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出现了《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金石学专著，这些著作中辑录了数量颇丰的汉代碑刻，奠定了后世碑刻考释与著录的基础，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金石学研究的高峰。宋代金石学家在对金石碑刻考释与辑录的同时，也关注了这些碑刻上的书法之美，对两宋隶书审美观念和实践均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宋代隶书并未因金石学的兴起而复兴，我们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为何乾嘉之际的金石学研究引起了清人对篆隶书的广泛关注从而复兴了篆隶，而宋代金石学却未能推动篆隶复兴？笔者通过梳理两宋金石学史料，并结合江西出土南宋墓志中的隶书铭石，考察南宋时期江南西路一带隶书书写情况，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蔡邕隶书——宋代隶书的审美典范
蔡邕隶书在宋代具有非同寻常的审美典范意义。《宣和书谱·隶书叙论》开宗名义：
其后汉有蔡邕、魏有钟繇得其（程邈）遗法，笔意飞动，点画间一一成形，断碑墨本几满天下，历千余年精神如在，学者仰之如景星凤凰，争先见之为快，是岂可多得欤。
蔡邕《石经》
《宣和书谱》认为得隶学之妙，唯有蔡邕一人，宋代金石学家同样对蔡邕隶书高度评价，如赵明诚认为蔡邕小字八分书比他的石经更有意趣，洪适“遗经字画之妙，非蔡中郎辈不能为”，董逌在跋蔡邕《石经》时认为：“汉隶简古，深于法度，亦后世不及。”黄伯思对蔡邕《刘文饶碑》极为推崇与迷恋：
予官洛五年，每过上东必徘徊碑下，想文饶之高风，玩中郎之妙楷，与欧阳信本之观索靖书碑坐卧不能去何以异云。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阴文，装为三帙而时观之。
黄伯思令人椎拓《刘文饶碑》后装成三帙，并不单纯在于收藏拓片，而是为方便自己观摩学习蔡邕隶法，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宋人师法蔡邕隶书的文献明证。正是基于这种以蔡邕为宗的名家取法观，使得宋人对汉代隶书审美特征的理解也有所偏差，如宋高宗赵构认为司马光的隶书“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字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司马光《王尚恭墓志》（局部）
从司马光隶书《王尚恭墓志》来看，其用笔方折斩截，笔画刚挺有力，结体取纵势，字形修长，与蔡邕《石经》风格较为相似。北宋蔡襄盛赞王洙隶书：“君之隶字，乃得汉世旧法。仆之所作，但唐谓（一本作体）隶耳。”
王洙《范仲淹神道碑》
王洙隶书现有《范仲淹神道碑》传世，该碑隶字横画起笔处多作“折刀头”，竖画多内擫，结体多取纵势，除个别字带有篆书意味外，其余各字明显受到蔡邕笔法影响。
“重汉贬唐”——宋代隶书的审美观
宋人对唐代隶书家明显持有贬斥态度，对其就近取法的做法颇有微词。《宣和书谱》中记载：
于僧翰，河南人也，工八分，与贝泠该俱擅名江左。泠该学明皇书，笔迹疏弱，但得其点画耳，意气格力殆无取焉。僧翰师韩择木之体……议者以谓僧翰字虽妍美而格律不高，亦其八分之学去古已远使技穷于此，亦不过如是而止耳。
唐玄宗《石台孝经》（局部）
