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佑：陇右杜甫草堂考

摘要：关于诗圣杜甫在陇右的行踪遗迹，存在于今天水、陇南地区的杜甫草堂遗迹共有九处，其中“秦州五草堂”包括东柯草堂、城北草堂、西枝草堂、南郭草堂和社棠草堂，“成州四草堂”包括同谷草堂、仇池草堂、栗亭草堂和木兰草堂。本文首次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于诗圣杜甫在陇右的行迹研究和相关地方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陇右：杜甫草堂：草堂略说：秦州五草堂：成州四草堂

对于杜甫陇右诗，近年来学者多有研究，成果斐然。诸如：李济阻、王德全、刘秉成合著《杜甫陇右诗注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吕兴才主编《杜甫与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聂大受主编《诗圣与陇右行吟----杜甫陇右踪迹探寻》（华夏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赵国正、张炯之合著《杜甫同谷诗编》（内刊）等。但对陇右杜甫草堂数量之多少，创建之先后，规模之大小，形成原因等问题，关注者似乎不多。对此，陇南成县文史学者张忠先生曾撰有《杜甫陇右纪念遗迹综述》一文，资料丰实，涉猎较广。本文拟在张忠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就“陇右杜甫草堂”专题，再作考述。

一、杜甫草堂略说

草堂，即茅屋、茅草房，是陇右民间传统民居样式之一，一般是以夯筑土墙四围，再用茅草或麦杆覆顶的简易居室。杜诗《堂成》有云：“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清郊。”可见，盛唐时期的草堂就是用白茅草(天水俗云“茅箭草”）覆顶的。其实，至今天水、陇南农村，尤其是一些贫困山区，这种茅屋仍可见到。

关于草堂的形成：“安史之乱”后，作为知识分子和底层官吏的杜甫和广大人民一样，全家流离失所。尤其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秋天，杜甫辞去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之职，弃官携眷西行，出关中、客秦州、寓同谷、赴剑南、下夔州，直至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冬去世，流浪飘泊达12年之久。这期间，由于他居无定所，四海为家，所到之处，皆建茅屋以居。出于对他的景仰之情，凡是他居住过、留连过、或行迹所到之处，千百年来，人们先后兴建起一些祠堂祭祀他、纪念他、研究他。故而，后世称这些祠堂建筑或相关的人文胜迹皆为“杜甫草堂”，表达了人们对杜甫一生艰难困苦、漂泊潦倒境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他集古今之大成，创造了唐代卓越诗歌艺术的景仰，以及对他忧国忧民高尚情操的无限缅怀。

关于草堂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杜甫草堂大约有40座之多，分布于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在众多的“杜甫草堂”中，尤以位于四川成都浣花溪旁的草堂创建最早、影响最广、规模最大，于此所作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杜甫“草堂精神”的杰出代表。

关于草堂的名称：其实，“草堂”一词，在杜诗中多有使用。如《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室二首》中《狂夫》诗云：“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或称“茅屋”，如《醉时歌》诗云：“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茺苞苔。”《佳人》诗云：“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或称“茅斋”，如《绝句·漫兴九首》诗云：“孰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暮秋枉裴道州手礼、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诗云：“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或称“茅宇”，如《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诗云：“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或称：“茅茨”，如《岁晏行》诗云：“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抒柚茅茨空。”《积草岭》诗云：“食蕨不愿余，茅茨眼中见。”或称“白屋”，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云：“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甚至连杜甫其人也被时人称之为“草堂”了，如唐肃宗上元二年(761），诗友高适曾写给杜甫一首《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二、秦州五草堂

秦州是杜甫陇右之行的第一处栖居地，在陇右长达五月有余的旅程中，其中有三个多月是在秦州度过的。这期间，杜甫辗转于秦州城、城北寺、南郭寺、东柯谷、太平寺等地，“有些幽静的地方，也常常引起他建筑一座茅屋，长此住下去的念头。”“凡是他居住过的地方，自从两宋以来，都有碑铭或祠堂之类的建筑来纪念他。”据地方史志记载，杜甫在秦州曾居住过的城北寺、南郭寺、东柯谷和经行地社棠镇等处，后人皆曾建有祠堂。

