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Book as An Art: Zhao Mengfu’s Book Collection and Biography of Ji An
以“书籍之为艺术”来纪念贡布里希百年诞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贡布里希的藏书在中国美院落户，我们每天都在和他交流，二是贡布里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首中国诗译成德语时的问题”（1930）其实是从中国古籍开始的。所以这次是想从艺术史的角度讨论古籍。它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叙事，第二部分讲鉴定，第三部分讲材料和理论之间的张力。
贡布里希在谈到一种技术如何会独立成为一种艺术时说：“有些艺术家认识到，艺术必须在程式的上下文中才能发展起来。人们必须创造、发展并逐渐改进这些程式，使它们达到令人赞叹的绝妙程度。可当代的批评家们并不关注和期待这种程式的改进。他们总是想有新的艺术。换句话说，他们感兴趣的是新样式、新风格、新运动、新宣言和新花招，而不是非常缓慢的渐进改良过程。在我看来，只有这种渐进改良的过程才能产生艺术。例如，中国的书法就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渐进改良才变成艺术，当交流手段的汉字其程式和传统在发展中确立下来之后，人们才可以欣赏那些微妙的简练的手法，和标志一位汉字书法家特色的偏离规范而富有表现力的笔法。我们可以设想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变成艺术，比方说，古秘鲁人的结绳语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渐进改良，也能变成一种艺术。只是这种发展并非一夜就可完成，它需要时间。我觉得，这一时间并非招之即来。”①
受此启发，我想讨论一下书籍之为艺术。但我不想细致地追溯书籍的历史，和它的漫长的改良过程，而是从一百年前的一段话开始。
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生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述美的两种形式说，第一种为材质（内容），第二种为表现技巧（形式），然后举例曰：“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② 其中列书籍为美的对象，这大概是近人的首次表述。其时为公元1907年夏，先生31岁。
从书史看，宋人刻书的艺术水准，超前越后，无可匹敌。在宋板书的收藏中，赵孟頫（1254-1322）的藏书虽后世所知寥寥，但在传世的铭心绝品中，有一部却最霁心悦目，未见有何书比它还更令人艳羡，这就是人们频频称颂的《汉书》。
一 《汉书》的故事
明末的鉴赏家刘体仁（1612-1677）《七颂堂识小录》说：“宋板书所见多矣，然未有踰《前汉书》者。于中州见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赵文敏小像，陆师道（1511-1574，师事文征明）亦写元美小像于次帙，标签文衡山八分书。”③