开元以前唐人隶书多体方势峻，尚能保留汉魏遗法，自唐玄宗以新笔法写《石台孝经》，奠定了之后崇尚丰腴秀美的审美主调。然而宋人对丰腴秀美一路隶书并不接受，认为唐隶笔法去古已远，格律不高，讥之为“唐人体”。如北宋早期郭忠恕隶书取法唐《石台孝经》，其在宋初尚有书名，北宋中期以后声名已泯然。姜夔《绛帖平》记载：“国初以来多作唐体，自欧、赵著录汉刻，士大夫始重汉而贬唐。”北宋早期的隶书家确实受到了唐人隶书的影响，然而这种直接取法唐人的做法并未延续下去，宋人一直希冀迈越唐隶而取法汉隶，郭忠恕等人隶书仅可作为唐代丰腴秀美一路的遗绪。宋人推重汉隶、贬斥唐隶的做法正是此时隶书审美观念转型的外在表现。在宋人看来，“唐体隶”学便可至，纤丽之美易得而清逸端劲之趣难求，师法唐人的做法遮蔽了隶书笔法渊源，使学习隶书者避难就易，失去隶书应有的天势与格调，因此为患最深。
清雅端劲——宋代隶书的审美
从美学视角来说，“清逸”有脱俗之意，其落脚点在“清”，着眼在“逸”。“清”本指水澄澈明净，魏晋以来“清”往往被引申为一种理想的高雅境界，广泛应用在人物品藻和文艺作品的评品与赏鉴中。在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魏晋文艺论著中，与“清”相关的组词有清雅、清秀、清新、清约、清美、清俊……这些词汇无不表现出一种人们对高洁纯净审美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宋人评论隶书多用清劲、清新、清逸等词汇，正是魏晋以来文艺品鉴中“尚清”审美的一种延续。一般来说，“俗”与“雅”是相互对立的审美特征，“俗”往往与“浊”相伴，“雅”则与“清”互通，因“浊”生“俗”，因“清”生“雅”，两宋间隶书崇尚清逸端劲的审美倾向正是深深根植于宋代“反俗”文化语境的土壤之中。
在宋人书论中，对“俗隶”的贬斥与痛恶的言论俯拾皆是，如米芾认为：“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俗，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黄伯思认为“八分之俗肇韩择木”。黄庭坚对“俗”鞭挞最为有力：“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又进一步阐释何为不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胸中有道义”“广之圣哲之学”“临大节不可夺”共同指向宋代士人一直努力构建的端正刚直的君子形象，其折射在隶书品鉴上以悦心于“清逸端劲”之美而呈现。这种“反俗”与“去俗”的文化语境也孕育了宋人“崇雅尚清”的隶书审美趣尚。
宋人在品评隶书时用“清”字的现象颇多，如洪适评《仲秋下旬碑》为“字画清逸”；评《司空残碑》为“雄健清新，盖汉代之神品”；评《耿氏灯》时认为“（其）字尤清劲，与汉末笔法无异”；评《谒者景君墓表》为“波势清逸，有八分之体”等，可见洪适对“清”的审美趣味推崇有加。黄伯思在《跋陈碧虚所书相鹤经后》中认为：“汉隶运笔结体既圆劲淡雅，字率扁而弗椭。”该句中“淡雅”一词与“清淡”“清雅”意味相似，因此也可归纳于上文所述“清”的审美范畴。
宋人在品评隶书除多用与“清”相关的此语外，“端劲”“淳劲”“方劲”“遒劲”“刚劲”“清劲”“劲健”等词汇也时常出现在书论中。如黄庭坚评价司马光“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赵构也持同样观点。如果说宋人对司马光隶书的评价尚有“人如其字”这种先入为主的经验意识相裹挟的话，那么在评价汉代非名家碑刻时则无需考虑人品对书法的影响，其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们的审美直觉。如欧阳修评《残碑》：“隶字在者甚完，体质淳劲，非汉人莫能为也。”欧阳修将不知名的残碑高标为“体质淳劲”，并借此推断该残碑为汉碑，可见欧阳氏是将“劲”的审美内涵作为汉代隶书审美特征之一的。洪适评《太尉郭禧断碑》为“字画方劲”；评《殽阬神碑阴》为“字小而劲，汉隶之神品也”；评《刘宽碑阴门生名》为“字画刚劲，法度森严；评《比干墓四字》为“字画清劲”，在洪适看来，“劲”是汉隶不可或缺的审美特征，隶书得“劲”方能踔厉入神，即便不是汉代碑刻，如果具有劲健的审美品格，也可以与汉隶相仿佛。他在评《晋右军将军郑烈碑》石说到：
