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美术馆展览大厅高大气派，使参观者常感自我的渺小，面对展品不免心生敬畏。书法作品在这样的展厅中展出，艺术价值自然获得了认可，身价也仿佛显贵起来。大展厅当然需要大作品，方能吸引眼球，引人注目，甚至震撼人心；而尺幅小的作品挂上去确实有点“寒酸相”，它还真容易被观众忽视。因此，六尺以上甚至巨幅作品就成为“展厅书法”的时尚。
不过，许多书家擅写小字，不擅长大字，十分无奈。何况一幅大字作品字数少，每一个字都很显眼，必须一点一画都要经得起推敲，若有败笔劣字、错字，则无处躲藏。于是，他们只好书写千百字的长篇文字，众多看似豆丁的密密麻麻的小字拼成一幅大作。若是这样的作品参选，即使并不抢眼，评委们也会心生怜悯：如此劳苦，还能笔笔精工，难能可贵！这就大大提高了作品入展的可能性。这一招还真灵，看看近些年的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中入展的作品吧，竟有许多将字写得密密麻麻、行列规整、如排算子的大幅作品。
“国展”是全国书法创作的风向标，入展作品对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有着明显的示范、标准和导向作用，许多人会跟风效仿。于是，一些人爱上了用小字书写大作，动辄千言万语，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辛劳抄写，令人感动和佩服。不过，我还是要问：这样能写出好作品吗？或者说这样能练出好书法吗？看看“国展”中入展的那些小字大幅作品，且不说他们看上去彼此雷同，看其整体效果的话，章法、墨法、气韵，以及整个作品的形象创造和艺术个性的表达等，完全乏善可陈，是地地道道的平庸之作。
尽管走近端详这些作品的每一个字，作者技法纯熟，笔笔精工，一丝不苟，但是字字独立，并没有为作品整体形象的构成、书家性情的表达，以及独特风格的呈现作出任何贡献。如果部分的存在并不能够增加整体的艺术效果，体现书家在章法布局上的巧妙构思，成为整体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便是毫无意义的。试看“国展”中的那些小字大幅作品，若是减少一些字或再多几行字，作品整体形象和艺术效果一点也不会改变。这些字就是滥竽充数，仅仅是原文和作品尺幅的需要。这些字看上去个个都很精致，但是看多了就会“审美疲劳”，觉得千篇一律，万字雷同。正如沈括《梦溪笔谈》中批评“馆阁体”那样：“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也。”
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创作一幅好作品需要“五合交臻”，这样书写时才会“神融笔畅”。而书写长篇，耗时很长，每天都要执笔书写，身心俱疲，精力上已是“心遽体留”；况且还记挂着冗长的书写任务，时刻想着不能写错字，书写的快意和创作的激情已经变成“意违势屈”的苦差，最终导致“情怠手阑”。这样怎能顾及笔法、章法、墨法、神采、气韵呢？结果只能是埋头抄书而已。
不仅小字大幅作品难有佳作，若是以书写长篇来练习书法、提高艺术水平的话，可能是适得其反，反倒会写坏了手，养成不良习气。当笔法、结字上的坏习惯经过无数次重复成为“肌肉记忆”后，要想改正它，将非常困难。看看曾被人追捧的那些“敦煌经卷”吧。书写者基本上都是北魏和唐代民间的写手——经生，写得非常熟练，洋洋洒洒，就是替人抄书而已。在“敦煌经卷”中有一幅小楷，书写时每个字最后一笔全为重按浓墨。这本来是经生书写时的不良习气，可是却被当今书法界的部分人刻意描摹，亦步亦趋，不加选择地继承下来。
书写小字大幅作品弊大于利，古人对此早就心存忌惮。唐代书法家王绍宗少时家贫，寄居寺庙30年，靠替人抄写佛经谋生。他有一个原则：只要挣够当月生活费就停止抄经，买主出再高的价钱他也坚辞不写。为何？他曾在一封信中说，那些在书法上尚未成名的鄙俗之人，都是因为平常抄写过多而养成了很难改变的不良习惯。王绍宗说，书法应当“精心、率意、虚神、静思”才是。这可谓一语中的。书写长篇，动辄百千万字，写得太多，自然会太流、太熟，手笔虽然迅速，但思想却是停滞的。这样一来，因“熟”成俗，就成了没有思想的流俗之书。
要知道，在“印刷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形态的时代，书法“作品”是最重要的媒体之一，书家经常无需思考书法学理和创造艺术美，只是凭借熟练的书写技术书写，“作品”主要是供人阅读的。而如今“图像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书法作品已是一种艺术“图像”，主要是供人观看而不是让人阅读，更加需要书家性情的自由发挥和新奇形象的创造，作品整体的神采而非文字的意义被提升到首要位置。很明显，小字大幅作品在整体上是缺乏“图像”的美感和吸引力的，观者必须靠近通篇长时间阅读，慢慢欣赏，完全违背了“图像时代”人们的审美欣赏习惯，必然导致它审美意义的丧失。所以，“国展”以及“省展”的评委们挑选入展作品的眼光，确实需要变一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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