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墨：书房的起始与形成

　　书房是人类创造精神文化的主要场所。作为文人心灵栖居之地，中国古代书房文化包含元素颇丰。书籍、陈设、用具、雅玩等与作为主体的文人雅士共同构建了古代书房文化之境。《中国书法》2022年12期特推出“古代书房文化研究特辑”，刘墨《留住那一脉书香——书房的起始与形成》为其中一文（第62-83页）。

宋　佚名　卢仝烹茶图（局部）　现藏故宫博物院

留住那一脉书香——书房的起始与形成

刘墨

公众号中有不少关于书房的文章，但我总以为，那样与其说是书房，不如说是“空间”，陈设固然好看，但对于“书”不够多的“空间”，我承认它是一个适于朋友在一起聚会、聊天、饮茶、赏花、听琴的雅致空间，却不愿意承认它是书房，因为书房的主体应该是“书”，以及与书相关的器物。质言之，在书房中，书不是摆设。

最早的书房源于何时，近乎于无法确定。比如甲骨文当中已经有“典”有“册”，那藏甲骨文的地方，算不算书房？又，《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用今天的说法，就相当于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具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狭义上，也不应算为书房。我说的书房，当属私人的，或者干脆是“私空间”。

曾经向老子问礼的孔子，开私人教育之先河，整理六经，并用这些经典传授学生，所以把孔子看成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应该问题不大。然而他居无定所、朝不保夕，哪里会有像样的书房呢？公元前四八九年，孔子在拜见楚昭王的路上，经过陈、蔡时，和弟子一起被两国发兵困于荒野上，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这让我想起有个外国作家说过的一句名言：“哪里能放下书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宋　张训礼　围炉博古图　纵138cm　横72.7cm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秦始皇焚书坑儒，烧的烧藏的藏，到了汉代，读书人才稳定下来，比如董仲舒，比如扬雄，书渐多，建筑也宽敞起来，然而仍然抵不过连绵的战乱与灾荒，范晔《后汉书》卷一〇九《儒林传序》说，“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东汉虽然又经过不断地收集与发现，书多于前，然而经董卓之乱，都城、宫室、典籍、人文、器物，一切又尽为灰烬。此间值得一提的人物，当是汉末的蔡邕（一三三—一九二）。

明　马轼　李在　夏芷　归去来兮辞图(局部）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蔡邕听说年轻的王粲来访，竟至来不及将鞋穿好就出门去迎接王粲，这一行为举坐尽惊。蔡邕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1]——蔡邕的藏书有四千多卷，然而却无法想象他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但我想，将蔡邕作为中国早期书房的拥有者，也是不会错的，何况，除了大学者、大文学家的身份外，他还是大书法家和大音乐家。甚至可以说，蔡邕为我们考察中国后世的文人书房，树立了一个典范。

宋　佚名　无款人物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五代卫贤所画《高士图》，画的正是汉代隐士梁鸿与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后汉书》记孟光语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因而，卫贤把梁鸿画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整幅画的上半部，都是巨峰壁立，下半部则竹树蓊郁，溪水潺潺。画面中部偏左是全画的精彩所在，梁鸿端坐于榻前，竹案上书卷横展，孟光双膝跪地，饮食盘盏高举齐眉。此图集山水、人物、建筑画为一体，梁鸿端坐在平榻上伏案潜读，室外嶙峋的奇石和苍劲的古树衬托着梁鸿读书的屋宇与氛围，为我们提供了生动而形象的“书房”场景。[2]

