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掷地有声地指出：“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番话，在随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六十条”措施上，有着非常深刻和全面的体现。也正是这一执政主张，使政府重新获得更多民间的支持和拥护。细化到教育领域方面，政府贯彻践行这项宗旨，也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重要的。
现在提到教育，最先想到的是公立教育。而且普遍认为，公立程度越高，其教育水准似乎也越高。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所谓公立学校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教育的主体：一公就官，一官就衙。然而，事实上，世界上真正的教育强国，其教育最有生命，也最富于创造性的往往都是些私立学校。
比如新西兰。新西兰的私立教育，是由政府基金支持，市场开放，办学自由，办学重点是满足公民的受教育需求。新西兰政府认为，通过将公民教育以外的教育放到市场，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通过税收，政府可以取得直接收益。还可以吸引外国人在新西兰消费，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且，通过私立学校的国际教育招揽国际人才，解决本国技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新西兰的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
再比如英国。在19世纪以前，英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教育是公民的个人权利，是父母或监护人的责任，国家不应干涉，学校应由私人开办，受控于教会或是慈善团体等。到1902年，英国通过了著名了巴尔福法案（Balfour Act），该法案取消了地方的学校委员会，学校的管理权限划归地方政府，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经费来源靠集中税收来完成，从而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同时，该法案认可了多种类型的学校，一类为国家资助并由地方议会管理叫做“公立学校”，第二类为私人和教会组织支持并管理的叫做“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源于部分税收和其它资金的资助。巴尔福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私立学校的存在及其地位，它是与公立学校并存的，并与之成为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能够办到的，政府不必代劳。庞大的官僚政府所采用的传统的协调与管理技术正在发生变革，与集权化的官僚政府的“紧箍咒”相比，市场的灵活性更受欢迎。历史学家、教育家钱穆先生曾说，从夏代开始一直到明清的四类教育制度，官办教育、官督民办教育、豪门子弟教育和民办自由教育，最优秀的教育就是民间自由教育。民间自由教育之所以最灵活最优秀，在于它基于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适时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务。而谁能够提供最广泛最到位的服务，谁就能够占有市场，市场会自动进行优胜劣汰。
但是，民办学校在国内遇到的尴尬和打压却非常明显。2011年，北京30多所民办学校被关停，崔永元等名人专家上书也无法保住一家外来工子弟学校。几年前广州同样有十几家民办学校遭到裁撤，现在广州又有多家民办学校因合同到期可能被收归公办。可见，即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并未见到地方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偏见有所减少。
过分担心放权后的教育体制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可能使政府控制的体制比过去更有魅力，但是，直接回到教育行政管理的老路既不可行也不适宜。如果政府存在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向民间放权的改革源于政府无能力令人信服地将公共教育作为促进更为公正的社会和重新分配真正机会的一种途径”，那则是大错特错。按照罗尔斯提出的公正原则，一是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平等。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让每个学生都有在公校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不能够因户籍等方面的限制，而随意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比如美国的公立中小学占全国中小学总数的70%多，承担了大约90%中小学生的基础教育，而且公立中小学是免费的，有些州的公立学校还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相对于公办学校的“低保”性质，民办学校则是选择性的，也即是公正的第二原则——差异原则，简言之就是让学生有选择权，比如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可以选择除了公办之外的更好的民办学校，从而把公校的学位让出来，给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政府尤其要做好的是第一点原则，对第二点原则应采取尊重和鼓励的态度，借此达到生源分流、各取所需的最终目的。
如果政府拒绝或无力重新界定并重申自己对公共教育应负的责任，反而大肆干预市场，更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因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竞争越来越强烈，社会整合机构的衰退以及由此引起的集体性社会关系的萎缩，教育可能很快会被再次赋予修补破损的社会组织的重任。或者，迅速寻找转型之路，让教育惠及每一个即将奔向时代洪流的人们，作为最基础的安身立命的准备，重新使社会分工趋向均衡有序。在这场转型大潮中，民办教育无疑可以发挥超乎“教育补充”的作用。因此，政府大包大揽，打击民办教育，将严重阻碍中国的顺利转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