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2005年在四川盆地东缘长江南岸的巫山大庙龙骨坡地点，经数次发掘，发现了早更新世早期地层里的直立人骨化石代表一种直立人的新亚种——“直立人巫山亚种”，其生存年代距今204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它说明川东巫山地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1］自然，巫山人也就是巴人的祖先。关于巴人的根源，因为其部族纷繁，神话传说很不一致。但在巴族没有建立国家前，是以汉水中上游、巴山、巫山为其中心，并有4种起源说，也就是巴国是由若干小部落，通过兼并战争，最后形成以巴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四川通志·重庆府》曰：“禹贡梁州之域，周武王时为巴子国。慎靓王五年秦惠王与楚共灭巴，置巴郡。”［2］这是对巴国的历史概述。《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大暤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3］则巴族是伏羲氏之后，自太暤以下三代便形成了巴族。也就是说，巴人至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了。“咸鸟”的“咸”字，就是咸味的本字，“鸟”即运盐的最早商民。［4］
20世纪中叶，在四川嘉陵江流域，出土的巴人的錞于上刻有船型图语，前面的“神花”即与甲骨文的字相似，从图上可以看出：船头载着“神花”──图腾；船尾装上“金乌”──太阳。一个民族的图腾是不可能去借用别人的现存东西，而只有自己臆造出来，因此，伏羲的后裔──巴人的船型图语就是巴人的早期图腾，可用《山海经·山中次九经》中的记载作为一证：岷山“又东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垩，其下多砥砺。其木多桃枝钩端，有草焉状如葵而赤华，葵实、白柎。可以走马。”［3］“如葵而赤华”的“草”就是这枝“神花”，巴人自己的记叙应该是可信的。船型图腾之“神花”下面是“中”字，合起来就是象征着“中华”。所以，巴人陈寿撰《三国志》，裴松之注首次使用了“中华”二字。从上述可知：伏羲氏的后裔是以花为图腾的氏族。所以，罗泌《路史·后记》又这样说：“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顾相，降处于巴。”［5］因此，罗泌在《路史·国名纪》中认为巴国是伏羲的后裔。［5］可见伏羲及其子孙立国是在川东北一带，此巴人应属于氐、羌系统，后世称为“板楯蛮”，又叫“賨民”，他们居住在嘉陵江、渠江及川东长江流域，与由清江北上的廪君蛮在风俗、语言、信仰有所不同。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3］此传说《竹书纪年》卷三亦有简略的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入巴莅讼。”［6］孟涂莅讼的地方就是巴人聚居的地方，这是解开巴人之谜的关键。《水经》说得具体：“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7］夏帝启时，巴与巫臷同是臣服于夏王朝的，这两部族因盐的供需或运盐发生了矛盾，同讼于夏帝，于是，启命孟涂到巫山来解决纠纷。古者有两说：一是晋郭璞对《海内南经》这段话注文曰：“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二是罗泌《路史》对这段话的注文称：“丹山之西即孟涂所理也。丹山乃今巫山。”［5］《巫山县志》卷十七亦云：“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 看来，孟涂断狱讼的地点又进入今重庆境内了；实际上以上两说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上古人的地理概念并不如现在这么科学、精确，古代巫山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这两处地点都应在巫山范围之内。上古时的巴人就劳动生息在这里，这里的丹阳极有可能是巴人起源地之一，即丹阳之巴。
《华阳国志·巴志》则说巴人是黄帝的后裔，［8］此其三也，不过这却是传说而己，并无有力的证据。