东柯草堂：又称“杜甫祠”或“东柯谷杜工部草堂”，位于今天水市东南60余里北道区街子乡街子村。关于此处草堂之兴废，据《雍大记》载：“东柯谷在秦州，旧天水县有杜甫祠，绍圣间栗亭令王知彰作《祠堂记》云：'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与之居’。”可见，此草堂当始建于北宋哲宗（赵煦）绍圣年间(1094-1098）。又据《元一统志》：“东柯谷在东柯镇，少陵弃官之秦地，寓于侄佐之居。”又《骨董琐记》曰：“杜子美旧居，在秦州东柯谷，今为秦州。”又据清李荣《改建南郭寺东禅院为杜工部祠记》记述：“秦州东柯谷有杜工部草堂，同治间毁于兵。”由此可见，东柯谷曾有杜甫草堂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东柯草堂，有人认为：“这座杜甫祠宇为秦、陇、蜀、荆、楚、豫等地所有纪念杜甫祠宇中修建最早的一座。”但此说值得商榷，若言东柯草堂为陇右杜甫草堂中创建最早者尚可，若言其为全国各地中“修建最早的一座”，则不可。因为我们知道，成都浣花溪草堂乃为五代著名词人韦庄所创建，显然比北宋为早。

城北草堂：又称“杜甫祠”“李杜祠”，或称“大雅堂”，位于今天水市秦城（现改为秦州区）区城北玉泉观内。据《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秦州发生强烈地震，建于天靖山玉泉观的杜甫祠被毁，“巡道宋琬捐俸主修”。由此推断，此处杜甫草堂之创始年代，最迟当在明代。

又明人国栋有《李杜祠》诗曰：“累朝李杜并齐名，俎豆文坛此合并。诗史诗仙千古壮，忧君忧国两心明。相依严武谁怜客，得志吴璘岂弄兵。无限牢愁难对语，庙庭风雨泣三更。”由此亦可证，城北草堂在明代即称“李杜祠”，故而到了清乾隆四年（1139）“秦州知府李宏重建此祠时始称'李杜祠’”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明人国栋诗中已然“李杜”合称并论了；当然，唐人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则更早。

至于城北草堂为何将“李杜”合而祀之，清代著名学者王闿运撰《秦州北山李杜祠堂记》一文可释此疑。《记》中有云：“秦州北山玉泉观；故隗氏旧宫地也。自汉代以后为胜地，其游者不可胜计，而唐以来，杜文贞独擅其名，杜生不逢时，仅以诗章名后世。人游其地，吟其诗，思其人，若耳目相接，莫不起兴也。故即其山祠之，祠之欲有以配之，以李供奉者成纪人，可为地主，因建李杜祠堂。”祠堂配祀，此乃古人风习，早在《周礼》中即已有昭穆列位制度。他如：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内，配祀孔子者有曾参和颜回等。又如成都草堂内配祀杜甫者，则为黄庭坚与陆游。也许古人觉得只祀一人太孤单、寂寞了吧，所以拉来了生时的朋友，弟子或后世崇拜者以作陪伴，并共享殓食。

西枝草堂：位于今天水市北道区甘泉镇西枝村。有学者认为：“诗人到秦州后，曾满怀深情，专程去西枝村看望赞公，赞公也曾写信请诗人来西枝村小居为邻，互相慰藉。”“由于西枝村阴冷潮湿，没有找到一块向阳暖和的地方，诗人卜居西枝的目的未能实现。后来，诗人听说西枝村西面有个林木葱郁、景色雅致的山谷，又想到那里卜居。”“但由于秦州天气渐冷，诗人无衣无食，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然而，需要特别说明者，据笔者《赞上人考》和《杜甫与赞公交游考》（详见《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所析，西枝村当在成州同谷县，而不在秦州。故今天水所谓西枝村，实乃后人附会之地，不足确信。即使如此，此地清代曾有草堂遗迹还是应予承认的事实。

南郭草堂：又称“南郭寺杜公祠”，本为南郭寺禅院，位于今天水市秦城区（现改为秦州区）南五里山上清光绪三十年(l904）：秦州知州任承允重修。据天水名士李荣撰《改建南郭寺禅院为杜公祠记》述载：“秦州东柯谷旧有杜工部草堂，同治间毁于兵……前人欲修未果，遂将南郭寺禅院改建为杜公祠。”由此可见，南郭寺草堂创建较晚，是东柯谷草堂之移地续建的产物。

社棠草堂：位于今天水市北道区（现改为麦积区）社棠镇。此处草堂，据余泽春《秦州直隶州新志》(光绪15年版）卷二云：“由马跑泉北渡渭十里为社棠镇，镇北龟山下有古城遗址。按：其地当为绵诸县，然绵诸废久，不应有遗址在，或即上邽镇欤?又有草堂寺，祀唐杜甫。”另外，近人高一涵(国民党监察院甘、宁、青监察史）于l943年秋巡甘时，曾作《天水社棠镇口杜甫草堂》一诗，亦可作为其证：“涟沦渭水浅平沙，玉竦凌空一带斜。东谷阳坡铺锦绣，西枝阴壑走龙蛇。地生羲圣文明古，云接昆仑道路赊。柿子垂珠瓜粟美，少陵何事更移家？”