这一简述，寥寥五十几字，却是当时鉴赏家的共识。高濂《遵生八笺》论宋板书之美，独标《汉书》为佳，其说：“余见宋刻大板《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真不可得。”④ 此即赵孟頫旧藏本，吴中即指王元美家。王元美名世贞（1526-1590），明苏州府太仓人，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后累官刑部尚书。好为古诗文，始与李攀龙（1514-1570）主文盟，主张文不读西汉以后作，诗不读中唐人集，以复古号召一世。与李攀龙等称后七子。《列朝诗集小传》说：“于麟既殁，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⑤张应文，一位活动在嘉定和苏州一带的收藏家，与王世贞相善，在他的《清秘藏》中也说：“余向见元美家班范二书，乃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者。⑥无论墨光焕发，纸质坚润，每本用澄心堂纸为副，尤为精绝。前后所见《左传》、《国语》、《老》、《庄》、《楚辞》、《史记》、《文选》、诸子、诸名家诗文集、杂记、道释等书约千百册，一一皆精好。较之元美所藏，不及多矣。”⑦
王世贞自己也说：“余平生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馀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书，尤为诸本之冠。”“前有赵吴兴小像，当是吴兴家入吾郡陆太宰，又转入顾光禄。⑧ 余失一庄而得之。”⑨
王世贞以一庄的代价换得《汉书》，真是惊人的豪举，以致后来再见到赵孟頫旧藏的《六臣注文选》，便只能且恋恋且怅怅了。《文选》卷五后有王氏跋，口气大变：“余所见宋本《文选》，亡虑数种。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⑩旧为赵承旨所宝。往见于同年生朱太史家，云得之徐太宰所。(11) 几欲夺之，义不可而止。太史物故，有客持以见售，余自闻道日，束身团焦，五体外俱长物。前所得《汉书》已授儿辈，不复置几头，宁更购此，因题而归之，吾师得无谓余犹有嗜心耶！壬午春日，世贞书于昙阳观大参同斋中。”(12) 壬午为万历十年（1582），其时王氏56岁，而《汉书》也已送给了儿子。
王世贞64岁去世，估计逝后时间不长，《汉书》就脱手。他的儿子王士骐也有跋说：“此先尚书九友斋中第一宝也。近为国税，新旧并急不免，归之质库中，书此志愧。”(13)士骐乃世贞长子，字冏伯，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亦能文，刚直之士，钱谦益很是揄扬。
钱谦益（1582-1664）可能是私家藏书史上最有名的人，他的绛云楼冠绝大江南北。《汉书》几经转手，到了他的书架。书中留下了他的数通跋语，由此可知《汉书》的珍异及命运。可以说，此书在钱谦益的生命中是如此重要，连诋毁他的《牧斋遗事》也对它大书一笔，演义为故事：
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自绛云楼灾，其宋元精刻皆成刦灰。世传牧斋《绛云楼书目》，乃牧翁暇日想念其书，追录记之，尙遗十之三。惟故第在城东，其中书籍无恙，北宋前后《汉书》幸存焉。初，牧翁得此书，仅出价三百余金。以《后汉书》缺二本，售之者故减价也。牧翁宝之如拱璧，遍属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买面为晚餐。见铺主人于败簏中取书二本作包裹具，谛视则宋板《后汉书》也。贾心惊，窃喜，因出数枚钱买之，而首页已缺。贾向主人求之，主人曰： “顷为对邻裹面去，索之可也。”乃并首页获全，星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廿金。是书遂成完璧。其纸质墨色，炯然夺目，真藏书家不世宝也。入本朝，为居要津者取去。(14)
