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头粗服的杨维桢书法
以赵孟頻为盟主向晋唐风韵回归，兴起复古主义思潮。书法对赵是书斋中的雅玩。是唯美主义代表。复古思潮延续到明代中期,产生出董其昌，但赵的纯熟妍媚的书风一统天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感到缺乏生气,故而冲破“正宗”书派的禁铜，实现艺术理想，成了书法家们的追求目标。在赵书风行一时同期，一股反复古的表现主义的思潮出现。倒赵氏之戈的中坚，即元末的杨维桢。
杨维桢以强烈的反叛性格，向传统的“法度”发起挑战。杨书信手写来，蔑视规则，字形随意,残破丑拙，线条尽兴组合，亳无矫饰之情，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情感得以淋漓尽致地传递向笔墨。
杨维桢，生性不驯服，气度旷达，清高倔强，杨书以损失技巧乱头粗服为代价，展露直抒性灵的直率。传统法则已不重要,线条草率,结体丑拙,突出的是自我情绪的表现。
在杨维桢看来,书法创作是书家人格的弘扬,是主观激情的爆发;当表现情感的冲动势不可遏时,必须一挥而就。
杨维桢与赵孟頫都写章草，赵书婉美精熟,珠圆玉润，循规蹈矩,法度严谨,杨书率意不羁、怪诞诡异,吸收章草的笔法而融化在他自己的草书创作中,创造出一种冷峻凌厉,纵横跌宕的书风。
杨书是一种悲壮的美,虽然破残,但尚存堂皇气象,而决然无丝毫的孱弱之态。追求随意自然，天机独出。是极有创新意识的个性书家，展示个性，追求笔法的丰富，放弃笔法的纯粹,追求点画的倔拙，回避了点画的精到,力求创作和挥毫间的情绪达到统一。
杨是一位乱世奇才。在赵氏书风下独辟蹊径,走出一条革新之路。一条非常容易失败的冒险的路。
杨维桢是复古主义思潮的叛军，是浪漫主义创作的一线曙光。是“表现性”书风的，不强调规矩法度,力求抒发情绪，表现个性，以奇特险怪的形式表现慷慨磊落之气，以书法艺术反映书家内心与社会的矛盾冲突。
杨在书法风格发展史上的意义：
1.标举了全新的审美理想。
2.对元代复古主义书风有反拨之功
3.对明代表现主义书风的崛起，起到了前导作用。
《宴啸傲东轩诗》
《沈生乐府序》
《晚节堂诗》
《草书“溪头流水泛胡麻”七绝诗轴》
书林侠客、八法散圣
明代中晚期，文化发展势态，为反理性的表现主义思潮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封建主义开始走向它最后阶段。
一方面，统治者采取专制，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个体理想与现实冲突激烈。心中苦闷无法排泄，只能转向艺术。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发生动荡，意识形态的发生变更。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转变，人的思想意识出现了变革。王阳明“心学”成为个性解放的理论根据。徐渭、李贽、袁宏道等人,继承发展王学,兴起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思潮。在此影响下，人们审美观念发生变化，艺术成为表现自我，寄寓情感的手段。
徐渭，积极入世却遭恶运，长期郁闷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牢骚和不屈不挠的倔强流露无遗。他是明末进步民主主义思潮的先驱。在艺术上是反理性的浪漫主义者。强调人的个性，追求直抒性灵,文艺应表现“真本色”反对依傍他人,唯古是循。
杨维桢之后,出现过一批具有强烈反理性色彩的书家。在徐渭之前有解缙、陈道复等人的创作中,都有反理性的成分,徐渭将反理性色彩推向高峰。
徐渭笔下,汉字间架被打散，字形服从于心之所欲。第一次企图使书写打破文字载体的桎梏,追求直抒性情而创作，不自觉地把书法引向了纯粹的视觉艺术中。作品可识性被减弱，突出线条随着情感变化而起伏顿挫。从作品看,其书风凡二变：
50岁前,仰慕二王，也曾迷恋宋人，打下了扎实的传统功底；
50岁后，书风一变，线条粗犷雄健，间架打散，随手挥洒，不求笔法，点画狼藉，借笔画来宣泄胸中郁勃之气,一切服从整体章法效果，局部的技巧被忽视削弱。
徐渭看重自己的书法，一方面出自其对书法艺术独到见解，认为自书的创新意识更强烈。付出最大的勇气创造了这种震古烁今的书风。再一方面，认为书法创作中最自由，比诗文绘画更能传达性情，最可释其襟怀，最能表现出他狂狷超迈的人生。
徐继承了杨维桢的“表现主义〞 书风，比杨的影响更大,书法与诗文绘画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从书法发展的逻辑过程看，徐滑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书法风格转换，是书法本体自身调节维持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杨维桢的“粗头乱服”，仅是书法家“个人”的存在,而徐渭的“表现主义书风”，是沿着这条路发展起来的。杨维桢是“开启”，徐渭是艺术上的“结果”。
徐渭 草书唐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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