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创作的道路上，董其昌对颜楷的学术思想始终保持着浓厚的敬意。然而，在董其昌书法生涯的初期阶段，他并没有完全认同颜楷的书法理念。他倾向于认为魏晋时期的书风更具古韵，更符合当时主流的书法审美。在这个时期，尽管董其昌的楷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颜真卿的启示，但他对颜楷的地位和价值依然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董其昌逐步领悟到颜楷在书法领域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和无可替代的地位。在他的艺术成熟期，董其昌开始将颜楷的书法理念与自己的创作实践相结合。他深入研究颜楷的作品，不断在自己的书法艺术中挖掘颜楷的内在精神。在这个阶段，董氏的楷书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革。他的字迹更加圆滑、线条更加优美，同时在庄重、沉稳的基础上赋予了一份独特的灵动气质。
通过深入研究董氏晚期楷书作品，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颜楷对董氏书法风格的深刻影响。在董氏的书法探索过程中，颜楷的书法理念从最初的崇敬演变为一种融合与贯穿。董氏在继承颜楷书风的基础上，成功地融入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使他的书法作品焕发出独一无二的魅力和价值。
董其昌《周子通书》轴，此轴约作于1611年，书周敦颐语，论人如何学以至圣。楷书，纸本，189.4x154.5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轴通篇揉合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风格，线条圆厚，字形端正而略显修长。浓墨与飞白的对比表现出提按的韵律感，并使人感到笔法的洒脱与豪迈。
全作虽透露著浓厚的颜楷特征，作者却能摆脱颜真卿用笔和结字的外观形似，巧妙地转化成独特的个人面貌。用笔看似平淡却隐含变化，点画表现也趋向质朴苍劲，单字结体则是寓奇巧于平稳中，疏朗的间距透露出空灵的气息，整体达到一种既雄强又从容不迫的和谐境界。
【释文】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有要。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动直则公。明则通。公则溥。庶矣乎。董其昌书。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江苏华亭人。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天才隽逸，善书画，富收藏，尤精鉴赏。临摹书迹，至忘寝食。行楷之妙，称绝一代。此轴为董其昌罕见的书法大轴，节录周敦颐（1017-1073）《通书》中内容，学者根据题款风格判断约书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属于他精力旺盛的中年时期，展现出他对于大字楷书书写的掌控与成就。
董其昌最擅长的是行草书。在明代，董其昌是帖学之集大成者。秀逸脱俗、潇洒流美的“二王”行草书风经过董其昌的实践而被推到了极致。他的楷书也自成一家：筑基颜真卿，又旁参虞世南，后上追魏晋。董其昌有段尴尬又自信的回忆，大致为我们勾勒出他的学书缘起和历程：“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董其昌非常重视传统笔法，对此体会深刻，并能做到精到纯熟。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对传统笔法有深入研究并且能指导后人学书的有两人：一个是帖学领域的董其昌，另一个是碑学领域的包世臣。董其昌在对晋唐宋元帖学名家进行广泛学习、深入研究后，得出了帖学用笔的真谛——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董其昌用笔的最大特点便是虚和空灵。此作的用笔主要是提按之法的巧妙转换，点画厚重中透着虚灵。“厚重”来自于颜真卿，并且还带了一些稚拙生涩的味道。“虚灵”则是他强调提笔的结果。董其昌反对“信笔”，方法便是“提得笔起”：“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其波画皆无力。提得笔起，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对照这件《周子通书》轴，我们不难看出，董其昌的提笔非常熟练生动，点画充满举重若轻的灵动感，如某些钩画的挑处、大量点画的出锋等。由于提笔容易导致点画的尖佻薄怯，所以董其昌又强调“藏锋”，以得厚重：“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剸截之意……颜鲁公所谓'如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于是，一提一按、一虚一实便很好地统一到了董其昌的笔法体系中，呈现出的便是这件作品给我们的印象了。
晚明大幅立轴作品盛行。传统小字拓而为大，势必带来书写上的变化，对笔法的精细表达渐渐让位于字势的营构。在上学“二王”的过程中，董其昌找到了一个无论是用笔还是结字都无懈可击的启蒙者——米芾。他一方面深入学习米氏用笔，另一方面对米芾“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的观点极为信服，在字势方面作了探索；又深受五代杨凝式结字法的影响，形成了紧密精微又萧散简淡的结字特点。为了体现体势的险绝，董其昌还学习唐代李邕的书法达数十年之久，将李邕字势左低右高的特点吸收进来，在紧密精微、萧散简淡外增加了耸秀之美。此作因是中堂楷书，在字势方面并未明显地体现出董其昌的典型特点，但也并非平淡无奇。细观可知，董其昌在笔势上作了相应调整，通过内擪外拓的交替使用来达到态势的丰富变化。比如几个“则”字，竖钩方向各不相同；“无”字或紧瘦或宽博；几个“要”字上下部分比例也作了微妙调整，可以看到杨凝式《韭花帖》的影子；“学”字“子”部俯仰变化很大等等。有行无列的布局方式也使结字的自由度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另外，疏朗的章法与举重若轻的笔调相得益彰，落款也简洁朴素，营造出一种充实平淡的风格。
董其昌一生以赵孟頫为比肩对象，从青年一直到晚年，为自己书法的进步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杆。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参照赵孟頫、学习古人的过程中，董其昌并未盲目追随，而是通过比较获得了清晰的认识：“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一个“生”字道出了他与赵氏的区别，也指出了自己书法的特点。此作在“生拙”上是董书特点的很好注脚。那不计工拙的用笔、散淡秀逸的笔致、似正反欹的结字、疏朗平和的章法，都透露着“熟后求生”的平淡天真。
综合董其昌一生的作品来看，其用笔也非无懈可击。他的好友陈继儒与其观点多有相合，但论用笔主张却与他不同——陈主张“转处着力”。由此反观董其昌的用笔，在转折等处不时缺少节制，偶露飘滑的瑕疵。这是我们学习董书时须留意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