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义”与书法艺术的思考接点
孔孟儒家学说，自有汉一代“独尊”以来，狂传两千年矣。影响之在，“登峰造极”，势力所披，“蚁穴为盈”。
堂而皇之，它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
作为“东方艺术核心”的书法艺术，其美是多元性的：线性与局构之美；雄壮、狂放、丰富与秀丽、穆静、空灵之美；人格与自然之美；黑与白之美等等等等。泛泛论来，其间哲学的意趣无时不存，无处不在。
由是探知，书法之审美与哲学在不可人割的关系，事实也是，书法审美过程中的“阅知”与书法审美完结之后的“阅得”归纳，都要依赖一个“哲学化的头脑”来完成。这“哲学化的头脑”最基本的能力便是既要它能进行辨思，又要它能对辨思结果作出表达。
当然，这个“哲学化的头脑”在各个历史时期自有其不同的喜好，从而使各个历史时期自有其不同的审美标准，比如晋人尚韵，唐人重法，元明宗态，清人崇质。
这么说来，中国古代书法都是各依所好，不存在更高层次的基本的美的标准了吗？不。这个基本标准是存在的，甚至是无时不在潜意识领域操纵着审美者的思想与观念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正统，雄居古代文化领域最高峰的儒家理论就是这个无时不在的操纵者。现时书法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渐次展开和逐步深入阶段，期间提出和主要观点是“中和”之美为古代书法美学的最高理想。“会于中和，斯为美善”。
可“中和”美将古代书法美学能一以敝之吗？愚在阅读古代书论当中，无时不隐隐然觉得“中和”并不能包容书坛所有美学现象，觉得于“中和”之外还存在一个审美标准（或可说出点或归结点）——此即儒家的“忠”、“义”思想。它与“中和”思想乃“巍巍乎车之两辐”，一样的“举足轻重。”
二、儒家“忠”、“义”的意蕴及其启示
翻开儒家典籍，它会赫赫然向你昭示：“教人以善谓之忠”，至善为忠，“尽已谓忠”，“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臣事君以忠”，专一而无异心谓忠。义，“义者益也”，“君子喻于义”，“义，人之正路也”，“行而宜之则为义”。正直即为义，思想与行为符合正直标准即为义，人应当“舍生取义”。说的都是为人之道。也许你会问：“鉴之于书法，此说人之道的'忠’、'义’当如何与书法通而会之呢？”对这个问题，大约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一段文字可以替我们解答一二：“斯人（指颜真卿）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对这段文字，我们暂不去论辨“字如其人”这一内涵。我们要探究的是内中所含的书法审美范畴之内的“忠义美”思想。正是它给予我们这个启示。
——“忠”、“义”美书法审美观的历史发展
这是一个双轨的发展。如同铁路的两条钢轨，既各自向前，没有并合的一天，又密切联系，此到达某一站次，彼亦到达某一站次。若从理论上观照于书法审美这一主题，则书法审美之于“忠”、“义”或可缺如，而“忠”、“义”思想，却无时不极大地着书法审美活动，这是书法美学史发展的事实。
不但如此，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儒家的“忠”、“义”思想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如汉董舒把它阐发为“三纲“（君臣、父子、夫妻）和“五常”（仁、义、礼、智、信）。唐韩愈把它阐发为“道”（含“仁”、“义”）和“性”（含“仁”、“理”、“信”、“义”、“智”）。宋“程朱学派”阐发为“理”（含“道”、“性”）。明王守仁阐发为“心”（含“明德”、“正事”、“用敬”）。清代情形则尤其复杂。这种历史阶段性，造成了书法审美的历史阶段性及书风的历史阶段性。归纳起来大致可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汉魏晋南北朝，尚韵。第二阶段，唐，尚法。第三阶段，宋，尚意。第四阶段，尚态、势。第五阶段，清，尚质、朴。
我们还该着留意一下儒家“忠”、“义”说教之中处处渗透着的一个大大的“人”字，这个“人”的存在对书法艺术诸方面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传统认为，书法就是写人的艺术，所以人最重要，有什么人便有什么书法。这从上面提到欧阳修对颜真卿书法的评述即已略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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