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行书自作诗》

日前，北京保利拍卖会上，张瑞图《行书自作诗》拍出高价，成交价为529万元。今天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

●张瑞图（1570-1644）《行书自作诗册》，册页（十开十九页），水墨绢本，1626年作，24 × 23 cm ×19，估价：RMB 1,200,000-1,500,000，成交价：RMB 5,290,000

●诗文著录：1.“瀛海公署观画角鹰屏风图歌”见张瑞图《白毫庵集》“白毫庵杂篇一”，第138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底本为崇祯十二年刻本） 2.“辛酉北上至河间公署逢除夕作，用杜工部起语韵”见张瑞图《白毫庵集》“白毫庵杂篇二”，第183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3.“为郑大白庶常题小影”见张瑞图《白毫庵集》“白毫庵杂篇一”，第131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 4.“送吴仲声年兄会试作”见张瑞图《白毫庵集》“白毫庵外篇”，第83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 

●著录：1.《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8册，第29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2.《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六册，第353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3.《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第七册，第3470页，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4.《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第六册，第293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 5.《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第十一卷，第4623页，故宫出版社，2020年。 

●说明：1.此作经钱堉之鉴藏。钱堉之，字鹿泉，江苏无锡人。清代收藏家、目录校勘家。 2.原为辽宁省文物商店藏品，1988年7月7日经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鉴定，后陆续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书。

张瑞图，字无画、长公，号二水、白毫庵主人，福建泉州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善画山水，法黄公望，亦工佛像。书法奇秀，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合称“晚明四家”。

据《明史·阉党列传》载：“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魏）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因此，后世认为趋炎附势取得的信任与偏袒，使得张瑞图、施凤来等阁臣，对于魏忠贤唯命是从，故又被称为“魏家阁老”。由于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势焰熏天，依附于阉党的“探花郎”张瑞图，仕途也平步青云。是年（1626），其迁礼部侍郎，秋季，又与同年“榜眼”平湖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很快，再度升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可谓位高权重。

而事实上，张瑞图可查证与“阉党”的交往，似乎只有为魏忠贤生词“书丹一事”，且题写匾额后，并未署款。此外，并未见其他迫害东林党人的“劣迹”记载。所以，在崇祯皇帝清算附逆“阉党”时，张瑞图一次次上疏自辩，乞求免官，最终以“结交近侍又次等”之罪，又“纳资赎罪”，逃过牢狱之苦。‍

张瑞图  行书自作诗册（局部）

毫无疑问，张瑞图为人所诟病的根本缘由在于性格软弱，又出身贫寒，没有靠山，故而前期在高中探花后，为谋求仕进，有不惜钻营的心思。而随着仕途的高升，品尝到“捷径”带来的功名富贵后，又令他不自觉地选择“进退于阉党之间”，没有明确的立场。进而“四次告老还乡”，以期夹缝求生，既是选择“自保”，躲避“党争”的直接交锋，同时也是饱读儒家经典，内心根深蒂固的“忠孝礼义”，令他的“矛盾”思想，与日俱增。由此可知，张瑞图最多可算“骑墙派”，视其为“阉党”的污名，并不恰当。他的“挣扎”，正是晚明混乱政治环境的例证，亦是彼时众多“文人”扭曲社会价值观的缩影。

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

“攀附逆党”与“传统士人”的矛盾，使得“书法”成为张瑞图反叛束缚、独辟蹊径的“情感通道”。而他“有意识”舒散积郁，所呈现的个性张扬，突破“钟、王”藩篱的书风，笔势生动，奇姿横生，对于稍晚的“晚明书坛三株树”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的影响，当有开启之功。其书法又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也有“南张北董”美誉，同时与王铎、傅山、倪元璐、黄道周等有“晚明五大家”之称。其书名远播海外，日本书坛称之“气脉一贯，独自风格”。闽人梁章钜于其所著《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中曾言：“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况晋江龌龊守位，非有蔡秦专权误国之迹，后之评书者但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此论甚公允。”史可法题字张瑞图书册，亦曾言“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皆算是对张瑞图“品行”以及“超绝书法”的公允评介。

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相较于“千人一貌”的台阁体，张瑞图的书法，力矫时弊，别具“奇逸”之态，有着典型的个人面目。而于“二王”帖学一脉的内敛含蓄，柔媚时尚等，其也是不拘一格，绝去依傍，结体横撑等，可谓奇姿如生龙动蛇。近人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谓之：“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道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

清人杨守敬《跋张瑞图<前赤壁赋>》亦言：“顾其流传书法，风骨高骞，与倪鸿宝（倪元璐）、黄石斋（黄道周）伯仲。”梁巘《评书帖》中，也说：“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王铎）、张（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作《行草书五律诗轴》，行草写之，峻峭劲利，笔势生动，结体则拙野狂怪，布局交错凌厉，自成一格。而其行楷书，则如这件北京保利拍品“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绢本，打破传统的用笔模式，充分运用侧锋，结体横势蹙展，空中取势，露锋铺毫，知“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大抵如是。

