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国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小诸侯国，当时的国君滕文公推行仁政，受到人们的好评。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来到滕国，根据自己学派的标准对滕文公进行了评价。他在肯定滕文公是一位贤君的同时，又批评滕文公“厉民而以自养”，意思就是“剥削民众而养活自己”。他主张贤明的君主应该“与民并耕而食”，意思就是像百姓一样自食其力。如果国君不从事生产，吃百姓种的粮，那就是剥削百姓。
针对许行的批评，孟子进行了反驳，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所以说，有的人用心劳作，有的人用力气劳作。脑力劳动者治理别人，体力劳动者被别人治理。被别人治理的人供养别人，治理别人的人被别人供养。这是普天下公认的道理。”综观孟子的论述，他的观念应该作如下的解读：
统治者是劳心者，民众是劳力者，劳心者劳心的成果是管理绩效，劳力者劳力的成果是物质产品。从表面上看，劳心者不从事生产活动，却享用劳力者所提供的物质产品，会被认为是剥削，而孟子认为这不是剥削，而是脑力劳动成果与体力劳动成果的一种交易。拿禹的事迹为例，他受命治水，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的儿子出生都顾不上管，对工作十分负责。但说到底他也是个劳心者，他出现在治水工地是去勘察设计，而不是挥着铁锹挖土。由于他的劳心，中国北方治理了黄河水系，南方治理了长江水系，“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禹治水的绩效是让全国无数的人都有了饭吃，他用这样大的功绩从劳力者那里换来了自己的一口饭，这能算是剥削吗？是禹在劳动成果上沾了民众的光呢？还是民众在劳动成果上沾了禹的光呢？要是谈起剥削的话，到底是谁剥削了谁呢？如果按照农家的主张，让禹种出自己要吃的粮食，他还有时间和精力来领导治水吗？是让禹专心致志地劳心治水好呢？还是让他劳力种地好呢？
孟子的这些观念受到了现代人激烈的批判，有的大学教材上就注释说：“他主张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有所分工，同时又认为人民群众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养活统治阶级，更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看成永恒不变的合理社会秩序。这就为历代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统治劳动人民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分析：
第一，关于统治者劳心和民众劳力的分工理念不是孟子的首创，而是对古人观点的沿用。《左传·襄公九年》：“知武子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国语·鲁语下》：“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知武子是晋国大夫知罃，《鲁语》中的话出自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他们都远在孟子之前，而且他们引用的全是所谓“先王”的观点，一说“先王”，恐怕就要算在周初的文、武、成、康的头上了。不但是先王之“训”，而且已经上升到了“制”的高度，一直到孟子的时代还是“天下之通义”，说明当时的社会是普遍认可这一理念的。如果说这一理念有错误，那也要首先归罪于周代的先王和知武子、公父文伯之母等历史名人，还要归罪于当时天下的大多数人，不能只由孟子来承担责任。
第二，孟子所讲述的情况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甚至符合今天的社会现实。“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事实在今天的社会状况下有本质性的改变吗？在将来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会有本质性的改变吗？如果要谈改变，该怎样个改变法呢？让劳心者也劳力？让劳力者也劳心？这种想法在过去也被提倡和实施过，例如干部得下乡劳动，让工人和农民去当副总理，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吗？实际的情况是：劳心者的劳动成果可以减轻劳力者的劳动强度，而劳心者的劳动强度却似乎永远都没有办法被减轻。现在提拔干部都有了基本的学历要求了，这不就是认可“劳心者治人”的合理性吗？现在的工人、农民等基层的劳力者，不都是“治于人”者吗？他们什么时候“治”过别人呢？
对于孟子的这番言论，目前思想界并没有直接而公开地面对它，虽然过去被批判过，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批倒。过去批判过的许多孔子的观点，今天人们又从正面来看待了，不知道孟子的这番话还能不能复活。
人们的各种劳动，确实是存在着绩效大小的差异的。下面再来分析一条古书中的一条材料。
《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的意思是：“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求学习经营菜园，孔子说：‘我不如种菜的老把式。’樊迟出去了，孔子说：‘小人啊！樊须。执政者崇尚礼制，百姓就没有人敢办事不认真谨慎。执政者崇尚道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执政者崇尚诚实，百姓就不敢不讲真话。能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他们的孩子投奔过来，哪里还用自己种庄稼？’”