故事中记两《汉书》因藏城东而未毁，殆误。《初学集》卷八十五〈跋前后汉书〉云：
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馀年。今年鬻之于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15)
熟悉藏书史的人大概会问，大名鼎鼎的汲古阁就在眼前，钱谦益为什么不把《汉书》售与毛氏，而要售与自己的情敌。查《牧斋尺牍》致毛晋的信最多，共四十六首，比给钱曾的还多，但却没有一首言此。幸好，与李孟芳的十三通信中有三通涉及此事。第一通云：“子晋并乞道谢。《汉书》且更议之，不能终作箧中物也。归期想当在春夏之交，把臂亦非远矣。”（似写于崇祯十一年）第十通：“岁事萧然，欲告 于子晋。藉兄之宠灵，致此质物（即《汉书》），庶几泛舟之役有以藉手，不致作监河侯也。以百石为率，须早至为妙，少缓则不及事矣。”第十二通：“空囊岁莫，百费蝟集。欲将弇州家《汉书》，绝卖与子晋，以应不时之需。乞兄早为评断。此书亦有人欲之，意不欲落他人之手。且在子晋，找足亦易办事也。幸即留神。”(16) 但最终未入毛晋手。此似为崇祯十五年岁杪之事，第二年癸未，即崇祯十六年（1643），明朝灭亡的前一年，钱谦益为了应付建造绛云楼的费用，不得不卖掉宝爱的《汉书》与四明谢三宾。陈寅恪先生说，“牧斋售书之日，与绛云楼上梁之时，相距甚近。两事必有相互关系无疑”。”(17)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宋刻本”条云：“朱承爵字子儋，据《列朝诗集小传》，知为江阴人。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其人亦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为其所珍重若斯。”(18)此处黄氏误记，朱承爵当为朱大韶，曾以一美婢换宋椠袁宏《后汉纪》。钱谦益则终以《汉书》换取绛云楼，以供柳如是安居。
钱氏《有学集》卷四十六又有〈书旧藏宋雕两汉书〉一通云：“赵吴兴家藏宋椠两汉书，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邨太宰家，后归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从黄尚宝购之。崇祯癸未，损二百金，售诸四明谢氏。(19) 庚寅（1650）之冬，吾家藏书尽为六丁下取。此书却仍在人间。然其流落不耦，殊可念也。今年游武林，坦公司马携以见示，谘访其赝。予从臾劝亟取之。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呜呼！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拾，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见者誇诩，比于酉阳羽陵。书生饿眼见钱，但不在纸裹中，可为捧腹。司马得此十箧，乃今时书库中宝玉大弓，当令吴儿见之，头目眩晕，舌吐而不能收。不独此书得其所归，亦差足为绛云老人开颜吐气也。劫灰之后，归心空门，尔时重见此书，始知佛言，昔年奇物，经历年岁，忽然覆睹，记忆宛然，皆是藏识变现。良非虚语。而吕不韦顾以楚弓人得为孔老之云，岂为知道者乎？司马深知佛理，並以斯言谂之。岁在戊戌（1658）孟夏二十一日重跋于武林之报恩院。”(20)
文中提到的“黄尚宝”，即黄正宾，也是新安人，家素封，以赀入官为中书舍人，与东林党人友善，万历中，因为抗疏弹劾首辅申时行，下狱，削职为民。这件事使他在士夫清流间获得了广泛的声誉，明熹宗继位后，他得以故官起用，再迁为尚宝少卿。牧斋从他手中购得此书，已在他的晚年，书中留存的一枚“黄印正宾”白文方印，印证了牧斋的记录。