第四种说法是廪君一代已经传了四万八千岁了，廪君巴人应属于百越系统。《世本》上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蜑。”（又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古蜑人与“蛮”属同一族系，与今苗、瑶族的先民有关，则巴族似亦为苗瑶系。这里主要是指的是土著巴人，即生活在巫山、大巴山一带的猿人后裔，后来却被世居于今清江流域的百越族系统的“廪君蛮”所融合。）《世本·氏姓篇》（秦嘉谟辑补本）有详细记载，其文如下：［9］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路史》卷十亦有类似的记载。廪君居住的武落钟离山，就在清江岸边，一般都认为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直到今天，长阳县清江中仍有武落钟离山，山中有赤、黑二穴。清江，古称夷水，发源于湖北恩施县境内，上源与诸多著名的河流相交，流经利川、巴东、秭归、建始等地。峡谷纵横、神秘莫测。它所流经的地域都是历史上的巴文化区域，今天仍聚居着巴人后裔土家人。所谓巴氏五姓，应即五个氏族部落。所谓五姓之子争为君长，实质上就是五个氏族贵族争夺酋长的职位。这个故事反映了早期巴人尚处于“酋邦”阶段的历史事实。五姓中的郑氏，应是中原的华夏族，在四川芦山县，立于建安十年的（公元2050年）《樊敏碑》称：“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肇祖伏羲，遗苗后稷，……充曜封邑，厥土河东，楚汉之际，或集于楚，或集于梁。君缵其绪，华南西畺，滨近圣禹，饮汶如汸”。郑氏在西周末年，郑桓公被犬戎杀后，一部分族人越秦岭，出斜谷、褒谷之口，到达汉水中游地方，重建都城号为南郑。［10］其后南郑又为蜀国所得，郑人不得不迁入川东山区，改易风俗，参加了以廪君为首的部落联盟。樊人、郑人加入的廪君当然不会是从夷水而上的第一代廪君务相。从土船不沉，可知务相已经掌握了制陶技艺，巴氏务相经过击剑赛舟取得酋长职位后，即率领巴人向西迁徙。他们首先溯清江而上，来到盐阳(大致在今湖北恩施附近)。盐水有神女，她对廪君说：“此地广大，盛产鱼盐，愿与君共享此地。”廪君不肯。神女于是每晚都来与廪君同宿共枕，白天化作飞虫，与众飞虫群飞，遮天敝日，大地无光。这样一连过了十天，廪君派人送给神女一缕青丝，作为定情礼物，并且留下话说：“将青丝带系在脖子上，表示我们时刻相依相伴，我将不会离开你。”神女很高兴地接受了，将青丝带系在脖子上。于是廪君乘神女不备，站在阳台之上，弯弓搭箭，瞄准系有青丝的飞虫，一箭将神女射死了，天空重新放射光明。廪君于是在夷城(今湖北恩施附近)定居下来。这则神话故事说明巴人向西发展过程中，曾与当地部落有过接触和冲突，并最终取得胜利。廪君，本名务相，后世称他叫“廪君”。对上述文字，唐章怀太子注曰：此见《世本》。《世本》传为左丘明纂辑，但最晚也是秦汉时代的人所写的书。这应是巴国最早的传说。章怀太子还注道：“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清江水源出长江南岸今湖北最西边的利川县，经过恩施、长阳、宜都而流入长江。巴因楚所逼退居于此，以后便沿着这条路线向西发展。《世本》这样记载：武落钟离山上有赤黑二穴、廪君诞生于赤穴。部族有五姓，廪君凭着掷剑准确和赛舟领先的优势，成为五姓的首领。在山上还有传说中廪君诞生的赤穴以及后人为他而建的寺庙。在武落钟离山以东，清江河谷的峡谷台地上，这个面积仅70平方米的香炉石遗址的发现，使《世本》中的有关廪君的描述得到了惊人的证实。从香炉石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来看，这几乎就是对史书记载的形象化再现。巨大的卜骨，大多用巨鱼的鳃盖骨和龟甲雕刻。这种鱼卜骨在其它同期类型考古中尚未发现，为香炉石所独有。这从另一方面展示出史籍中早期巴人生存的渔猎环境和“俱事鬼神”的远古景象。
西周时期并无巴国的记载，只能从对楚、秦的记载中获得一些巴国的信息。《史记·楚世家》涉及到巴国春秋时代的疆域：“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县），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1］此时，巴国的中心仍然在汉水流域。与巴相近的申在今南阳，那处于今南漳县附近，邓在今邓县，所以，应在汉水中、上游，在湖北西北部与豫、陕、川交界处一带。
