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是经济学最近十多年研究所辟出的一个重要视点。所谓异质性(heterogeneity)，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同的现实存在，深入下去仔细看则会发现它们彼此不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这种特征在生命科学涵盖的对象中比比皆是：植物界即便同一棵树木上的叶子，也没有两片是完全一样的；动物界即便同一胎生的几只猴子，也没有两只是完全一样的；人类社会，即便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兄弟或姐妹，外形长得再酷似，也不会完全相同的，总有那么几个外在的尤其是内在的特征存在差异。
经济学留意异质性，最早着眼于人本身，亦即人的能力差异。劳动经济学研究者提出这样的看法，人的能力大小有别，因而劳动市场也带有某种“垄断竞争”的特征。表面上看似无差异的劳动力，但由于技能差异，外加观念不同，此劳动力不同于彼劳动力。区分劳动者能力的可计量指标是人力资本含量，而后者又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年限直接相关。故而综合考虑教育年限和工作经历，把劳动者分出类别，称之为“劳动的异质性”视点。
这样划分有什么用呢？太有用了。如果考察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不难发现一个现象：高素质的劳动者流动，对于流出地区的产出负效应和流入地区的产出正效应，比之一般劳动力的流动效应要大得多。可以这样设想，假如柳传志当年被迫“下海”时不是在北京创业而是选了别的地方，则和“联想”关联的就业及GDP可能就不会归北京市，而可能归了别的省市。假若马云当年从杭州移去广东或者上海，在广州或上海成功创立“粤浙巴巴”或“沪浙巴巴”什么的，而非“阿里巴巴”，那意味着广州或上海增加了一个庞大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创造了“NK个”就业机会，外加若干K亿的GDP。同样意味着杭州损失了那么多的“隐含就业”机会和增量的GDP。
接下去的引申寓意，则是地区收入差距。早几年我曾指导一位博士生做过这样一篇论文，标题就是“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省域之间的收入差异变化，和高素质劳动力流动方向及强度呈正相关联系，这种联系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尤其突出。最明显的标志是，在沿海一些高收入地区和内陆一些发展基础原本不错的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与这两类地区大学及以上教育背景的劳动者，尤其是“专业人才”的由低到高流动相吻合。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点异质性视野，就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后面的联系。看到了后面的联系，就有可能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的“杠杆策略”——事半功倍的策略。既然在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表象后面的一个联系，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动，因而留住高素质人才，似乎是中西部地区追赶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政策着力点。然而若沿着异质性视野继续看下去，便会发现事情远非这样简单。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劳动配置早已市场化，外加宽带互联网链接的人的思想多元化的时代，人才流动日益脱离政府、机构甚至户籍限制，成了一种个人“自选择”过程。个人“自选择”看重自身价值，自身价值不单单和自己已有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和自己所要合作的别的劳动者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有个劳动者彼此匹配的问题。可以这样去看：一个好的外科医生若和同样水平素养的麻醉师及外科护士搭班子，则手术成功的概率就高，医院的效益可能就好，继而个人收入及其专业声誉就会高。相反，再好的外科医生，若配上一个差劲的麻醉师和同样差的护士，则其技术的发挥就受到限制，同样医院的收益、个人收入以及声誉也会打折。这样看问题实际上跨到了另一个视点，这便是异质性劳动力之间的匹配问题。考虑这种匹配对于劳动力效率的影响，则创造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或者说异质性搭配的良好条件，比之砸下多少金钱外加行政职务吸引所谓“领军人才”更重要。道理很简单，再有能耐的“领军人才”，若缺乏能力相近的合作者搭配，其效率和创新能力是要大大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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