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的书法

郑孝胥

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书法家。福建省闽侯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得力于北魏碑。所作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郑在《题莊蘩诗钞楚辞序》中说：「自隋以前，碑石书迹，无不相通，自唐以降则一變矣，因隶意浸失故也。唐隶、唐草、唐楷皆不可为训，然近人多出於彼，以楷书为尤甚，士大夫无不习唐碑者，此所以去古愈远也。莊女士所抄楚辞、陶诗，独无士大夫馆阁之习气，余谓去古为近。然则不能隶书者，其楷书、草书理不能工。」

又云：「自《流沙墜简》出，书法之秘盡，使有人发明标举，俾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学书之复古，可操券而待也。其文隶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细勘之，楷即隶也，草亦隶也。」此段题记基本概括了郑氏的书法观，虽不无偏激，然於碑学振兴之清末民初年间，是很可以理解的。

郑孝胥四体皆能，而以行、楷为最。其作行、楷书有「楷隶相参」之主张。在跋《泰山经石峪》时曾道：「相传书法大字蹙令小，小字拓令大，包慎伯非之，以为大字小字法各不同。吾意二说皆拘於墟而未通其旨者也。字之疏密肥瘦隨其意态以成其妙，执死法者必损其天机，大小虽殊，理固无异矣。经石峪大字乃楷隶相参之法，此缩印本，若登泰山而小天下，山河万里皆在掌中，其取势新奇，天开地闢，发人神智，真奇观也。学者於此，可以悟大小一致之理。」又在清道人临魏碑册中题曰：「蔡君謨谓《瘗鹤铭》乃六朝人楷隶相参之作，观六朝人书无不楷隶相参者，此盖唐之前法，仍奇而宝正也。」这些都明白地道出了他的见解和追求。

可以明显地看出，郑的行、楷主要根基在颜、苏、黄诸家，中年后，始主「楷隶相参」说，加入不少汉魏笔意，但也相当多地保留了颜字肩转、捺脚过分夸张的特征以及苏、黄稳健洒脱、纵横开合的风神，只是变化得巧妙，取舍得相宜，便成了郑氏自家的「商标」。沙孟海先生曾评其书：「早年学颜、苏，晚年始习六朝。其笔力极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对於诸碑略近《李超墓誌》，又似种冷唐碑，然或非其致力之所在也。最奇者，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恰如其诗，於沖夷之中，带有急宕之气。」又云：「郑君时参张裕釗之笔意，其用笔确有过人之处。」这些评论是贴切的。

郑的楷书册《济衆亭记》中，六朝的书成分就相当大，但很难说出具体出自何碑，也无个人面目。而他在六十三岁时写的《叙古千文》有了鲜明个性，可视为代表作：欧字功底是显见的，但不少地地方融入了其他成分，肩转处就很有张廉卿特色，还有些颜的味道，而横画和捺脚又时时透出汉魏遗韵，加上有意强调了上敛下肆的收放关係，使字字显得俊逸刚健，很有气势。这种独特的楷书面目，决定了其独特的行书面目：晚於《叙古千文》两年的《九日李氏园等高帖》，笔法与字法几乎完全同其楷书，只是因为是行书，加强了字的动势和呼应，处理得更加自然随意。汉隶中最有特色的捺脚与横画，在这里显示得特别突出尔又化入得不露痕迹，所谓「隶楷相参」者，於是幅得以充分印证。十年之后所书的行书横幅《赠青诗老轴》，更臻炉火纯青，「作」的痕迹已全然不见，早年的劲挺遒丽之气被沉稳简静所替代，点画之老到，字势之浑朴，加之「青」抬头另起，诗名以小字处理等等都是随意而出，可谓进入了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境界。这在郑的作品也是不多见的。

郑的草书所见亦鲜，与其个人好恶有直接关系。《题黄石齐尺牍》有他的题诗：「作书莫作草，怀素尤为厉。君宝与明道，不草究何礙。时人解章草，黄谢若小异。云间周思兼，独住擅妙诣。……」艺术见解，各家常有偏执，无须厚非。而他在《怀素自序卷》中得题诗却是很有见地的，可谓深知草法三昧：「草书初学患不熟，久之稍熟患不生。裁能成字已受缚，欲解此缚嗟谁能。獦獠解事趋平淡，笔下风雨常纵横。观其能速不速处，蝉蜕一切如无情。没人操舟诚妙喻，举止自若完神明。子瞻宁未见此帖，但与其行书相比，不免有纖弱局促之感，盖因其於草书实践不多故也。郑在课徒时常有「不厌精熟」、「已见精能，再求纯熟」之类批语，但因自己对草书的偏见，而未能臻於精熟，也就无须再谈「久之稍熟患不生」了。

清中晚期碑学的振兴，改变了帖学一统千余年的局面，为单调的书坛带来了清新活跃的空气，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书法的表现领域，造就了一批致力於碑帖结合的书家，更为后来书法的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启示。因此，人们总结它，研究它，充分肯定它在书史中得地位和贡献。然而，在这一时期众多的代表书家中，由於郑孝胥那段极不光彩的历史，人们毫不留情地把他排除在外，打入了另册。如今评介他，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其一，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可咨借鉴的东西；其二，他的艺术成就与艺术地位的不相称，也为我们以及后人留下了一个引以为戒的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