“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款识：“天启丙寅书于东湖之审易轩。瑞图。”知为张瑞图作于1626年，时年五十七岁。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张瑞图《行草书法册页<后赤壁赋>》”，亦是作于天启丙寅年，款识风格、布局等，与“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可谓如出一辙。

张瑞图  行书自作诗册（局部）

张瑞图 行草书法册页《后赤壁赋》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如“审易轩”中“轩”字，都是于另一开起笔书写，题识“瑞图”。究其缘由，或应是由于册页的特殊形制，预防“款识”部分被不法之徒，挪作他用。明代书札中，常有“冲”、“左冲”、“左素”、“余素”等，表明书信内容到此为止，可防止信札在投送过程中被人拆开后，私自在上面添加内容而引致其他后果。私以为，明晚期因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拆阅手迹而招祸、嫁祸的例子，当不鲜见。而张瑞图久居宦海，目睹“阉党”行事手段，为求自保，自然更是小心翼翼。此亦可反映彼时朝局“宦官专权，党争残酷”之昏暗。

张瑞图的作品中，很少见上款，应也是怕遗人口实，而卷入是非之中，可猜测当系其刻意为之。款识中“东湖”应即“东湖草堂”，设于“拙巢湖”南畔，与“审易轩”同为张瑞图故居的“斋室”，常见于其六十岁以前诗文中。其晚年筑室白毫庵，又自称白毫庵道者或白毫庵主。天启三、四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斗日益激烈，为免陷入“党争”旋涡，张瑞图告假回乡，悠游湖山，而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迭遭黜逐。

天启五年十一月，朝廷拟擢升张瑞图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由于此前这一“党争白热化”时期，其既避开了迫害东林党人的嫌疑，又不得罪“阉党”，故次年即应命北上，再次赴京任职。考其在天启丙寅夏日抵京，故此册页，虽未记月日，而从“书于东湖审易轩中”，则可知仍为张瑞图书于其家乡福建晋江，正是行将北上之际。

这件册页，张瑞图书旧作诗四篇，分别为《瀛海公署观画角鹰屏风图歌》《辛酉北上至河间公署逢除夕作，用杜工部起语韵》《为郑大白庶常题小影》《送吴仲声年兄会试作》诗文皆著录于张瑞图《白毫庵集》，商务印书馆出版，诗词标题略有不同。整册书法，行笔高低歆侧，不求匀称，可谓率性超然，圆处多作方势，有折无转，而似乎有意的横撑，提按节奏明显，结字也是“上大下小”，左高右低。因闽南之地，佛教信仰隆盛，张瑞图也虔诚礼佛，曾言“晶莹烁迦罗，万象无循态”。《桐阴论画》附注又云：“张公画罕见，书幅甚多，相传张系水星，悬其书室中可避火厄，亦好奇者为之。”或可知张瑞图肆意的笔势似有“符录”的意境。

仕途上的“如履薄冰”与“狂狷不羁”的书风，形成了张瑞图“性情”与“书法”的鲜明对比，看似矛盾，却是情理之中。晚明本就涌动着“个性解放”的思潮，张瑞图也不可避免受到公安派“独抒性灵”与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而这一点在其书法上，尤为明显。

沿着张瑞图的书法脉络，其最初从“钟王”帖学入手，临池不辍，熟能生巧，对于章法、字形的把握，当几无偏颇。又受陈道复、祝允明倡导的“书法革新”影响，转而只是意临而不再拘于形相。

而后，在先贤取势狂放，线条典雅的书风中，张瑞图以”狂草”的放逸和讲求厚重力度的”苏体”笔法，发起挑战，下笔直入平出，起止转折处不作任何回锋顿挫的装饰，打破书法上“藏锋”的讲究，如同横截翻折，锋芒毕露，独有“生拙”之意。同时，其书法作品，笔划第一笔多是“尖锋”入笔。此外，其与王铎、黄道周等满纸风云，一味求奇绝险峻，亦不相同，其书法中，追求气势纵横凌厉之余，仍有端严方正之趣。‍

在《果亭翰墨》卷一中，张瑞图更曾言“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苏东坡）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则可见其“绝尘而奔”的自信与“书法野心”。

纵观这件张瑞图“行书旧作诗四篇”册页，行气连贯，笔力劲健，通过“疏密”、“粗细”的布局，如字与字之间，错落有致、密而不窒，行与行之间则疏可走马，寓之动态之势、放逸之趣，字形略呈长方形结构，部分尖利横撑，点画中又以“上大下小”时出奇险之态，可谓风清骨峻，节奏爽朗，有其典型面貌。此对于其书法风格变化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