明　佚名　明人十八学士图之书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书房的兴起，一方面要随着建筑的发展，另外一方面要有典籍与器物的收藏与鉴赏，当然，最重要的是书房的主人，这才是重中之重，没有主人的书房，也不过是没有生命的“物”而已。“房”以安顿身体，“书”以安顿精神，“书房”合称，其精神性就超过了物质性，当然，书房中的“物”，其物质性也往往是精神性之显现。古人把书房又叫“书斋”。“斋”这个字作为古人祭祀前整洁身心以示虔敬的专用字，有极浓郁的宗教意味。从三国以后，才有了房舍的含义。《世说新语·言语》记以文学闻名的孙绰：“斋前种一株松，恒手自壅治之。”这里的“斋”，即是孙绰的个人居所，他喜欢家门前的一棵松树，经常亲手打理。他以文学名于世，想必家藏典籍也应不少。把书房叫作“书斋”，或明或暗地就将书房视为神圣的场所，或者因特意强调书斋的主人之人格与修为，有精神修炼的意思在内，清净，简洁，典雅，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书斋。试读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里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解读：此宅虽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但因为有“诗书”，有“酒”，且可以著文章自娱，因而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家园”，否则，将是常人所无法忍受的。

宋　佚名博古图（局部）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又南朝宋的宗炳，史记他“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如果从书房的角度着眼，宗炳晚年的居所，无疑也是一个迷人的所在——屋墙上都画着他曾经游览过的名胜，他虽然足不出户，却也仿似置身于山水之间，时而抚琴弹奏一曲，兴味不减恣意游目骋怀的当年。

宋　刘松年　秋窗读易图　纵26cm　横26cm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宋　赵伯骕　风檐展卷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社会稳定，经济发达，身心康泰，士人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个性，才会有像样的书房出现。因而，古人的书房，与私家园林几乎同步发展。在魏晋南北朝，园林与城市分离而与自然接近的特点格外突出，园林除了少数为富人所有之外，多数为乐自然、爱隐逸者所居。自中唐以后，有隐居倾向的士人发现，即使不到山中，也可以在城市里建造一个比乡间或郊区别墅更为舒适的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长庆二年（八二二），白居易作于杭州的《郡亭》诗云：

平旦起视事，亭午卧掩关。除亲簿领外，多在琴书前。况有虚白亭，坐见海门山。潮来一凭槛，宾至一开筵。终朝对云水，有时听管弦。持此聊过日，非忙亦非闲。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

基本上已经透露出他所倡导的“中隐”的生活理想。至于白居易暮年在洛阳杨氏旧宅的基础上建造宅园，则意味着拥有一处属于个人的园林，既是“中隐”生活的保证，也是“中隐”生活的体现——宅广十七亩，房屋约占面枳三分之一，水占面积五分之一，竹占面积九分之一，园中以岛、树、桥、道相间，池中有三岛，中岛建亭，桥相通，环池开路：又置西溪、小滩、石泉及东楼、池西楼、书楼、台、琴厅、涧亭等，这里所说“书楼”，就应是后世的书房了。

元　张雨　题倪瓒像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通览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述，文人士大夫建造的别业、草堂，平衡了物质和精神，也调和了荒凉的深山和险恶的官场之间的冲突，他们除了正堂、居室之外，书斋往往放在稍隐蔽之处——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居室安顿身体，书斋安顿心灵。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六十三岁那年，写了一篇《六一居士传》，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叫“六一居士”时，他解释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六一”，除欧阳修戏称自己为“老翁”外，“五物”中藏书和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所占分量最重，琴、酒和棋，都不过属于动态的消闲娱乐而已。显然，他的书房是欧阳修个体内心及人生境界的深层体现。

明　文徵明　猗兰室图　现藏故宫博物院

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初，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退出政坛，在洛阳隐居达十五年之久。直到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他才重返政坛，不过，他在不久后就因病去世。在隐居洛阳期间，司马光建造了一座园林：“独乐园”——这个名字看起来与孟子的教导相违背，司马光作了一篇《独乐园记》解释这一园林的来历，并做了大体的描述：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

