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整理推行的“标准草书”，试图将草书改造成易识易写的实用书体，从根本上背离了草书字体在文人书法艺术中的基本定位。“标准草书”是非艺术性的，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于右任1932年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研究会（后改为标准草书社），推行标准草书。他在《标准草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自序”中说：
然则广草书於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标准草书》第1页）
“标准草书”的提出与推行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作为原则在历代草书遗迹中选取他认为的标准草书字形作范例双勾集字为《标准草书千字文》。
“易识”与“易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矛盾的。汉字构件草化程度越强，反而越不易分辨，而易写必然要求简易。所谓“准确”应该是指符合约定俗成的草法规则，使草法能准确标识汉字。而“美丽”一说，则很难界定其内涵，这是一个极为笼统的要求，于右任也未对此有过明确的解释。
我们回首标准草书在社会中推行的状况，其结果无疑是不成功的，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并不如人所愿。究其原因，应该看到字体在不同使用需要中的自足平衡性。印刷体用标准楷书，日常实用可用楷书、行书，抒情写意用草书，自唐宋以来一直如此，尽管时代改变，由于碑学的兴起在书法创作中又增加了篆、隶诸体，但在实用领域并非迫切需要新体出现。章草淡出实用领域和今草对实用领域的游离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并非短时期的人为作用。标准草书的失败，从其自身寻找原因，就必然会指向标准草书的草法自身。
于右任对章草是这样论述的：
一曰“章草”，解散隶体粗书之者也。其为法：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当时作者，实有远见。所惜创业未竟，而定型遽成，以致不能进步！汉张芝、吴皇象、晋索靖皆一时领袖。张书遗迹渺然，但可于两汉遗简，想像神采；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出师颂》，可谓章草范本。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标准草书》第1页）
于右任基于实用而对章草的认同在于：“利用符号”、“字字独立”、“一字万同”。对其遗憾和不满则在于“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所以他认为草字应更简化。
上图是从于右任《标准草书释例》中选出来的几个代表符号及字例，与其作为对照的是具有代表性的通用草写法。不难看出“标准草书”草法的过简。今草的部分草书写法已经走到了草法的底线，再往前走一步会导致两个方面的失误：
其一，减少草字字形可辨认的特征，会增加辨识的难度，同时形近字、易混字会增多；
其二，更进一步简化会使草书形式语言贫乏，部件的更加草化和单字点画的减少会导致草书造型、语义表达功能的下降，这是书家所不愿看到的。很多书家为了达到造型和表意上的丰富与多变更将行书字法引入草书中进行创作。使现有约定俗成的草法更加简化，在客观上是不允许的。如此失误无疑将会使草书走入绝境。
于右任的标准草书《百衲本千字文》虽然字字都有来历，但他大量地选用历史上偶尔出现的过简的草法个例，不具有通用性，致使不易为人接受并使用，这是标准草书最为致命之处。
以王氏之多才，为风气之领导，景从既广，研讨弥笃，一字组织有多至数十式如阁帖所示者，创作精神之惊人，可以想见。或谓当时作家，自矜博赡，故生变化，以竞新赏；实则流传笔札，皆为试验之作，未及检定耳！（《标准草书》第2页）
于右任认为王羲之草书中的草法除基本体式外的各种变体“皆为试验之作，未及检定耳”，这是一种极为错误的认识，这种变体的存在是具体创作中形式语言应时之需而进行自由调动的对象和材料。于右任基于实用的需要，为每一汉字的草法定一个标准，其结果使草书失去更多可变性，必然难以承载较多的审美语义。于右任在从事标准草书推广工作之前所进行的碑体楷书与行书的创作达到了一个不同于时人的艺术高峰，他有大量用标准草书创作的传统艺术形式的书法作品，但在艺术成就上显然难以相比于前两种书写形态。以上所述原因致使标准草书创作存在严重的失语现象，今草的语义化生命遭受了摧残。于右任虽然致力于推行标准草书，但却更以碑体楷书与行书的艺术成就立身于二十世纪十大书家行列。
作者/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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