孔子的观念同样受到了现代人激烈的批判，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论语批注》云：“他的反动的教育路线就是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竭力灌输礼、义、信等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反动意识形态，主张‘学而优则仕’，为奴隶主阶级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反动官僚和精神贵族，造就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坚持复辟、反对前进的反动派。”这些言论有其时代的特色，可以一笑置之，但孔子反对樊迟学习种地种菜这一事实，人们的解读还是存在各种迷惘的。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耕种是最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孔子小时候贫穷卑贱，因而也是学会了种粮种菜的，否则樊迟不会向他提出这样的学习要求。他说自己不如老农和老圃，是拒绝教给樊迟这些技术的借口，不见得是真的教不好。
樊迟要向孔子学种粮种菜，目的当然不是要当农民而自食其力，他只是要懂这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教给农民，当一个精通专业的管理者。他认为作为一名官员，既然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自己也就应该是农业的专家，才能将工作做细做好；甚至可以亲自种试验田，为农民探索栽培技术，靠新技术而提高生产能力。
古代高地位的统治者有从事农耕的光辉事迹。《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舜能亲自耕作，其美德驯化了一方百姓，后稷教百姓种植，其技术转化成了巨大的生产力，这些都是古代成功的统治者施政的优秀案例。樊迟请求学习农耕技术，未尝不是想以舜与后稷之类的圣贤人物为榜样，利用古人的成功经验，有一番新的作为。
樊迟的想法虽然于古有据，但他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是舜的时代是一个德治时代，所以舜的表率行为能够对尚为淳朴的民众发挥影响作用，而春秋时期是个乱世，礼崩乐坏，人们如狼似虎，礼制都不能奏效了，往往要靠刑法维持统治，舜的那种做法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了。第二是后稷的时代属于农业技术的开发时期，一项新技术的发现和推广，立刻就能推动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治理绩效会非常明显，而春秋时期的传统农业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不可能再有影响巨大的技术创新了，想靠技术来推动农业的进步也是不切实际的。
但不管怎样说，樊迟想学农技的做法并没有错，懂点技术总比不懂好，就算益处不大，总归不会有害处。对于樊迟的要求，孔子虽然不愿意满足，却也不能当面批评，如果当面理论起来，孔子恐怕还不占理。等樊迟出去了，孔子才谈了自己真正的想法，他认为执政者只要崇尚礼制、道义、诚信，百姓就能心悦诚服而尽职尽责地劳作，国家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就会变好。如此一来，临近诸侯国的百姓都会被吸引而前来投奔。人口多起来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土地都能被开垦，粮食蔬菜会堆成山，执政者哪用自己种地呢？把你种得累死，又能多打几颗粮呢？
看来樊迟主张执政者要亲自种地，其出发点是为百姓作出表率。孔子反对这样做，认为搞好政治才是一种高效率的管理，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亲自种地的想法是幼稚浅陋的见识，其结果会事倍功半。
樊迟的观点受到了孔子的否定，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观点受到了孟子的否定，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孔、孟二人的否定意见有共同的成份，那就是认为执政者的脑力劳动属于管理范畴，是一种高效益的劳动，而亲自种地的体力劳动属于执行范畴，是一种相对低效益的劳动。让总经理下车间操作机器，绝对不是搞好企业的正确选择。让元帅上火线去打机枪，也绝对不是谋求胜利的正确选择。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一思想套在这里，就可以说成“种地种菜吾犹人也，必也使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来种地种菜乎”。所谓将不在勇而在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过去让干部下乡，搞同吃同住同劳动，和群众同甘共苦，这其实是让他们消耗有高效作用的劳心精力去从事低效率的劳力活动，是对领导资源的一种严重浪费，共苦的过程是有了，但却最终没有迎来同甘的局面。如果执政者都能够像禹那样兢兢业业地劳心，他们的一个有效的决策，就能够使大多数的人摆脱共苦而迎来同甘。周代先王让执政者不得淫心，让民众不得舍力，其见解是很有道理的。社会的管理者，当然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专职劳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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