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一书之得名《礼记》，始于西汉。如《汉书·韦玄成传》云：“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欲议曰：《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
在西汉，《礼记》亦单称《礼》，或单称《记》。如《汉书·孔光传》云：“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王根，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王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定陶王宜为嗣。”又《通典》卷八十三引戴圣《石渠礼论》云；“闻人通汉问曰：'《记》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皆不能明。”按《孔光传》所谓“《礼》曰”云云，见《礼记·檀弓上》；《石渠礼论》所谓“《记》曰”云云，见《礼记·杂记上》。
魏晋以后，《礼记》更有《小戴礼》之称。如《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谓《小戴礼》。”我在这里引证陈邵的话，其意仅仅在于指出魏晋时已有《小戴礼》之称，至于“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谓《小戴礼》”的说法，今日学者已悉知其误，兹不具论。
麻烦在于，《礼》、《礼记》、《小戴礼》之名，在两汉时，并非为四十九篇之《礼记》一书所专用，十七篇《仪礼》，彼时也有《礼》、《礼记》、《小戴礼》之称。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 、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分辨颇为明晰。《后汉书·儒林传》中再三提到的《小戴礼》，是指戴圣所传的十七篇《仪礼》，也不是四十九篇的《礼记》。明白了这种二书共名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认识上的错误。之所以产生这种二书共名现象，从内因上讲，主要是由于《仪礼》和《礼记》二书的内容紧密相关。论其本源，《礼》、《礼记》、《小戴礼》之称，本属于十七篇之《仪礼》，后来渐次为四十九篇之《礼记》所夺。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云：“自魏晋号四十九篇为《礼记》，亦谓之《小戴礼》，而东汉十七篇之名《礼记》、名《小戴礼》者，又为四十九篇《戴记》所夺，于是别号之为《仪礼》。”
吕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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