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法也由前代之衰而兴盛，渐渐恢复的过程。初年致力于统一国土，书法远谈不上兴旺。但宋太祖、太宗都留心文化的发展。开国君主,雅好文墨的性格对推进宋朝书法的发展至关重要。太祖为整个宋朝确立了一条重视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路线。
宋太宗推动宋代文化发展就书法方面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设置翰林御书院,招揽天下善书之士。
第二,整顿五代十国以来文字不规范的局面，以正天下字学。
第三,整理宫廷所藏书法名迹,刊《淳化阁帖》十卷。
御书院的设立,成为倡导书法的官方机构。
对字学的重视，显示了宋代书法不失规矩法度的事实。
《淳化阁帖》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丛帖。一经传世,形成了一个刻帖的风尚。《阁贴》对书法名迹的流传，提高了大众的书法基础，意义重大，使宋人养成了摹拓、鉴赏,收藏、研习和评介字帖的习惯,具有重要意义的“帖学”即由此而奠定其基本的地位。宋代以来帖学大盛,不衰的根源,与《淳化阁帖》密切相关。
宋太宗与唐太宗一样,都以帝王之力推动书法发展，唐太宗表现为书坛的一代领袖,他把自己对王羲之的偏爱,扩散为整个书坛的偏爱,压制其他书风,直接影响整个唐代的书法审美取向和艺术价值标准。
宋太宗不以书坛领袖的身份，不强行把个人审美习惯加于别人。表现为书法“活动家”，发现书法人才,加以扶持;为书法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两位太宗都为传播书法名迹、普及书法工作，具有贡献，采用了不同方法，摹拓与刻帖。
《淳化阁帖》的传播,倡导起了一种相应的书风。《淳化阁帖》基本上是以二王为核心的晋代书法集帖。帖中所录唐代褚、虞、欧,柳各家作品,倾向于流美爽利,具晋人风度的一类作品。法度精严的唐楷作品基本没有收录。
《淳化阁帖》所倡导起来的,是沿袭初唐以来崇尚晋韵的书风。其中,对于二王书风的顶礼膜拜,远远超唐代诸家的推崇。
宋以后历代书风的顶礼，远超唐代诸家的推崇。宋以后历代书风发展，无论尚意尚态,对晋风韵的神往，是解不开的情结。
以《阁贴》为代表的宋初书法是偏“保守”的，太宗时期，书法整体水平还比较低，王著、李建中等名家,不免拘于法度,锁在唐人藩篱之下，五代以来的书法衰徽景象一望可知。
帖学逐渐推展开来。《淳化阁帖》流行,宋人研习书法的风气很快兴起。是在书法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双向选择下的必然结果。
宋代重科举取士,重视取用文官。制度 给宋代文化带来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有宋一代文化艺术昌盛与宋代文人化官僚士大夫阶层密不可分。
“趋时贵书”现象便由科举制度的影响而产生。
宋以后历代书风的顶礼，远超唐代诸家的推崇。宋以后历代书风发展，无论尚意尚态,对晋风韵的神往，是解不开的情结。
以《阁贴》为代表的宋初书法是偏“保守”的，太宗时期，书法整体水平还比较低，王著、李建中等名家,不免拘于法度,锁在唐人藩篱之下，五代以来的书法衰徽景象一望可知。
帖学逐渐推展开来。《淳化阁帖》流行,宋人研习书法的风气很快兴起。是在书法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双向选择下的必然结果。
《淳化阁帖》
宋代重科举取士,重视取用文官。制度 给宋代文化带来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有宋一代文化艺术昌盛与宋代文人化官僚士大夫阶层密不可分。
“趋时贵书”现象便由科举制度的影响而产生。
人们研习书坛领袖的字,既有实用的价值(干禄以利仕进),也可从中吸取这些人的书法艺术营养,寻找推动书法繁荣的契机。即“趋时贵书”现象所具有的双重意义。
宋代在实用与艺术兼容的背景下,逐渐淘汰其实用性,提升艺术性,确定其
时代艺术品格而得到发展。
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一种文化繁荣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自然地融入当时人们某些精神文化因素，进而影响文化的发展变化。
在“趋时贵书”风气笼罩下,寻求书法功利目的自然消解。非功利性的、文人把玩式的书法追求逐渐成主流。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欧阳修,蔡襄。
欧阳修致力于文学和史学,同时为书法的衰落不振而深感忧虑。