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为五，派注沼中，状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中，状若象鼻。自是分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周三丈，状若玉玦，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沼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烈日。开户东出，南北列轩牖，以延凉飕，前后多植美竹，为消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埘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径一丈，状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芍药、牡丹、杂花各居其二，每种止植两本，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栏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洛城距山不远，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见，乃于园中筑台，构屋其上，以望万安、轩辕，至于太室。命之曰“见山台”。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足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乎？[3]

他把读书堂建在花园的中央，这表明书房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就是最重要的所在。司马光任主编，刘攽负责两汉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刘恕负责五代史部分，加上儿子司马康，他们埋头著书，日之不足，继之以夜，通力合作，最终完成煌煌巨著《资治通鉴》。

元　王蒙　秋山草堂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载，独乐园比起洛阳其他的园林来，可谓“卑小”：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梢、落蕃蔓草为之尔。但李格非也强调，“所以为人钦慕者，不在于园耳”！

明代的仇英以此为题，用青绿法依次绘成《独乐园图》，整幅图画精工秀丽，让我们在读司马光这篇文章的同时，也有了更明确的视觉感受。而文徵明题在画卷后的文章与诗，与仇英的绘画堪称双璧。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读完这篇文章，人们对于司马光所固有的“刻板印象”会发生改变？如果只读“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这几行，会不会以为是出自于苏东坡的笔下？

李格非描绘的洛阳其他名园，无不有着更为广大的空间，里面到处是精巧的建筑、宽敞的社交区域、醉人的美景和名贵花木。相比起来，司马光独乐园中的读书堂，不过是一组由几十间房屋构成的建筑群，其他如池塘、瀑布、小溪，包括花草，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他能更专心读书著书而营造。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后序》中，突显了一个主题：洛阳的园林越是奢华，就越是昭示了帝国之“衰”的螺旋式陨落的宿命。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十八岁时嫁给了二十一岁的赵明诚。婚后，二人钟情于金石拓本的收集与著录，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收藏、研究古籍文献了，“纸札精致，字画全整，冠于诸家”，俨然雄踞北宋末期诸收藏家之首了。

元　王蒙　溪山高逸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赵明诚著《金石录》三十卷，取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

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宋代开端的金石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李清照和丈夫终日沉缅于金石文玩的收藏和古籍的搜集整理，也几乎耗去了他们全部的精力和财富。尤其令人惋惜的是，因生活于内忧外患之际，他们常常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其所庋藏的文物也几乎损失殆尽。

赵明诚在建炎三年（一一二九）病逝于南京；绍兴四年（一一三四），李清照五十二岁时对《金石录》进行整理和修订，并写了一篇《金石录后序》。在这篇序中，李清照深情地回忆了她与赵明诚收集金石文献的过程：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

大观元年（一一〇七），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病故，李清照与赵明诚一起回到青州，在青州建造了一个府邸，光藏书楼就有十大间，藏书楼被命名为“归来堂”——显然，这是得名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李清照又从此文中“审容膝之易安”一句，取字“易安”，自号易安居士。李清照快乐的回忆，正是在归来堂中与赵明诚一起读书、品茶：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輙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从宣和三年（一一二一）至靖康元年（一一二六），赵明诚出任莱州、淄州太守；靖康二年（一一二七），金兵攻陷青州，夫妻二人多年的心血，在劫难逃：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4]

在逃亡的路上，二人搜集的文物又不断被匪兵掠夺、丢失。李清照南渡不久，赵明诚暴病身亡，剩下李清照一人，冷清凄苦，历尽磨难，开始了二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她所携带的金石书画也大多散失。这篇后序即使今天读来，也让人痛心不已。

明　杜堇　玩古图　纵126.1cm　横187cm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相比起来，陆游就要比赵明诚、李清照二人幸运多了。陆游在年老而且多病的时候，仍然沉浸在书房的生活中，他把自己的书房形象地称为“书巢”。他在《渭南文集》里面这样解释：

