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写经
东汉末年,佛教东传,汉人礼佛为求福禳灾,但并不关心教义。魏晋以后,佛教兴盛的原因:
1.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佛教主张三界因果,给当时受尽战争摧残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也给统治者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
2.佛经的大量翻译使佛教教义得以昌明,佛教在汉地的发展最初以一种格义的面貌出现,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推行佛教,老庄与佛教结合。教义开始受到重视,译经大量问世。
写经风俗是以佛教经籍为轴心,在此历史背景下展开。善信为求心灵的慰籍,常做佛事。六朝以来流行的佛经都讲写经抄经受持读诵,有极大功德,所以自魏晋以来写经在僧侣和居士中极为盛行,各色人等应有尽有。
写经具体工作一般由职业的经生来承担,经生往往由于生活贫苦而抄经的。
抄经有约定俗成的程式,先在写经纸上画出乌丝栏,在于卷首题写经名、品名,继而写经文最后写出佛经卷号,卷末注明抄写的年代和抄写人的姓名。
官才要书写经书,由寺院出面组织一套班子来写作,写经人为“官经生”,“梭书手”负责校阅,“典经生”负责审查。
写经一般为经生体。经生体与传世的碑志、法帖风格不同,最能看出汉字由隶书到楷书的轨迹,在书法史上有其独立的价值。
*写经书体直接胎息于秦简楚帛和汉代竹木简书,处于一种隶楷过渡时期的书体。从西晋十六国到北魏太和以前,“经生体”体势多取横势,用笔露锋着纸,撇、竖首粗尾细,横、捺的收笔处加重,但已泯去波挑之势。稳健朴茂又多灵巧之致,保存了浓重的隶书和章草意味,最能看出与汉简的渊源。
与钟繇、王羲之相比,由于写经必须快速,所以极少藏头护尾,没有钟、王博大深沉之感。但其自然活泼,丰润苍拙为钟、王所不及的。而写经必须虔诚,笔画连带并不多,与晋人文书不同。
368年《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为敦煌写经遗存至今最早的写本之一,为求快速,起笔尖锋直入,没有逆峰起笔,收笔铺毫重按,饱满沉着,隶书遗韵极重。
《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
《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字形斜角呼应,于不平稳中求得新的平衡,体势与结字上保留隶书意态;厚重多变的用笔、稚意生动的字形,左顾右盼,拙中寓巧。
《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
北魏孝文帝迁洛,礼佛之风大盛,抄写经文捐献佛寺以祈福成为风尚,从北魏太和以降到北朝晚期,写经继承晋人风格,体势渐取斜势,结体中宫收紧,逡朗严整,茂密之中又宕以逸气。用笔由大幅度的提按,开始走向平整匀称,波捺钩挑基本摈去隶意。整体风格趋于清雅流丽,开隋唐写经先路。
一方面是因经生熟练程度决定的,
一方面又是写经需求量过多导致的。
写经发展到隋唐,达到鼎盛,笔法圆熟,中锋用笔,沉厚挺拔,字形方正,构架端严,摆脱了隶意,既继承了前期经生书的质朴,又显示出唐人小楷特有的完美劲秀。唐末五代,写经书法艺术水平大为逊色。
北朝石刻的兴盛及其原因
永嘉南渡,东晋建立,中国文化中心也转移到江南。汉儒经学风气消歇,代之对棋弈、绘画、书法等巧艺学问的重视。
书法在此时摆脱了政治、道德等实用观念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自觉发展的艺术。书法审美标准的探讨和对书法技法的深入研究成为风气。南朝以降,书法品评之风盛行。东晋士人开始追求书法的个人风貌和在书法史上的不朽地位,表现在书法走向上不再只是一种极力 的铺陈和排宕,开始追求一种在时间的不断变化下渐次展开的意向空间,行草书的盛行和隶书的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北方、胡马进入中原,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北朝书法遗存至今的是大量碑版、墓志、造像题记等,数量宏富,书风质朴。
北碑盛行的原因
1.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接受。
少数民族诸侯多躬染于中国之文学,立国之后,多模仿中国之教育。魏道武帝时,已颇知学,至孝文帝,醉心于礼教一切师法中原古制,迁都洛阳,即是北朝书法以隶为正宗而不重新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与西晋以孝治国,北魏仍之,继承厚葬风俗,刻石述德,丰碑巨碣,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2.佛教的盛行。玄学之风南渡,佛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中盛行开来。至北魏已十分发达。佛教本是教理合一,既有精深的理论,又有宗教行为。北方笃信,建寺、造像,以此发扬佛教形迹,故造像记、摩崖石刻抄经大量出现。
自唐太宗朝至清前期,世尚帖学,追慕二王,北朝碑刻任其霾没。乾嘉以前,世人皆轻北派。
乾嘉以后,朴学兴起,兼及金石,一时碑版刻石。摩崖造像皆为所重,书家潜心探索隋唐以前用笔,冲出二王樊笼,直接从六朝以上碑志、书法汲取营养。一时前人所不齿的无名工匠书刻之作,受到推崇与师法,碑学渐成规模。理论上,阮元首倡南北书派,推崇北碑,后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完善发展,遂成大势。
北碑在康、雍前不受重视的原因:
第一,风格朴拙,不符合文人书法审美的心理与理想。士大夫多以其体势狞恶而弃之。
中国美学倡言“中和”,反对“偏胜”,多以追求“尽善尽美”为目标。有唐以降,更是对厚实劲健、空灵精致之美为追求,北碑出锋露角、悍劲峻拔,缺乏柔和和意韵之美。且后代书法多为文人特权得标志。北碑多为民间书家为实用而刻,多为文人所不齿。至明末,具有新变思想的文人提出以古拙为美,从空灵精致之美的反面提出了新的美学要求,北碑的盛行,只有在以后古拙为美的观念提出之后才成为可能。
第二,隋代书法仍以北碑为正宗,唐太宗时期,书法笃好王羲之,书论中崇南卑北思想严重,如虞楷承继钟,王遗风。欧楷则带有北碑的特点。但在唐代,二王尚未统一审美,一是二王书迹均为秘藏,民间流行甚少,加之地域承传,唐志多与北碑一脉相承;
原因之二,唐碑体制甚钜,大部分碑刻仍以正书为主,唐初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多与北派同枝,颜真卿则吸收北齐诸摩崖的书体形态,以求新变,北方书法仍有传承。
宋代淳化年间制《阁帖》在书坛倡导时,蔚为大观。阁贴盛行,中原碑版不见重于世,江左风气兼有天下。
《阁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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