周容《春酒堂文存》卷三〈宋刻两汉书记〉也述及此事，其曰：“戊戌春张新乡招钱虞山先生集藩司署斋，出宋刻两《汉书》，问虞山曰：‘闻是书向属先生藏弆，然否？’先生曰：‘然也。是书原赵吴兴物，故上存吴兴画像，凡十箧，王凤洲司寇鬻一庄以得之陆太宰家，后归予绛云楼中。癸未质千金于四明谢氏。今竟属公耶？’因共展玩，果见吴兴画像撮笠而缦缨。虞山为作文题其后，皈诸佛教，欲以忘得失也。此如目前事。不数年，新乡以文字中孽，死塞外，不知是书所归矣。”(21)
张新乡即坦公司马，名张缙彦，新乡人，明崇祯四年进士，累官兵部尚书。李自成入京，率百官表贺。后又降清，顺治十七年，因刻《无声戏》，自称“不死英雄”，被流放宁古塔而死。尔时他正在浙江左布政使的任上。此后，钱谦益为张坦公《依水园文集》作序，长至千馀言，陈寅恪先生以为有欲感动张氏，取两汉书还归旧主之意。另：初学集卷八十五所载第二通跋语，牧斋亦尊张氏嘱为之重录，其云：
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宁先生之弟也。书法橅颜鲁公。尝语余，若得赵文敏家《汉书》，每日焚香礼拜，死则当以殉葬。余深愧其言。(22)
陈寅恪先生又评论说：“牧斋平生有二尤物。一为宋椠两《汉书》，一为河东君。其间互有关联，已如上述。赵文敏家《汉书》，虽能经二十年之久‘每日焚香礼拜’，然以筑阿云金屋绛云楼之故，不得不割爱，鬻于情敌之谢三宾。未能以之殉葬，自是恨事。至若河东君，则夺之谢三宾之手，‘每日焚香礼拜’达二十五年之久。身没之后，终能使之感激杀身相殉。然则李维柱之言，固为汉书而发，但实亦不异为河东君而发者。呜呼！牧斋于此，可以无遗憾矣。”(23)
《汉书》归张缙彦后，周容作〈宋刻两汉书记〉的后一部分议论说鸥波道人不应以元装加之汉书，意在讥讽。全祖望《句馀土音》最后一诗〈鸥波道人汉书叹〉亦是此种感慨，诗中有自注说：“谢氏此书后归张坦公侍郎以贡内府，不可复见矣。”(24)前引《牧斋遗事》所说的“居要津者”，也当指内府。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上说：“赵承旨家宋椠前后《汉书》……钱牧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购之新安贾人，复售于四明谢氏……后又归新乡张司马坦公。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师，索价甚高。真定梁苍岩（梁清标，1621-1691）大司马酬以五百金，不售携去，后不知归谁何矣。”(25)宋荦《筠廊偶笔》卷下亦详记此书，并说，在张缙彦后，“近已携往塞外矣”。(26)期间又经过什么周折才入内府，因文献缺如，无考。不过王士禛的记载脱漏了从“新安贾人”转到“黄尚宝”之手这个环节，倒是提醒我们在对待笔记史料的态度上应该有所谨慎。
与《汉书》相关者，除了上述之外，书中尚有几家钤印，如“顾印从德”白文方印、“鼎”“元”朱文连珠印，“伯雅”朱文长方印，“潘印允端”白文方印。顾从德有《集古印谱》传世，潘允端则为上海豫园的创建者，皆可考见，其他人事迹，殆已磨灭。但《汉书》已如上述，却绝非一般之物，它最终进入内府，连乾隆帝都手舞足蹈，兴奋得连跋两通，钤了御玺近十方，还像赵孟頫那样，绘上了御容。他在1744年的跋中说：
内府藏旧刻书甚夥，而前后《汉书》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览前人跋语，知旧为吴兴赵孟頫家物，展转流传，一归之王世贞，再归之钱谦益。王钱辈皆精于赏鉴，而爱惜珍贵至比之宝玉大弓，良非虚语。每一繙阅，楮墨犹香，古今至宝，真有神物护持耶？乾隆甲子仲秋之月御题。(27)