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邪？”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在他的“书巢”里面，有的书放在书架上，有的书陈列在眼前，有的书放在床上，俯仰观看，环顾四周，几乎没有不是书的地方。而陆游认为，自己的饮食、起居、生病、呻吟、悲伤、忧愁、愤怒、感叹等等，没有不和书是连在一起的。平时如果客人不来拜访，妻子和孩子也不来看望，他在书巢里看书，外面即使刮风下雨，打雷下冰雹，也浑然不知。他偶尔想要站起来的时候，那些杂乱的书如同堆积的枯树枝一样围绕着他，甚至到了不能正常行走的地步。于是他就自我解嘲：“这不就是我所说的书巢吗？”

明　尤求　品古图　纵93.1cm　横31.1cm　现藏故宫博物院

读书人乐在其中，外人未必知晓书房的迷人之处。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居室安乐笺上·居室安处》条引了宋人唐子西（一〇七〇—一一二〇）的一段话：“有轩数间，松竹迷道，庭花合围，值堂屋之后，人事之所不及，宾游之所不至。往往独坐于此，解衣盘礴，箕踞胡床之上，含毫赋诗，曝背阅书，以释忽忽之气自妙”。[5]

高濂著《遵生八笺》，专有一篇文章是谈书房的，如“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云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读了他这篇《高子书斋说》，已不必亲眼看到高濂的为人，仅看这些很讲究的摆设，就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热爱书房的人——谁不想拥有这样一个诗意随处可感的书房呢？我猜想，他们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在借读书营造人生的诗意，以及诗意的栖居。

清　黄应谌　陋室铭图　纵243.3cm　横158cm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　黄应谌　陋室铭图（局部）

在明清时期的园林里，尤其是在江南地区的传统建筑中，住宅建筑往往以封闭式院落为单位，沿着院落中央的纵轴线建造门厅、轿厅、大厅及住房；在左右两侧的纵轴线上，则布置客厅、书房、次要住房和厨房、杂屋等。而在客厅和书房前，每每又都要着意凿池叠石、种花植树，分别构成一个独立幽静的庭院。或名之为轩、为堂、为斋、为馆、为楼、为亭等等。许多书房联，更是凸显了主人的情调。古人的书斋的确是一个“整体”，所以说它是一个“整体”，是因为书籍、书房物件和供读书人栖息的环境无法分开，主人照例是耽读诗书，或对友清谈，或抚琴一曲，更有童子在一旁吹火烹茶，或红袖添香——有了这样的安身立命之所，就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读、思、写、讲，体贴人性与天理。

(传)唐　阎立本　竹林五君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遗民龚贤在南京清凉山有半亩园地，瓦屋数间，读书作画，莳花弄草，屈大均在写给他的信中表示：“闻足下新家清凉山曲，有园半亩，种名花异卉，水周堂下，鸟弄林端，日常无事，读书写山水之余，高枕而已，此真神仙中人！”明末的张岱有“梅花书屋”和“不二斋”，他在《陶庵梦忆》中说自己的这两间书房，一个是“前后明窗，宝襄西府，渐作绿暗。余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一个是“图书四壁，充栋连床，解衣盘礴，寒暑未尝轻出”——拥有这样两处书房，简直就是拥有了整个美妙的世界。

近代学者梁启超以“饮冰室”来命名自己的书斋，藏书数十万卷于其中。“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是用来比喻自己在面对国家内忧外患境况时内心产生的无法抑制的忧虑与焦灼，故以“饮冰”来解“内热”。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书斋是无法想象的——书斋是读书人的家园，是读书人的“根”。没了它，就等于没了家园，没了根，成为一个流浪着的浮游物，因此书房与读书人的生命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

