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写经

东汉末年,佛教东传，汉人礼佛为求福禳灾，但并不关心教义。魏晋以后，佛教兴盛的原因：

1.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佛教主张三界因果，给当时受尽战争摧残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也给统治者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

2.佛经的大量翻译使佛教教义得以昌明，佛教在汉地的发展最初以一种格义的面貌出现，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推行佛教，老庄与佛教结合。教义开始受到重视，译经大量问世。

写经风俗是以佛教经籍为轴心，在此历史背景下展开。善信为求心灵的慰籍，常做佛事。六朝以来流行的佛经都讲写经抄经受持读诵，有极大功德，所以自魏晋以来写经在僧侣和居士中极为盛行，各色人等应有尽有。

写经具体工作一般由职业的经生来承担，经生往往由于生活贫苦而抄经的。

抄经有约定俗成的程式，先在写经纸上画出乌丝栏，在于卷首题写经名、品名，继而写经文最后写出佛经卷号，卷末注明抄写的年代和抄写人的姓名。

官才要书写经书，由寺院出面组织一套班子来写作，写经人为“官经生”，“梭书手”负责校阅，“典经生”负责审查。

写经一般为经生体。经生体与传世的碑志、法帖风格不同，最能看出汉字由隶书到楷书的轨迹，在书法史上有其独立的价值。

*写经书体直接胎息于秦简楚帛和汉代竹木简书，处于一种隶楷过渡时期的书体。从西晋十六国到北魏太和以前，“经生体”体势多取横势,用笔露锋着纸,撇、竖首粗尾细，横、捺的收笔处加重，但已泯去波挑之势。稳健朴茂又多灵巧之致,保存了浓重的隶书和章草意味,最能看出与汉简的渊源。

与钟繇、王羲之相比，由于写经必须快速,所以极少藏头护尾，没有钟、王博大深沉之感。但其自然活泼，丰润苍拙为钟、王所不及的。而写经必须虔诚，笔画连带并不多，与晋人文书不同。

368年《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为敦煌写经遗存至今最早的写本之一,为求快速,起笔尖锋直入,没有逆峰起笔，收笔铺毫重按，饱满沉着，隶书遗韵极重。

《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

《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字形斜角呼应,于不平稳中求得新的平衡，体势与结字上保留隶书意态;厚重多变的用笔、稚意生动的字形,左顾右盼，拙中寓巧。

《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

北魏孝文帝迁洛，礼佛之风大盛,抄写经文捐献佛寺以祈福成为风尚，从北魏太和以降到北朝晚期,写经继承晋人风格，体势渐取斜势,结体中宫收紧,逡朗严整,茂密之中又宕以逸气。用笔由大幅度的提按，开始走向平整匀称，波捺钩挑基本摈去隶意。整体风格趋于清雅流丽，开隋唐写经先路。

一方面是因经生熟练程度决定的，

一方面又是写经需求量过多导致的。

写经发展到隋唐，达到鼎盛，笔法圆熟，中锋用笔，沉厚挺拔，字形方正，构架端严，摆脱了隶意，既继承了前期经生书的质朴，又显示出唐人小楷特有的完美劲秀。唐末五代，写经书法艺术水平大为逊色。

北朝石刻的兴盛及其原因

永嘉南渡，东晋建立，中国文化中心也转移到江南。汉儒经学风气消歇，代之对棋弈、绘画、书法等巧艺学问的重视。

书法在此时摆脱了政治、道德等实用观念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自觉发展的艺术。书法审美标准的探讨和对书法技法的深入研究成为风气。南朝以降，书法品评之风盛行。东晋士人开始追求书法的个人风貌和在书法史上的不朽地位,表现在书法走向上不再只是一种极力 的铺陈和排宕，开始追求一种在时间的不断变化下渐次展开的意向空间，行草书的盛行和隶书的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北方、胡马进入中原,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北朝书法遗存至今的是大量碑版、墓志、造像题记等，数量宏富，书风质朴。

北碑盛行的原因

1.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接受。

少数民族诸侯多躬染于中国之文学，立国之后，多模仿中国之教育。魏道武帝时，已颇知学，至孝文帝，醉心于礼教一切师法中原古制，迁都洛阳，即是北朝书法以隶为正宗而不重新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与西晋以孝治国，北魏仍之，继承厚葬风俗，刻石述德，丰碑巨碣，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2.佛教的盛行。玄学之风南渡,佛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中盛行开来。至北魏已十分发达。佛教本是教理合一，既有精深的理论，又有宗教行为。北方笃信，建寺、造像，以此发扬佛教形迹，故造像记、摩崖石刻抄经大量出现。

自唐太宗朝至清前期，世尚帖学，追慕二王,北朝碑刻任其霾没。乾嘉以前,世人皆轻北派。

乾嘉以后，朴学兴起，兼及金石，一时碑版刻石。摩崖造像皆为所重，书家潜心探索隋唐以前用笔，冲出二王樊笼，直接从六朝以上碑志、书法汲取营养。一时前人所不齿的无名工匠书刻之作，受到推崇与师法，碑学渐成规模。理论上，阮元首倡南北书派，推崇北碑，后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完善发展，遂成大势。

北碑在康、雍前不受重视的原因：

第一,风格朴拙，不符合文人书法审美的心理与理想。士大夫多以其体势狞恶而弃之。

中国美学倡言“中和”，反对“偏胜”，多以追求“尽善尽美”为目标。有唐以降，更是对厚实劲健、空灵精致之美为追求,北碑出锋露角、悍劲峻拔，缺乏柔和和意韵之美。且后代书法多为文人特权得标志。北碑多为民间书家为实用而刻，多为文人所不齿。至明末，具有新变思想的文人提出以古拙为美，从空灵精致之美的反面提出了新的美学要求，北碑的盛行，只有在以后古拙为美的观念提出之后才成为可能。

第二,隋代书法仍以北碑为正宗,唐太宗时期,书法笃好王羲之,书论中崇南卑北思想严重，如虞楷承继钟，王遗风。欧楷则带有北碑的特点。但在唐代，二王尚未统一审美，一是二王书迹均为秘藏,民间流行甚少,加之地域承传，唐志多与北碑一脉相承;

原因之二,唐碑体制甚钜,大部分碑刻仍以正书为主,唐初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多与北派同枝，颜真卿则吸收北齐诸摩崖的书体形态,以求新变,北方书法仍有传承。

宋代淳化年间制《阁帖》在书坛倡导时，蔚为大观。阁贴盛行，中原碑版不见重于世，江左风气兼有天下。

《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