由此可见，天水县社棠镇口亦曾建有一草堂，为晚清光绪年间所创修。推其本义，当是杜甫昔年自关中赴陇右，在翻越陇坂之后，经清水县而至社棠进入秦州城之故，因为自陇山至秦州，社棠乃为必经之地。

三、成州四草堂

成州（辖今甘肃成县、西和、徽县等地）是杜甫陇右之行的第二站，也是最后一站。在此期间，主要在同谷县（今成县）逗留了月余，经过汉源县（今西和县城）、到过栗亭县（今徽县西栗亭镇)等地。主要在同谷县风凰村结茅庐以居，但其所经行之处，后之好事者亦先后建有祠堂、草堂多处。以时间先后分别有：

同谷草堂：又称“杜工部祠堂”“子美草堂”，或称“杜公祠”“诗圣祠”“杜少陵祠”等。位于今成县城东南三公里飞龙峡谷内。据北宋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述载：“同谷秀才赵惟恭捐地五亩，县令涑水郭慥始立祠，而属余为之记，使来者美其山川，而礼其像，忠其文。”时在北宋徽宗（赵佶）宣和五年（1123）。但据晁氏作于宣和四年二月的《濯风轩记》云：“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也。……新有轩乃以'濯风’名之。”则同谷草堂当创修于宣和二年(公元1121)。又《广舆记》言杜甫于此“结茅而居，后人感其高风，即其址立祠祀之。”同谷草堂于北宋末创建后，代人供奉、修缮，至明清达到极盛。如明万历四十六年（l618）春，成县教谕管应律曾奉知县赵相宇之命修复，并撰有《重修杜少陵祠记》：“少陵公祠，其来远矣。……前代名公咏歌以纪其胜者，雅多奇迹。嗣是栋宇倾圮，风景依然，谒祠者每愀然发孤啸焉。我赵侯奉命尹是邑，春日修常祀，登堂拜像，赏鉴殊绝，乃捐俸命工以经营之。不日落成，祠焕然一新。”清光绪十一年(l885)，成县知县李峻再次修葺。1942年，成县县长陶自强复又发起扩建，使其规模不断扩大。“文革”中多有损毁，近年来又开发重建。历经绵延近千年的兴废荣衰，同谷草堂遂声名远播，成为陇右人文胜迹之一。

仇池草堂：又称“白云草堂”，位于今西和县东南50公里仇池山下飞龙峡中。据《方舆胜览》述载：“仇池山下有飞龙峡，以氐酋杨飞龙所据而名，其东乃杜甫避乱居此。杜诗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之句，即谓此也。”

关于“仇池草堂”之创始，据宋佚名《仇池碑记》记述：“绍兴五祀，曹公居贤官于此，庙宇圮坏，公为鼎新。复起'白云亭’，重构招提，绘苏、杜二大老像，刻诗于琬琰，昭示将来，遂成好事，组恭者属予以纪之。”由“复起'白云亭’”推知，仇池草堂当创始于北宋晚期。例之“同谷草堂”的创建，当与时任成州知州的名士晁说之有关。又据宣统《甘肃通志》云：“绍兴甲寅上巳日，忠训郎曹居贤立石。”按，“甲寅”即宋高宗（赵构）绍兴四年（公元1134)。据此，则“仇池草堂”之创始，仅次于“同谷草堂”，而居“栗亭草堂”之先。

又清人杨继先有诗曰：“地接仇池水晚潮，杜陵茅屋枕山椒。波涛涌白雪千尺，松竹分清酒一瓢。峡窄水谙龙出舞，林深惟见鸟语招。凌虚我欲乘风去，行策飞鸿过小桥。”此诗可为其旁证，且从诗中描绘可知，此处亦为一人间仙境，令人神往。

栗亭草堂：又称“栗亭杜公祠”，或称“名嘉亭”，位于今徽县西20公里之栗亭乡（现改为栗亭镇）。据唐代成州刺史赵鸿诗：“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纪今何有?”可知杜甫当年寓居同谷时，曾云游栗亭并有题诗，其诗在百年后尚流传口碑，但到晚唐赵鸿之时己无迹可寻，大概是毛笔题诗吧，如果是刻石则不致短期失传。