巴国在春秋后期，被迫南移，而其统治也日渐衰弱，无力控制境内众多的少数民族，原本结合就不紧密的国家四分五裂。此时已经软弱的巴国，西有蜀国，东有楚国，南边已经依附于楚人的僚人开始渗透于巴国腹地，大有取代巴族之势。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巴国的重心再次不得不移向川东。所以《华阳国志》说：“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8］而《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孔颖达疏云：“文十六年（公元前611年）以后，巴遂不见，盖楚灭之”。［12］尽管巴国不断退缩，但在战国时期，巴国尚能对楚稍作抵抗，如《水经·夷水注》上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7］常璩《华阳国志》解曰：“扞关，廪君浮夷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借险置关，以相防扞。”［8］扞关在今奉节县；弱关在今湖北秭归县，即瞿塘峡、巫峡所在之地。扞关为巴国所置，但旋即为楚国所得。
２、巴子独木舟与船棺
从廪君之初的击剑浮舟，到征服三峡激流险滩的庞大巴蜀船队。船与剑正如争城夺地之于巴人，构成了悲壮巴史的核心部分。
巴蜀铜器上的图语中，水陆攻战图中的画面，已显示出巴人水战船队的规模，已经不是用整木挖制的独木舟，而是能容纳许多士兵的战船。在三峡长江支流大宁河中，与出土图形中的“灵舟”，发现的船棺形状相似的独木舟仍屡见不鲜。独木舟的主人不事农耕，舟船仍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河流两岸的峡谷峭壁间，那些仍存留着许多高不可及的悬棺和船棺。后人自然会想到舟船的主人，几千年后，他们可能还在替祖先守灵。1954年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的宝轮寺同时发现了多达数十具的巴人船棺葬。船棺发现时棺中骨骸均已朽净，仅存牙齿。但人们看到棺中情形却勾画出巴人当时的生活图景。兵器、木梳、陶器，各种水果的残迹，漆器，木盘等多达十余种，这一切仿佛是家中的陈设被有序的摆放。［9］
古代巴人用制作独木舟的方法制作船棺，船棺是他们死后的家，他们是典型的江河民族，生与死都与水连在一起。与船棺类似，还有一种悬棺葬，亦为巴蜀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种葬式。悬棺葬是将棺木旋转在悬崖峭壁上的一种葬俗，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兵书宝剑峡、巫山铁棺材、奉节庆甲洞、风箱峡等地，至今仍有悬棺遗存。其中川南洛表乡的麻塘坝和曹营乡的苏麻湾，还有一种僰人悬棺。麻塘坝又称僰川沟，在长达500余米的悬崖峭壁上，尚保存160多具悬棺。苏麻湾陡峭的石灰崖壁上，密集着48具悬棺。悬棺四周的崖壁上，还有不少壁画，颜色鲜艳，画风古朴，人物形象粗犷生动，历经千百年漫长岁月的风雨洗礼，向人们诉说着巴蜀古文明的绚丽风采。
1998年的三峡地区考古中，在一座巴人墓中，巴人武士的遗骸旁，除了随葬的青铜兵器外，脚底骇然放着两颗人头骨，很显然这属于人祭的牺牲者。另一个墓穴中的死者首身异处，作为祭品，他的身体曾被刀斧切割成数段。
早在廪君时代，部落间的军事冲突与征服已十分普遍。史书中记载的廪君部族杀人血祭，已透露出廪君死亡的蛛丝马迹，作为开疆拓土并得到血祭的军事同盟首领，他只能是死于征战，这是历史真实中的廪君，作为一世英雄，他被后来的巴族尊为他们永远的神祗——白虎。在古代巴人的精神世界中，白虎与祖先有着同样的含义，亲人死 后就成了祖先，而祖先就是白虎，虎吃人血。［8］所以在漫长的时光中，人祭的习俗便一直传到了巴国的灭亡。即使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华夏民族，他们也受了巴人人祭习俗的影响，但他们不是用活人来祭祀，而是祭祀者在祖先灵位前，用瓷块划破自己的额头，让鲜血洒在先祖的灵位前。
20世纪，史学界对“巴”字的含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巴”指动物，如蛇、虫、蟒、鱼、蚕，《说文》：“巴，蛇也。或曰食象它”。［13］甲骨文 （巴）字是象形字，如同一条盘曲的大蛇。然而，有的人则将“巴”解释为对山、水、石头的称呼。后来有学者提出：“巴”就是“虎”，“巴”是巴人称呼老虎的一种发音。据史书记载，巴人认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图腾，因此巴人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音巴）人”。于是，中原及与巴族为邻的人皆称其为“巴人”。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的西周铜鼎铭文（金文）“虎方”即殷墟甲骨文中所记的“巴方”。 ［14］