此跋距钱谦益挥泪对宫娥之慨整整一百零一年，令人扼腕的是，神物护持的时间不长，又过了半个世纪，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晚，乾清宫、交泰殿失火，殃及昭仁殿“天禄琳琅”，前后《汉书》亦被六丁取去。
“天禄琳琅”专收皇家善本，乾隆四十年（1775）敕撰的书目，在宋版史部类首举此《汉书》，详录题跋印章，并作考证，定为南宋绍兴刻本，为我们悬想其美留下了文字的意象。其时，本数为五函四十四册。按照现在的拍卖价格，至少也要一个亿人民币，这肯定还是少说了。因为近二十年的大陆所有拍品，没有一件可与此《汉书》相比。
以上就是《汉书》的故事，这个故事于明清间在多大范围之内传播，成为样板，供人追摹，因我见闻有限，无力描画出一个轮廓，仅举一个片断，聊供谈资。
康熙二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1664年1月19日）渐江大师去世，他的徽州府歙县友人许楚（1605-1676）、程守（1619-1689）等人“相与躬负铧锸，疏林剔柯，漉泥薙草，藏厥蜕于五明之西岩，累峰石而塔之。乡先生王芦人（泰徵）祠部为之作传，蚀庵程子（守）铭于塔门”。(28)朋友们的供品则反映在《十供文》中，共十一件，它们是：
柴荆旧侣，希慕前风，竞投雅赠，翕臻十供。—宋版《汉书》；扶风伟撰，日月常悬，阅宋迄今，煤鲜楮皎；是用供师配法乘之尊，可以尚论黄农，综涵万典，芝泥玉匣，约束葫芦。—云林书画卷；幽汀寒树，俨置前身，拔俗清言，光韻凌纸；是用供师领行箧之玩，可以携眺孤岑，呼云共赏，澄怀逸峪，舒卷自如。—黄鹤山樵挂幅；邃径疑筇，危峦碍日，望衡九面，蕴岭七奇；是用供师酣众响之观，可以因形媚道，敷趣营思，伸藤数尺，坐收崐阆。—淳化祖榻帖；神犹啸树，姿欲飞鸿，银印冰纹，腾鲜霜素；是用供师阐临池之秘，可以悟超塚笈，远禅山阴，掷笔遥空，红鹅笑笼。—古坑歙砚；犀质坚莹，玉擎中裹，尝留野寺，珍重奚囊；是用供师作偶影之交，可以舒闲林薄，笺注金函，会心吮墨，漫兴驱毫。—梅花瘿瓢；云根内结，寒馥外烝，箕许之遗，降生黟麓；是用供师为饮漱之具，可以对佛餐霜，倾荷取露，曹溪一勺，润遍恒河。—羊角竹杖；楖栗仙胎，龙孙变相，扶携以游，筋骨轻爽；是用供师分济胜之劳，可以访道叅宗，烟装猝办，抗身云上，浩荡千峰。—击子筒炉；博山异式，宣庙名工，色嫩精融，制侔鼒卣；是用供师罗经案之前，可以虔礼栴檀，微温松朮，掩龛开帖，静度心香。—古瓷磬洗；得自园公，全于鉏铧，泑如绀玉，朴灿土花；是用供师于研山之侧，可以净贮山泉，盥澡劳颖，豁目一泓，经旬不宿。—定州蔍根缾；甄作窑胚，几欲化去，历年数百，跃水而出；是用供师寄写生之趣，可以朝摘霜妍，萧疏位置，不辨花名，日咀幽馥。—阳羡匏壶；张洞青泥，徐生妙技，取象山匏，砂光滑腻；是用供师冠瀹茗之器，可以择蓄仙芽，微探汤候，隐流烟客，谈咏永日。(29)
注意：此十一件宝物，《汉书》列第一，虽非赵氏《汉书》，却透出了它的影响。
二 《汲黯传》的真伪
1320年秋天，赵孟頫手抄了一篇《汲黯传》，此传先见于《史记》，后见于《汉书》。写一位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代的社稷之臣，叫汲黯（？-前112），字长孺，他曾经到河内调查火灾，发仓粟赈民，又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主张与匈奴和亲，反对兴兵，他鲠直尽职，轻刑简政，不苛细，有治绩。顾復《平生壮观》记这件作品曰：“《汲黯传》，楷书，稍肥，甚精。董文敏云：小楷特为遒媚，与本家笔不类。”(30) 《墨缘汇观》著录说：“淡黄藏经纸本，乌丝界栏，楷书，法唐人，清劲秀逸，超然绝俗，公书之最佳者。”又说：“卷有项氏收藏印及寅叔、完斋、笪氏、李氏等印。维扬李书楼已经刻石。”(31)