予尝以魏末至晋宋隶字无可取者，晚获此碑，其劲健方格顾后无配，若杂置汉刻中未易甄别。
无独有偶，赵明诚也对字画遒劲的画像题记喜爱有加：“右武氏石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然而，宋人对“劲”的认识，是以蔡邕《石经》为典范，这种“劲”实际上仅代表了蔡邕等名家隶书刻石所表现出来的方整端严之美。宋人尚未能像清人一样接受汉代非名家隶书碑刻中那种苍茫雄浑的遒劲感。因此宋人隶书多使用“磔刀头”笔法，他们力图用斩截的方笔、光洁的线条、整齐的章法等元素来表达对“端劲”的追求。
在笔者所见江西出土南宋墓志中，表现出这种清逸端劲审美特征的隶书铭石为数不少，如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宋故清河傅氏墓铭》隶额，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孙节妻徐氏墓志》隶额，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宋故范君德全墓志铭》隶额，庆元六年（一二〇〇）《汪赓墓表》等为清逸之美的代表；如绍兴六年（一一三六）的《董鸿墓志铭》、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的《宋知潼川府侍郎张杞墓志铭》隶额等为端劲风格的典型代表。
《汪赓墓表》
《汪赓墓表》碑额残缺不全，书丹者为汪庸，碑文为隶书且多异体字与古体字。该墓志在隶书用笔中杂糅楷书笔法，字形多修长，撇捺舒展开张，笔画起笔处多作圆头，线条粗细几无变化，于硬朗中又有飘逸灵动的意韵。其痩硬风韵似王洙书丹的《范仲淹神道碑》，明显可见蔡邕《石经》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范仲淹神道碑》谨严端庄，而《汪赓墓表》潇散简远。
《董鸿墓志铭》
《董鸿墓志铭》，撰文者为汪藻，碑文为隶书，未署书丹者名姓。该碑用笔上以方笔为主，斩钉截铁，刚劲端严，波画出锋较含蓄，出锋处圆中寓方，典雅劲健。字形方整，单字横画多平直，竖画多内擫，静中有动，平中寓奇。不少挑点写成三角形，刻画装饰意味浓厚，略显刻板。《宋知潼川府侍郎张杞墓志铭》也表现出同样的审美意味，如字形以方整为主，多用方笔来表现刚直硬朗的力量美感，部分点画富有装饰性特点等，同样昭示着这种“端劲”审美观念的影响。
《宋知潼川府侍郎张杞墓志铭》
宋代、清代金石学对隶书实践影响的不同
碑学是一个相对概念，广义的碑学主要包括碑刻释文考订、文字源流辨析、碑志风格流变、碑刻拓本鉴藏与甄别等内容；狭义的碑学则仅指书法上取法金石碑刻的学派。宋代金石学更多指向广义概念，而清代金石学则兼而有之。在对待汉代碑刻的态度上，宋人多偏重对碑文的迻录与考释，而清人则延伸到对汉隶各种笔法的探源上。宋人因拘囿于如蔡邕、梁鹄等名家碑刻，未能充分发掘那些非名家碑刻上所体现出来的质朴浑厚、丰茂雄强的古拙之美，甚至认为部分碑刻过于“怪”“拙”而不足取法。
如欧阳修评《刘曜碑》：“字为汉隶，亦不甚工，惟其铭云：天临大汉，锡以明哲”；赵明诚评《故民吴公碑》：“刻画完好如新，文词颇拙陋，书亦怪而不工。然汉时石刻存者渐少，而此碑特完，故录之以资博览”；洪适评《青衣尉赵君羊窦道碑》：“字画甚拙，非何君阁道碑之比……笔札亦拙，又崖石增长，字体失真，无可取者”；评《孙根碑阴》：“字画苟且，尚不及魏末诸刻，殆类吴晋间下品书札尔。”
从以上各家对这些不知名或非名家所书汉碑作出的“不甚工”“怪而不工”“字画甚拙”“字画苟且”等评语中，可以看出宋人并没有像清人那样主动接受民间碑刻中所蕴含的“拙”的审美特征，认为这些“怪拙”的碑刻毫无取法价值，这也是宋、清两代金石学对书法影响的主要差异所在。
