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本文来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12月刊

 

 革命和保皇之争，是晚清的一大公案。革命的头儿是孙中山黄兴，保皇党的头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前者主张革命，后者主张改良。论闹事的资格，孙中山比较早，但闹的动静比较大，还要算康梁。甲午之后到新政之初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是康党的时代。直到国内立宪派兴起，他们的灵魂也是康梁的思想。革命党后来居上，教科书上说，是源于一场大论战，革命党人的生花妙笔，战胜了保皇党。但这实在不好判定，两家打笔仗，谁输谁嬴，其实没法算的。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说康梁一派就完全没了市场，还真是未必。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的确，自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的势头的确起来了。但这崛起，并非单纯靠的笔杆子。
        戊戌政变，康党流亡海外。作为一场国家变革的失败流亡者，他们据有天然的优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华人华侨的聚集地，康梁们不仅受到希望中国变革的华人的拥戴，而且也得到各地政治团体、政客，甚至政府的青眼。康有为又是一个懂得作秀的政治家。一个原本不是给他的所谓衣带诏，被他炒作到了极致。这个只例行公事见过光绪皇帝一面的小小的七品主事，俨然成了皇帝的师傅，大清的钦差。任何人想要见他，不仅要上货，而且必须下跪磕头。海外慕名者，络绎道上。康有为的只纸片字，都成了宝贝。作为一个流亡政治家，康有为实在是过足了瘾——代理皇帝的瘾。不仅如此，康党还利用衣带诏筹钱，说是衣带诏给了康有为权力，可以给海外华人封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再下就是各种都尉。无论出身，见钱就赏。一个公爵一万，一下依次减少。也不知道是不屑于做呢，还是那时作假技术不够，反正康有为只是这么说说，连个假的衣带诏也懒得做一个。但凡有人提出想要验明正身，肯定劈头盖脸一通驳斥，衣带诏决不示人。

那年月，皇帝在海外华人眼里是有分量的，所以，保皇党的势力很大。但是，革命党人的活动地域，是跟保皇党重叠的。在国内发动起义，不仅资金要从海外来，连骨干人员也得依赖海外。因此，海外的华人的所在，无论美洲的唐人街，还是南洋的华人区，势必成为革命保皇两党的必争之地。保皇党开会，人多势众，革命党则门可罗雀。孙中山在美洲大陆，走到哪儿都是保皇党的地盘，会所里挂着光绪皇帝的像。发表演讲，不攻击保皇党还好，一骂保皇党，人就走光了。

革命战胜保皇，得靠毛锥（笔），靠演讲，但当时靠这两样还不行，于是棍棒登场了。最出名的武戏主演是张继，这个国民党的元老，后来扮的是文官角色。可在当初，他可是打架的高手。最早他是大清国的留日公派学生，到了日本之后，受不了日本人的挤兑，剪了脑后的辫子。惹得留学监督姚某人一通聒噪，说得张继无名火起，约了同在日本的剪辫党陈独秀和邹容，找了个桃色绯闻的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咔嚓一声，把姚某的辫子也给剪了。从此之后，这三个宝贝，就只能做职业革命党了。

连留学监督的脑袋都敢摸的人，还在乎什么保皇党？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飞身上台，举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想与之辩理，没想到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有理没处说，只好逃走。据参加棒喝的山西革命党人南桂馨说，他们打走了保皇党，居然接茬在原会场开会演讲，梁启超们请来的日本嘉宾，竟然也不走，还登台说话。此后，每逢保皇党集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肯定去打，保皇党人多，但架不住张继的棒喝党勇猛。日本警察也不爱管这中国人之间的滥事儿，所以，就这样打来打去，保皇党的声势就萎了下去。有样学样，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这样打，保皇党徐勤来新加坡演讲，就挨了一顿好揍，揍得再也不想来了。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名第一。什么年月，想造声势，行动说什么也比语言顶用。

不过，保皇党的失势，也不尽赖革命党打手的打，他们自己也自己的问题。一边拉人，一边捞钱。手段就是蒙，蒙华人也就罢了，有时还蒙到老外头上。什么时候，都有老外热衷掺和中国的事。有些人出钱买康梁们卖的爵位，加拿大人康乾伯（Comchanber）在梁启超手里买了一个男爵，意犹未尽，还要参加活动。梁启超于是封他为中国民军大元帅，驻奥克兰，训练华人子弟。但是没想到，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封了另一个交了钱的美国人荷木李（Homer Lee）为中国维新皇军大将军，爵位是子爵，驻扎洛杉矶。不巧两人碰了面，各自都要对方听命。老外认真，谁都不肯妥协，打了起来，告上法庭。闹得沸沸扬扬，保皇党为之声誉大坏。后来，那个荷木李，竟然投奔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孙中山回国做临时大总统，还把这个外国的冒牌李将军带了回来。据革命党人刘成禺讲，南京城北梅溪山庄就是李将军的公馆，门上挂着“李将军行辕”的牌子。

其实，真正决定革命和保皇胜败的，不是论辩，也不是棒子，而是国内清朝政府的政策。如果清政府的政策一直比较对头，能够充分满足地方实力派和士绅的利益，保皇就肯定占上风，革命基本上就没戏。反之，只要朝廷出了错，而且是不肯改的大错，比如拼命收权，打江山坐江山，革命就有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