此卷在安岐身后，又归了秀水唐北枝，嘉庆八年四月十七日张廷济偕葛春屿、戴松门、钱几山曾过唐氏园观览，《清仪阁题跋》中有记。徐邦达先生尝以此卷为标准件，证明故宫博物院所藏赵书《六体千字文》为伪。他说：“《汲》书风骨嶙峋，与《千文》款字对比，高下立判。”他下面说的几句尤当注意：“考《墨缘汇观》法书卷二记赵氏《草书千文》一条中附论此本，以为是俞和伪作，兹与俞书篆录《千文》册相较，确有相似之处，可见安氏正有见地。”(32) 此论为何重要，下面再谈。
《汲黯传》迭经名人收藏过目，大都以为真迹，但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一是书风，就像笪重光注意到的，结体方劲，类欧阳率更《温公碑》，与本来的面貌有异。一是赵孟頫跋文中所谓的“此刻”，现录之如下：
延祐桼年九月十三日，吴兴赵孟頫手钞此传于松雪斋。此刻有唐人之遗风，余仿佛得其笔意如此。（据影印墨迹；见图1）
图1 赵孟頫小楷《汲黯传》末尾自跋 日本东京永青文库藏
要解释跋语中的“此刻”，当然要先考虑碑版法帖，(33) 但不论是前人的记载还是现存的实物，我们从不知道在赵孟頫之前有过《汲黯传》碑刻。因此，跋中的“此刻”究竟何指，人们开始猜测，文征明的高见是：
右赵文敏公所书《史记·汲黯传》，楷法精绝，或疑其轨方峻劲，不类公书。余惟公于古人之书，无所不学，尝书欧阳氏八法，以教其子。又尝自题其所作《千文》云“数年前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体如此。”此传实有欧褚笔意，后题延祐七年手抄于松雪斋，且云：“此刻有唐人遗风。”观此当是石本传世，岂欧褚遗迹邪？考欧赵两家金石录，无所谓《汲黯传》，竟不知何人书也。公以延祐六年谒告还吴兴，至是一年，年六十有七矣。又明年至治二年卒，年六十有九，距此才两年耳。公尝得米元章《壮怀赋》，中缺数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补，凡书数过，终不如意，叹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于元章，岂真不逮者？其不自满假如此。此传自“反不重邪”以下凡缺一百九十七字，余因不得刻本，漫以己意足之。夫以征明视公，与公之视元章，其相去高下，殆有间矣。而余诞谩如此，岂独艺能之不逮古哉！因书以识吾愧。辛丑（1541）六月既望，文征明书，时年七十有二。 （据影印墨迹；见图2）
图2 赵孟頫小楷《汲黯传》卷后文征明跋 日本东京永青文库藏
这通跋语在嘉庆二十一年钱泳为齐彦槐摹勒的《松雪斋法书墨刻》中录入，并附有二通文征明的手札，可以想见当时文氏补书的情况：
承欲过临，当扫斋以伺。若要补写赵书，须上午为佳。石田佳画，拜贶多感，容面谢。不悉。征明顿首复尚之尊兄侍史。
昨顾访，怠慢，乃劳致谢，愧愧。领得石翁诗草，甚慰鄙念，感何可言。赵书今日阴翳，不能执笔，伺明爽乃可办耳。人还，草草奉复，诸迟面谢。征明肃拜尚之尊亲侍史。(34)
由此两札可知，尔时，此传在袁褧之手。袁褧字尚之，与文征明同时，《无声诗史》说他“以水墨写生，深悟古人妙处。文嘉谓其人品萧散，下笔便自过人”。(35) 他的更大名气来自刊刻六臣注《文选》、《世说新语》及《四十家小说》等，是出版史上极显豁的人物。
看来，文征明确曾补写过《汲黯传》，这样，我们再来看他的跋文。他对第一个问题即书法的风格作了解释，自有其理。但对第二个问题即“此刻”的说明却不那么服人了。有鉴于此，同治十二年（1873），冯誉骥（1822-1883）作跋时又给出了议论：
张青甫《清河书画舫》载：赵文敏有《史记》真本，公自跋云：“此宋人写本十帙，不知的出谁手，而笔法精劲，校雠不苟。予为购而藏之。若夫楮墨之精，藏弆之善，犹馀事耳。大德改元嘉平八日题。”此册为公书汲长孺传，后题：“延祐桼年九月十三日手钞于松雪斋。此刻有唐人遗风，予仿佛得其笔意如此。”按公《史记》跋语虽未明言宋椠本，以鄙意度之，宋椠善本多仿欧阳率更体，所谓“笔法精劲”与“有唐人遗风”者，公所仿佛，其殆此本欤？大德元年在延祐七年前二十四年，则宋本之藏松雪斋久矣。（据影印墨迹；见图3）