关于“栗亭草堂”之创修，亦当在宋代。据《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名嘉亭，在栗亭县宋建，邑令赵洋取杜甫'栗亭名更嘉’之句为榜。”这当是后世栗亭草堂之雏形。而现今地方学者认为创始于明代，这当是据清人童华祖《重建杜少陵先生祠堂记》所云：“正德年间，侍御史潘公因规先生于梦中，遂就地建祠而崇祀之”的记载做出的推论，其实已迟了数百年，赵洋为绍兴间最后一位栗亭令，故栗亭草堂当创建于南宋绍兴末期。至明代御史潘公巡按栗亭，曾做一梦，于是为之建祠以祀，当是重建。其后，明万历年间知州左元贞，清康熙时观察史童华祖，乾隆九年知县牛运震，嘉庆七年知县张伯魁等相继修耷，遂使之绵绵相续，香火不绝。近年，当地政府曾斥资重建，但中道停辍，至今尚未形成旅游热点。

关于“栗亭草堂”之规模，据清人张伯魁《重修杜少陵祠堂记》云：“按祠之南为木皮岭，东望青泥，若俯而即也。南六里许，元观峡钓台，皆遗迹也。稍西里许，则旧祠也。明御史潘公梦拾遗，始建祠宇，其遗址存焉。今重修祀堂三间，明州牧左公建也；献宇三槛，国朝童公建也；赡田十亩，前令牛公置也；详于碑石，久为民占，今复归于祠。前有隙地，今为祠门，其左若右，各增盖耳房二间。予率众捐资重建，议始于丁卯之春，落成于己已之秋也。董斯事者，邑诸生梁子负栋也。予又置赡祠田十亩，与牛公所置之十亩，并以属之梁子，俾司春秋享祀，岁时修葺之事焉。”可见，至清代中叶，“栗亭草堂”达到极盛时期，成为占地20余亩，拥有建筑8间的地方人文胜迹，与“同谷草堂”比翼争辉。

木兰草堂：位于徽县木皮岭山麓。据学者调查：“当地还有这样的传说：早在宋代，木兰花掌山麓就建有杜甫纪念祠堂一座，可惜毁于宋金战火之中。”按，“木皮岭在徽县西南四十里处的栗川乡境内，因其上遍被木兰树(又名辛夷树，其皮为中药厚朴)而得名。此处草堂虽为传说，不见史志载录，但传说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肯定有其故实。考其传说，当为宋时所建，复例之“同谷”“仇池”草堂均与成州知州晁说之有关的史实，“木兰草堂”之创修，或当与晁氏有关，故备此志忘，权为一说。又“木兰花掌”，或称“木莲花掌”。

1962年，正值杜甫诞生l25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其实，早在唐代，杜甫即与李白齐名，号称“李杜”。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诗歌中曾多次歌咏，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石鼓歌》）“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荐士》）“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感春》)。l959年，于新疆若羌县米兰古城出土的坎曼尔诗作中也说：“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宋代以后，杜甫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王禹偁《日长简仲咸》诗曰：“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欧阳修《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曰：“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谁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苟言可垂后，士无羞贱贫。”对杜甫予以充分肯定。而王安石则更为崇拜，他在《杜甫画像》中说：“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言毅色不可求。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可见，杜甫生时及其后一千多年来，他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名人，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推崇和爱戴：他和李白一样，是中国古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去过的地方，大都留下了遗迹。这些遗迹，成为当地的胜地，成为当地的荣光，被记载在方志中，流传在民间。”

关于这一点，散布于陇右各地的“杜甫草堂”即是有力的佐证。这些草堂，从其成因和创始的时间看，杜甫真正去过或居住过的并不多，更多的则是后人依据其诗作所写，或其行迹所至就地而建，成为当地人文胜迹和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这些杜甫纪念性遗迹，正如一位学者所论说的：“大量的李杜遗迹，真也好，假也好，附会也好，都说明着他们所受到的崇敬与爱戴，所享有的声誉。……有些遗迹，荒废了又重建，一再更换地址，已非原来面目，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崇敬之情。这就说明，李杜之在中国，是怎样根深蒂固地植入生活里，他们的诗歌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杜甫诗作文本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对其影响所及形成的“草堂现象”和“草堂精神”亦不容忽视，它所具有的地域亲和力，使杜诗及其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更加坚实地根植于地域文化之中，经过历史的孕育、发酵和缓释而最终成为不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作者注：本文初稿于2001年，当时为与清水友人马银生合撰，后发表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收录于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编《陇右文化论从》第一辑。这次重刊之际，作者在文字上又做了适当修订。2022年9月12日子夜于白龙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