欧阳修理想的的书学之士,不是“趋时贵书”之辈，而是能与“雄文硕学”相媲美，能“追三代之隆”，能“比肩唐室”的真正书法艺术家。
欧阳修对书法的认识和实践和理解,是与“趋时贵书”现象完全不同的一个书法纯艺术的层面在渐渐形成。摆脱实用性和功利目的,成为与书家心性紧密相连的真正的艺术。
欧学书不是为了获得一虚名，而是要把书法这一“物”寓于己意，以乐其心--这是一种非功利性的行为动机,一种文人式的雅玩,与其乐于山水的心情一致。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文化追求,一种厌于世故,贪图安逸、享受,渴求平和的心态。
这种心态，是欧阳修所在时代书法发展的最新动向。是宋代书法史的重要特征，在书法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以此为中介,书法发展呈现出诸多截然不同的特色趋势。到唐楷走向极则而定型，随着文人士大夫心态的转变，另辟蹊径，以行草书打破楷法的森严，追求笔情墨趣。
其次，以唐代为代表的“法”也被注入更多的人文精神因索，出现了超越“法”的主张。
第三，个性问题，虽晋唐时有人提出，但真正自觉地对书法个性的追求,是宋代文人化心态出现以后的事。书法的继承与创新成为主题。
第四,书法的形式，随着文人化倾向，也有很大变化。碑榜石刻让位于尺牍，书札，注入了书家个人文化心理，楷书的地位下降,行草书受到重视。
最后，书法的文化积淀越来越丰富,其形式审美价值得到提升。
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性格心态,成为尚意书法的直接准备。
蔡襄，朝廷重臣，书法上，受到欧阳修极力推崇，起初受“趋时贵书”的影响，追随宋绶、杜衍的书法。
但蔡高明处在于能从“趋时贵书”中解脱出来，形成自己独立的学书观。上溯晋唐、博采众长，虽学时人，不为所困，重视神采，与欧阳修的“寓书于乐”正好形成理论与实际的对应，反映出当时一种新型的书法追求。
蔡襄的崛起，对宋代书法乃至中国书法史是有重大意义的。
首先，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书法追求方向,以及这种追求所达到的基本水平。蔡襄生活的周围及前后时期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书家,形成与蔡襄书法联系最为密切的时代背景。蔡襄的书法风格、书学思想，与其构成互为因果的一个整体。蔡襄曾师周越、宋绶、杜衍、韩琦等。
周越草书精熟有法度，宋绶学富,书法清瘦爽利，杜衍晚年学草,出于一种艺术的追求,重神韵,开宋代尚意书法之先。笔法瘦俊稳重，影响了蔡襄及苏黄诸家。用笔直开徽宗赵佶瘦金书先河。
其次,蔡襄书法对规矩法度的肯定,对唐人的推重,以及对书法古典精神的深人、理解与把握,为宋代书坛树立了一面复古盛唐的旗帜,是对《淳化阁帖》倡导单纯崇拜晋韵的一种修正和逆转,对后来尚意书风的正常发展作出准备。唐代书法精华不是的魏晋风韵,而是对法度的恪守和充溢、健康的人生情感的自觉流露。
蔡襄把唐人书法置于史的长河加以深入考察,认识到唐人在“守法”与“抒情”的两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体察代表盛唐的颜筋柳骨以及多彩的唐代书风。
将二王与唐代诸家及各种书体综合考察，把握书法本体意义的韵味与法度，是入宋以来书法本体高度发展结果。
蔡襄对唐代书法的尊崇是以颜真卿为核心的,是蔡书的又一历史意义所在。发掘并推扬了颜真卿的书法艺术,为颜书确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打下基础。
颜真卿的书史地位是在宋代以后才确立的。唐代颜真卿的政名高于书名。至哲宗时期，苏黄等人的推扬，颜成为唐书的顶峰。
蔡对颜书的推举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层意义是与宋代忠君爱国思想有关。蔡的推崇也包含了因人贵书的成分。但最终还是落在颜书本身,蔡书受颜书的影响最大,得颜书雍容大度的朴茂之美。
宋人站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阐释”前人的结果,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文人心态与审美观念的变化。
宋尚意书风，蔡是重要的先导人物，蔡欧倡导起的对法度的重视，扭转自五代以来的衰颓局势,功在不灭。后来的苏、黄等人敢于提出超越法度，以意作书的主张，保证了这种主张不失基本法度而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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