图3 赵孟頫小楷《汲黯传》卷后冯誉骥跋 日本东京永青文库藏
冯誉骥，广东高要人，字仲良，号卓如，书法逼真欧阳询，岭南人多宗之。画仿王翚，亦秀润工致。此处提到的《史记》，检诸张丑写的按语，似是钞本，张丑这样说：
王氏旧藏宋人小楷《史记真本》一部，原是松雪翁物，计十帙，纸高四寸，字类半黍，不惟笔精墨妙，中间绝无讹谬（原注：宋纸，于明望之，无簾痕。每帙用“旧学史氏”及“碧沚”二印。帖尾有赵松雪楷书题跋）。予镌《史记》时，悉取以证今本之误，乃知昔人所记匏史之异，良非虚语也。(36)
按：王氏指王鏊（1450-1524），成化十一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苏州吴县人。碧沚为宋通直郎史守之。明州鄞县史氏，在南宋极出名，载于史册者即有十几人，守之即其一。由此跋知张丑亦刻过《史记》。《史记》在明代，刻本甚多，所谓的嘉靖三刻（汪谅本、王延喆本、秦藩本），其中一种为王鏊之子王延喆所刊，时在嘉靖乙酉（1525）至丁亥（1527），论者以为据黄善夫本翻刻，不知参考过此宋本否，惜人所未论。而张丑的刻本，似乎人们连提都未提。但从张丑以“小楷”称此 《史记真本》，当是钞本，而非刊刻者。
由于上述两个问题的困扰，以至碑帖鉴定大师张伯英（1871-1949）干脆直斥为伪。他似乎没有见过原作，而是通过汪令闻（名廷璋）的刻本论定的。他极力强调，赵孟頫的跋语难于索解，他说：
所谓“此刻”者，不知何所指，若亦为《汲黯传》，何以不言临，而曰手钞；所谓得真笔意者，得何书之笔意。即此数语，可以断其伪矣。(37)
这是针对上述的第二个问题“此刻”而言。对第一个问题，他也发表了意见：
字体方正，与松雪他书迥不类。平远山房(38) 曾刻之。而此刻尤精，墨色深黝，不减内拓。前后皆石仙题跋云：“苍古腴厚，全从分隶得来。原跋有唐人笔意，予谓直合太傅、绍京为一手。”又曰：“松雪书毁誉各半。”昨于市上见一字轴书云：“世好松雪，取其媚也。责以古服劲装可乎？盖帝胄王孙，裘马纤纤，足称其人也。”窃谓为持平之论，今见此又爽然自失。石仙不知何人，谓此合太傅、绍京为一手，可谓大谬。明代尚无此书体，松雪书亦绝不如是重浊。伪此书者，决不在雍乾以上也。其墨迹同治间在周尔墉家，潘曾莹、张之万皆为之跃，未有疑其非赵书者。凡伪书似与不似，皆足以欺人。此种则绝不求似，而赏鉴家均受其绐，一刻再刻，咸以为松雪小楷之至精者，岂不异哉！(39)
张伯英先生分析得很细，并断为雍乾间人所伪，倘若此，安岐就是第一个大上其当的人，因为《墨缘汇观》正是在乾隆七年（1742）成稿，《汲黯传》收录在内，其时已归他藏弆。这样一位大收藏家，竟走眼到如此地步，连一并为伪的文征明、项元汴和笪重光的题跋都辨析不清，真令人惊诧。
可是，情况并不简单。早在泰昌元年（1620）嘉平月，董其昌就提到了《汲黯传》。当时他给一个侄孙写《伯夷传》，在跋中说到苏东坡小楷如《归去来辞》等皆赝笔，又有《滕王阁赋》亦赝。还写了封信说：
顷见项晦伯家有赵文敏书《汲黯传》小楷，特为遒媚，与本家笔不类。元人跋以为文敏见唐人书此传石刻，因仿之，乃轶唐而晋矣。《汲传》颇繁，呵冻难竟，故书《伯夷传》，不知视文敏书若何也？八日叔翁其昌顿首。(40)
信中提到的项晦伯，系大收藏家项元汴的第四子，名德明，字晦甫，我们很长时间不知他的身份，近年由于汪世清、万木春、封治国等人的努力，他的面貌已日渐清晰。万木春提到冯梦祯曾过项晦甫、项玄度兄弟处看书画，仅四分之一，已足令当今任何一家博物馆艳羡不已。(41) 这当然也包括故宫。其时， 《汲黯传》就藏于晦甫家。至于董其昌所谓的元人跋，大概是误记，可能就是文征明的跋。这通信在两年后即天启二年（1622），为其侄董尊闻、侄孙董镐刻入《来仲楼法书》的第五卷，董其昌那时68岁。值得注意的是，张伯英对《来仲楼法书》评价却甚高，他说：虽云董尊闻审定，实乃董其昌自选，故皆董书之精者。
