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的。而近20年，流美之与“缺钙”——一种文化“阴柔化”现象，让人觉得气短。我没有反对流丽优雅的美学，我只是因为其抽离了文化质地的均质性、雷同化，一步一步走向“阴性本体”的审美向度而迷思。20世纪末以来，消费型社会中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是，社会中审美价值观出现误区，而越来越多的男人呈现出“阴柔化”特质，这种风习也深度嵌入到书法的审美趣向上。“娱乐到死”的“阴柔化”指的是现在性的重视物性的批量的“生产性文化”，成为消费性文化的主题。这种创作，属于情景式的一次交往，不需要审美介入，也不需要高台教化，更不需要情感注入。因此，同质化、雷同化、快餐化的创作应时而兴，部分展览所暴露的抄袭、复制等流弊愈演愈烈，治丝益棼，屡禁不止。这一事实证明，只有评选制度是不够的，而如何在本根上治理，让补足审美短板成为一种审美自觉，才是需要考虑的。其中，审美的趋同化、浅薄化、世俗化是亟待提升和重建的。书法界普遍的文化“缺钙”现象与书法家人文意识的独立性、审美品味的阳刚性缺欠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基于当下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将本土、传统、诗性的书法引向一种精神的图景，一种超越功利的艺术统领，需要重建艺术的生活和书法的伦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 ●● 费孝通肖像及手迹
其三，书法的音乐调性与高贵品性是否保持。
在中国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是先人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形式。诗从“三位一体”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但仍保留着音乐性特质。这种音乐调性深度地潜含于诗性母体的文化之中，所以，书法、绘画、文学等都具有音乐的调性。因此，书法被认为是无声的音乐、无形的建筑、纸上的舞蹈。“书法，无色而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沈尹默）。书法的音乐调性的全部奥秘在于起伏万状的变化着的节奏。而书法的节奏体现在点画、结字、笔法、墨法和章法等技术诉求之中，更体现在韵味、格调和意境品格等文化诉求之上。书法的高贵、典雅凝定在这些形而下的技术诉求和形而上的文化诉求之中。沈鹏先生也曾指出，按照海德格尔关于“一切艺术都具有诗的特点”的说法，诗、书、画、印结合决不应当停留在形式本身，“诗意”是这种形式至高无上的灵魂。因此，书法家应当把探索诗意作为对书法本质的追求。书法对创作主体的文化养成和品行修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仅仅从审美品位上说，也是与世俗不相兼容的。
● ●● 清代赫达资 《画丽珠萃秀册12：唐公孙大娘舞剑》
其四，标准化时代是否保有文化乡愁。
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越来越现代化的物性社会，对于文化本体来说则可能意味着义无反顾、大步流星地返回内心、返回原点，追问当下，以对抗时代对自己的塑造或者说被时代裹挟而泯灭了人的自由生命本质。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光，它总是不经意地表现出国民的精神状态。我们今天的部分书法创作缺乏信仰、缺失灵性、失去判断、迷失方向，是缺乏想象能力、缺乏自由精神、缺乏思考意识的表现，这是当下文艺创作的最大危机。过去曾有人评价，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某些艺术门类已经迅速成为缺乏底蕴的快餐型“产业行业”。但隐在的历史动因并不是民族文化诉求所需要，而是某些难以摆上台面的因由的捻弄和操作。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各种观念风云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结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然而，文化的地位却日益凸显。中西美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化习惯上。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与源于希腊岛屿的西方文化，从思想深度、时间长度、影响广度、丰富程度来说，是世界上独立的两大体系，是时间的产物。因此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和学习的目的，除了借鉴彼此的优秀成分之外，也有助于深化彼此的自我认知。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美学崇尚和谐与中庸，这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维特征有关。
● ●● 梁漱溟肖像及书法作品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认为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文化的特征，体现的是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人向前，印度人向后，中国人持中。梁漱溟乐观地看好儒家主导的中国文化的人生路向，认为它可能是未来人类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文化情景中，中国美学所体现的是重和谐、轻狂狷的价值倾向。这种美学在艺术上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吸收和转换，进而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趣味，王国维则将这种趣味称之为“古雅”。也许，“古雅”并不能代表古代书法文化的多彩多姿的艺术风貌，但它却是一种审美象征，代表着进入现在性标准化时代的文化乡愁。中国书法永远姓“中”。在标准化时代，在5G时代，甚至将来的某一时代，书法的“人文化成”的文化功能和古典优雅的诗性品格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永远不能丢。我们以往曾把“形式至上”变成主义，用西式思维理解国粹，不惜抽离书法中的人文因子，悬置主体心性情感介入，回避审美干预，几十年的事实证明，在几千年的文化累积面前，其理论的格局、见识和判断力都是狭隘偏执的。其实创作上虽然好一些，但有一点我是不安也不甘的。我们注意到，民国以前的书法总体来说风神上是静穆安详的，而近观细察则是活泼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谓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是艺术的两元。反观今天的展厅作品从精神上看大多是焦虑不安的，似乎人人都追求个性反而没有个性，缺失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心境。所以，所谓“留住乡愁”，仿佛就是从每天被一只叫“时间”狗的追撵下逃逸出来，回到本体，回到本然，因为书法里积淀了民族文化的那种美学的自由自在的心性和自性。书法说到底是个体劳动。个体劳动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是自主的，可以是适性的，在大工业化文明中是可以葆有一份静穆与飞跃的。
● ●● “隶变”过程中的细节变化
中国文化是具有文化韧性的。汉字在经历了“隶变”后，赓续千年而不灭，而“隶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书法的上游源头，尤其是真草行诸体的先身。汉字是中国人认知世界时给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一种命名。汉字书写从一开始就是嵌入了中国人的审美密码的。汉字在古文字时期如甲骨文、金文时期，就是按“美的规律来塑造”的（马克思），而历经隶变而后，渐次产生了楷书、行书、草书诸书体，终使其完成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倘若没有隶变的这种类似凤凰涅槃的历程，汉字会不会有今天还真说不定。中国文化5000年赓续有序，汉字的功劳是居功至伟的。这便是文化的韧性。而汉字书写不只带来了字体的分蘖，更是赋予了其艺术的生命力，即是汉字的审美魅力。这种魅力又历经2000多年，瓜瓞绵绵，散枝开叶，五体书中又因了各种风格个性的差异，在不同性灵的催化下形成了书法风格色彩缤纷的多样化景观，这即是我自谓的审美定力。我给书法所下的定义：书法是人自由生命本质的深度隐喻，是人的心灵潜语。所谓深度隐喻，是谓书法的本质或者说本事，是修道的法门，目的是培根固本铸魂，是育化心灵，指向人的生命本质的自由。所以，书法是向内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熊秉明），一点儿也不为过。鲁迅先生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因为中国文化韧性和审美定力的存在，可以相信，书法艺术的生命力是茁壮的，沿着中国书法传统文脉“接着讲”，是一定的，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 ●● 熊秉明《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现场
吴振锋
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兰州大学书法艺术中心研究员，中国文字博物馆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郑州大学书法学院隶书研究所研究员。在《中国书法》《书法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书学论文数百篇，多次参加国际书学讨论会、全国书学讨论会及全国书法批评年会等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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