（传）宋　梁楷　右军书扇图（局部）　现藏故宫博物院

现代作家林语堂，书房名叫“有不为斋”。他既有留学西方的经历，也更能从文脉上接近于明清人。可以说，他是一个会说外语的“明清人”。我所以这样说他，是因为他自己说过：“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林语堂认识的某留学生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图书馆”。书虽然不多，却按大学图书馆的方式细致而严密地分了类，也贴了标签。假如林语堂想找他借《经济学史》，那人马上说，那本书的编号是“580.73A”。这让林语堂惊奇不已，赞扬是“美国人的效率”。他的夫人廖翠凤以为逮着了好机会，当即建议林语堂也学习一下别人的方式把书房拾掇一下。林语堂则用烟斗轻轻敲了一下夫人的后脑勺，说：分类是科学，读书是艺术，怎能混为一谈？

五代　卫贤　高士图　纵134.5cm　横52.5cm　现藏故宫博物院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的确将“读书”视为一种“艺术”，因为在他看来，一间舒服的书房，就可以享尽人间欢喜的小日子。林语堂想要的书房是这样的，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齐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混杂在一起的书房味道。在书房之外，他则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

（传）北齐　杨子华　北齐校书图（局部）　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林语堂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当然，这一切只是他的理想，他理想的书房而已。几年前我到台北，在林语堂亲自设计的故居中消磨了一个下午，当出门时，贴在门口的一张纸条吸引了我：“打烊时，不必关灯，给上山的人留一些亮光。”  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几乎都被挤上了楼，能拥有一间书房的人家为数不多。楼下的空地多被停不下的汽车霸占，有花有草有树有山有水的地方只有到公园里才找得到——然而那里却不是让你随意安放书房的地方。都说这个时代的一些读书人浮躁，那是电光声化带给他们的压力，但倘若有了一处安静的书房，其浮躁之心，自会消逝无影。

注释：

[1]杨耀坤，揭克伦校注.三国志：第五册[M]:1605.

[2]看此画的同时，不妨对照一下与卫贤同时期的徐铉的《毗陵郡公南原亭馆记》：“人生而静，性之适也。若乃庙堂之贵，轩冕之盛，君子所以劳心济物，屈已存教，功成事遂，复归于静。用能周旋于道，常久而不已者也。有唐再造，俗厚政和，人多暇豫，物亦茂遂。名园胜概，隐辚相望。至于东田之馆，西州之墅，娄湖张侯之宅，东山谢公之游，青溪赋诗之曲，白杨饮酒之路，风流人物，高视昔贤。京城坤隅，爰有别馆。百亩之地，芳华一新。旧相毗陵公习静之所也。其地却据峻岭，俯瞰长江。北弥临沧之观，南接新林之戍。足以穷幽极览，忘形放怀。于是建高望之亭，肆游目之观。睨飞鸟于云外，认归帆于天末。四山隐现而屏列，重城逦迤而霞舒。纷徒步而右回，辟精庐于中岭。倚层崖而筑室，就积石以为阶。土事不文，木工不斫。虚牖夕映，密户冬燠。素屏麈尾，棐几藜床。谈元之侣，此焉游息。设射堂于其左，湛方塘于其下。虚楹显敞，清风爽气袭其间。埼岸萦回，红药翠荇藻其涘。至于芳草嘉禾，修竹茂林，纷敷翳蔚，不可殚记。凡厩库之室，厨廪之区，宾燕所资，不戒而具。每良辰美景，欣然命驾。群从子弟，结驷相追。角巾藜杖，优游笑咏，观之者不知其为公相也。古人有言，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况于轻钟鼎之贵，徇山林之心，将相之权不能累其真，肺腑之亲不能系其遁。道风素范，岂不美欤？又以铉无事事之情，有善善之志，见征拙笔，用勒贞瑉。是时岁次辛酉冬十月十日记。”

[3]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五册[M].四川：巴蜀书社，2009:204-205.二〇二一年秋天我曾专门到洛阳寻访独乐园旧址，可惜已被开发商夷为平地。

[4]详见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笺：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9:581-585.

[5]高濂.遵生八笺[M].四川：巴蜀书社，1992:302.

本文选自《中国书法》2022年12期古代书房文化研究特辑文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