因此，即使《汲黯传》是赝品，也当在更早。这让我们想起了蒋士铨（1725-1785）的高论，他在跋李书楼正字帖《汲黯传》时，先从字形上分析，再捉出作伪之人：
《汲黯传》确是赝本。古人结构中，总有舒徐之气，萦纡顾盼间，极密处却仍然疏宕，二王、虞、褚之书具在，可按也。此本过于整密，如小儿列俎豆为戏，其罅隙处必以食物补填充满，岂复成格。细审之，乃后人学平原《家廟碑》及《韭花帖》而得皮毛者所为，观其起处，用点苔笔，收处瑟缩夷犹可见。
观彭祖像一帖，乃恍然悟出《汲黯传》即文待诏自书，不特笔笔相似，而所云以己意补百七十九字者，实借松雪自重。前明人好名，作伪每如此，未可被英雄所欺也。(42)
这样，人们对《汲黯传》就有了两种作伪的看法。但他们都有一个问题，皆未见过原迹。在照相印刷发明之前，《汲黯传》像一切书法一样，只能靠拓本留传。第一次勒石，大概是康熙间扬州李宗礼（1618-1701）所为，收在他撰集的《李书楼正字帖》卷七中，摹者为吴门管一虯，刻者为宛陵刘光旸。郭尚先（1785-1831）——也是一位写欧字的高手，研究碑帖的大师——在《芳坚馆题跋》中评《汲黯传》曰：“松雪自以圆畅者为当家。此传意主严整，是其变体，摹手稍滞，不能得其流逸之韵。停云小楷，自擅胜场，此跋尤佳。松雪之学北海，能于子敬探其源，所以气韵生动，神采明曜。习赵书者须以遒朗求之，若烟视媚行，便无入处。”(43) 这些话也是看了李书楼帖而发，他谈摹手，谈文征明的小楷与跋语，谈如何习赵，看法则与蒋士铨迥异。
康熙后，《汲黯传》多次刻入丛帖，时间都在嘉庆年间，分列如下：
1、《平远山房帖》，嘉庆七年刻，李廷敬集，有其跋。
2、《绿谿山庄法帖》，嘉庆八年刻，唐作梅集，一并刻入文征明、项元汴、笪重光、钱惟乔跋。
3、《望云楼集帖》，嘉庆十九年以后刻，谢恭铭集，附文征明跋，又附与袁褧尺牍二通。张伯英评此帖说：“元人赵松雪书《汲黯传》、《盘谷序》、《后出师表》、《归田赋》四种，……饶介诸家皆精。明扬士奇……董其昌亦无伪迹。”与前引他对《汲黯传》的审定相反。
4、《松雪斋法书墨刻》，嘉庆二十一年刻，钱泳集，附致袁褧手札二通。
近来，又有人提出，《汲黯传》乃赵派书家俞和（1307-1382）临赵孟頫者，这种看法，留待下文讨论。
结束本节前，我们再对《汲黯传》本身作一简单回顾。
《汲黯传》，宋淡黄藏经纸本，小楷册页，共10页，每页纵17.6cm，横17.4cm，乌丝栏界，每页12行，行字数16至18不等，凡119行，计1946字，第6页12行197字，为文征明补书。先后经袁褧、项元汴、项晦甫父子、李宗礼、卞永誉（1645-1712）、安岐、钱维乔（1739-1806）、唐作梅、鲍桂生、孙毓汶（1833-1899）孙孟延父子、裴景福（1854-1936）递藏。卷后有文征明嘉靖二十年（1541）跋，时年72岁，项元汴万历三年（1575）跋，编为宗字号，笪重光康熙二十六年（1687）跋，冯誉骥同治十二年（1873）跋，鲍源深（1812-1884）同治十二年跋，孙孟延光绪二十五年（1899）跋。
《汲黯传》墨迹现藏日本东京细川家永青文库。1941年日本《国华》杂志第51编第10册第317-325页有泷拙庵的短文评介，1974年中田勇次郎编辑《书道艺术》张即之赵孟頫卷（中央公论社出版）第200页有外山军治文，并《汲黯传》全篇与放大版一页，此外未见日本学者的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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