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纪念于右任诞辰140周年研讨会暨‘于门四杰’书法展、胡公石作品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
于右任（1879—1964），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于右任先生早年书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后专注于草书的研究，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1932年集合了有志于草书改革的同仁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于右任先生亲自主持和领导草书社，将历代草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确立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之四原则，以《千字文》为底本，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法帖，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又逐步总结出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号，由此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关键性问题，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
胡公石先生受于右任先生之邀，协助于先生广泛搜集历代草书家的书法作品、论著。嗣后，以继承和发展于右任先生所倡导的草书标准化、规范化事业为己任，致力于“标准草书”的整理、创补与推广，在于右任先生原《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草书研究与探索，从增加“标准草书”字数、扩展草书符号等方面为进一步完善“标准草书”体系而出版了《标准草书字汇》。
今适逢于右任先生诞辰140周年，胡公石先生诞辰105周年，为纪念两位先生在“标准草书”的制定与推广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特选两位先生的作品刊登，以飨读者。
于右任书观其与之对联
147cm×41cm×2
从于右任到胡公石
——我们为什么写书法？
文 / 褚哲轮
但在今天，电脑早已替代了书写，书法仅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于少数书法爱好者与专业书法家之手，那么从“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于右任“标准草书”确立的原则），到以“美丽”为主（并非不“易识、易写、准确”），以实用为目的毛笔字，与以艺术为目的的书法，之间有没有不同？
作为于右任先生的弟子和标准草书学社的成员和亲历者，胡公石先生所处的年代正是硬笔与毛笔手写汉字的新旧变故之际。但笔者从所了解的胡公石先生的文章和资料中看不到这种变化的直接影响。胡公石先生着力于完成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的大事业，以6000余字的《标准草书字汇》，完善、推进了于右任先生原有的1000多字的“标准草书”体系，其贡献之巨不言而喻。通过胡公石先生亲自书写的《标准草书字汇》及《千字文》，我们看到，尽管胡公石先生师从于右任先生，其代笔之作足可以假乱真，但《标准草书字汇》及《千字文》还是写出了自家面貌。比如，从字形上分析，胡公石先生写的《千字文》并非直接源自于右任先生书写的《千字文》，而是勾摹集字的《千字文》。这就从风格上与于右任先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尽管胡公石先生书法受于右任先生影响甚巨。
于右任书《杜甫诗》中堂
143cm×52cm
胡公石书刘禹锡《秋词》
103cm×340cm
从艺术上来说，胡公石先生在师法于右任先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书法劲研相济，法度完备，质厚而洒脱，浑凝而流丽，雄厚而圆润，神清气朗，雍容闲雅，法韵兼得。与于右任先生书法雄浑奇伟，潇洒冲淡，奇险而中厚，跌宕而婉丽，豪博宽约，仪态万千而又复归于简洁、质朴的风格有所不同。胡公石先生早年从颜真卿《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柳公权《玄秘塔碑》入手，之后转入汉碑，如《曹全碑》《礼器碑》《张迁碑》等，“用隶意以厚其气”。而于右任先生早年从赵孟頫、李北海、王羲之入手，后改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而中年变法，参以魏碑笔意，专攻草书。自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胡公石先生多得益于“二王”与隶书，而于右任先生得益于魏碑更多。故而笔法上胡公石先生秀美劲妍、以圆笔胜，而于右任先生刚健磅礴、方圆相间。但他们也有共同的特征，即浑厚、博约、婉丽，欹正互生，大气磅礴，元气淋漓。这让我们联想到，一个时代对艺术的整体影响或者说审美偏好是什么。
胡公石书张旭诗《桃花溪》
59cm×48cm
胡公石书海气江天五言联
137cm×34cm×2
我们回到于右任、胡公石两位先生的书法上。前面说胡公石先生师从于右任先生，但风格各异。同时，两者也有共同的特怔：浑厚、宽约、大气，气势磅礴、元气淋漓。如以一字表示，则得一个“势”字。
从“秦汉尚势”，到今天之“势”，从古代到新时代，完成了一个大循环。大时代转折，必然折射于精神领域而呈现于艺术形式，尤其是书法，“书为心画”，更易于直接表现与呈现，而无须有意地创造什么艺术形象。那么，此一“势”字，正是那个时代中国即将崛起之象征，尽管不见得是那个时代的唯一特征，却与彼时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乾嘉朴学”曾经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民族自信心，为新时代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势“其兴也勃焉”。国家、民族的崛起既是文化、艺术的一种决定力量，反过来艺术也会于无形当中反映出这种力量。
于右任书岳飞诗《满江红》 （局部）
31cm×24cm
我们不能说于右任、胡公石两位先生的“标准草书”工作就是一种时代的自觉，但确实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于右任先生完成了这一壮举，言为时代和民族之大任，毫不过分。有此大任，故能有此艺术成就，书法大气勃然。继而，胡公石先生完成并推进了这一划时代的工程，并亦将时代精神呈现于书法艺术作品之中。
于右任先生以文字决定国家民族之前途；而今天，我们当以书法艺术弘扬国家民族之精神。如此，才能有同样强大的力量和雄心，从事这项于艺术家本身来说属于个人，影响却又并不属于某一个人的一项民族文化、艺术之大事业。有这样一种思维，才能有博大的胸襟与魄力从事书法艺术，而不仅仅为个人心情之愉悦。追求艺术为个人之愉悦，并不难；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范畴，却不那么简单。或自觉，或不自觉，无论哪种情况，把民族力量转化为我之后，方可把我转化为民族力量。
于右任《标准草书草圣千文》
高27.2cm
此并非大话。只一句话叩问：
我们为什么写书法？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文化遇到了巨大的危机和挑战，总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作为个人，我们更愿意做一个不自觉（自在）而觉（自由）的艺术家，这样更轻松、自在。但在一个以书法艺术为目的的时代，尤其是当前在“汉字文化危机”的背景下，更需要自觉（意识）而觉（自由）的书法艺术家。后者，意味着一种更大的责任与担当。今天，时代正呼唤这样的人。中国正处于“大书法时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大书法人”，以把属于我们民族的独特的书法艺术推向世界，展示于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大舞台。
在那样一个时代，于右任、胡公石两位先生做到了。今天，谁来担当？
文末，再一次重提这一问题，期望与同道讨论：我们为什么写书法？
于右任草书自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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