在金石学的驱动之下，宋代对汉隶“古法”与“古意”进行初步探讨。洪适认为“汉人分隶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处古意，更多指的是汉隶所表现出来的“气骨”不同于其它朝代。在宋人看来，汉隶于拙怪中饶有淳朴古趣的体现有三：一是笔法有篆籀遗意；二是字体有古意；三是章法布置整齐。前两个特点已与清人所倡导的碑学审美特征相去不远。宋人虽于汉碑中发掘出这种朦胧的碑学审美价值，然而因受崇尚名家隶书的影响，未能在实践中体现出这种古意与古趣。宋代金石学家眼中汉隶的最高标准，是以蔡邕等名家碑刻为代表的，这使得人们选择性地忽视了那些不知名、非名家碑刻，甚至简单地将蔡邕《石经》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特征等同于汉碑的古意，将《石经》的笔法等同于汉隶古法。
《宋故黄君德厚圹记》
宋人朦胧的碑学审美特征也在江西出土南宋墓志中时有所见，这类铭石隶书书风厚重沉雄，古意盎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人隶书对古朴、古意等审美观念的理解与应用。如绍定元年（一二二八）的《宋故黄君德厚圹记》隶额，书丹者为孟醇，其事迹不可考。该隶额用笔泼辣恣肆，线条刚劲朴茂，波画尾端明显可见散锋，结字方正严整，疏密有致，书风稍类《西狭颂》。
《朱熙墓铭》
绍熙三年（一一九二）的《朱熙墓铭》中也可见取法汉碑的痕迹。该志为隶书墓志，在江西出土宋代墓志中较为少见。墓主朱熙及撰文者朱得一皆不可考，未注明书丹者。该墓志志文隶书与志额隶书风格统一，明显出自一人之手。该志隶书较多异体字，时见篆书字形，可见书丹者具有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其用笔斩截，波画多上挑，出锋尖锐，字形方整宽博，与《西狭颂》多有相通之处，然比《西狭颂》拘谨平直，整体气息虽有朴茂雄强之意，但略显板结与刻意。
唐宋以来，退出日常实用场域的隶书日渐泯没，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纵横挥洒、直抒胸臆的行草书。在苏、黄、米、蔡诸家的倡导与引领下，有宋一代“尚意书风”大行其道，以隶书名家者并不多见，偶有可观者，仅见于汉中地区隶书摩崖以及散落于各地山石上的隶书题名中，这些隶书铭石飘逸洒脱，生意盎然，然因数量少，且又多为摩崖刻石，无法反映宋代隶书的整体风貌。近年出土的各种宋代墓志中，包含了不少隶书墓志和隶书志额，或可作为解读宋代隶书风貌的珍贵资源。
两宋时期的江西文风鼎盛，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名人，宋代金石学家欧阳修、洪适以及书论家姜夔等都是江西人，书论家黄伯思也与江西关系密切，他们的书学思想对该地书法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洪适在著述《隶释》《隶续》时，将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附录于后，进一步扩大了金石学的传播和影响。近年来，江西出土了一大批宋代墓志，其中包含了不少隶书铭石，这些隶书铭石多未注明书丹者姓名，偶有标注书丹姓名者，也不见于史册所载。这些不知名的隶书研习者，却在地方上扮演了文化精英的角色，默默践行着他们的乡贤如欧阳修、洪适、姜夔等人所推扬的隶书审美观。将这些隶书铭石置于两宋金石学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更加立体地反映宋代隶书的书写状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