春秋之时，从《左传》所记来看，这时巴国地望，大体在楚与邓国之间，其中心地区在丹、淅二水与汉水交汇之处。后来又发展到了汉中、巴山。《战国策》中“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是巴国在汉水流域的明证。《尚书·牧誓》所举西戎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近汉水，其中有蜀无巴，但殷纣被灭后，巴子被周武王敕以姬姓，足以证明巴在这八国之内，故巴国实为汉水上游之国。［9］然而，巴人的十分强悍，已经成为睡在周王朝身边的一只猛虎，早已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惧，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巴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禁忌，凡正统文献挖空心思避免出现“巴蜀”这样的字眼，例如：《禹贡》、《诗经》等。《尚书》的作者不列巴，原本是顺应了当时的主流思想，他是代表周王朝来记史的，他岂敢突破统治者设定的文化禁区？至于清江流域的巴族和五溪蛮中的巴族，从战国时受楚国相逼的情况来看，对于他们，迁徙如同战争一样，同样是生命中的主题。从古至今，清江一直作为长江的支流存在，古代长江的水量比今天更大，山体滑坡时常发生，即使到了20世纪末仍多激流险滩。在遥远的时代，舟船简陋的巴人如何逆流而上，并穿过凶险的三个大峡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哲学家杨雄的先祖从楚国进入蜀地，同样没有闯三峡。大溪位于瞿塘峡以东30多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大溪已是一个干涸的河床。大溪古代通往清江，并与清江连接。这在史籍中已有明确的记载。古代大溪与长江平行流向，它穿过长江与清江的分水岭而进入恩施境内。史书记载的廪君沿盐水之地迁徙，盐水可能指的就是大溪。直到公元5世纪，清江以上到恩施尚可通航。春秋时，巴楚相争，巴的军队时常出现在湖北枝江，松滋，江陵一带，就可证明巴人是沿大溪入清江东下的。长江仍是巴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
３、巴子的食盐文化及物产
生性骠悍的巴人在长江两岸的纵深地带开始了他们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早期进入峡江地带的巴人，大多在长江的支流上建立他们的家园，这里有平缓的台地和肥沃的土壤。
巴人最早的生产应是盐的开采与贩运，《山海经·海内南经》上有载：“夏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3］。孟涂莅讼的地方就是巴人聚居的地方，也是巴人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帝启时，巴与巫臷同是臣服于夏王朝的，这两族因盐的供需或运盐发生了矛盾，同讼于夏帝。于是启命孟涂到巫山来解决纠纷。川东的巫溪县的宝源山、彭水县的郁山镇两处，皆有盐泉从山麓陆地涌出。这样的盐泉，土著人发现很早。《山海经》有多处记载到战国之前的巫臷国，《大荒南经》载曰：“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3］传说巫臷的首领是帝舜的儿子“无淫”，可知虞夏之际已经有巫臷这个部落了，在那里简直是一个极乐世界：耕地虽少，却为“百谷所聚”。人民不耕不织，而衣食有余。山谷多有森林，富有鸟兽，其人也不狩猎，自然就有肉食。还让那些鸾凤们成群结队，载歌载舞。巫臷国依靠生产、贩运食盐，所以“不稼不穑”，生活才如此的富有。巫臷国国邑在今巫山县境内巫溪河谷，巫溪自大巴山发源，横穿若干重山梁石阈，在重庆巫山县境内与另一条河流交汇后南入大江。巫溪河谷与大溪河谷相连，构成一个小盆地，天然成为盐泉民族（臷民）生存的地盘，是为远古传说中的“巫臷国”——《山海经》中的“巫臷（咸）国”就在这里。“巫臷（咸）”的本意为制盐工匠，“咸鸟”的意思就是运盐的盐工，因为食盐对于古人的非凡意义，便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神秘能力。这是一个来自远古，因盐而兴的巫臷王国邑地——集镇，它今天的名字叫做宁厂。清澈的盐泉仍在细细流淌，注入同样古老的大宁河。因为楚国和巴国都仰仗其盐，所以这样一个小国便能在大国夹缝中生存数百年。大约在楚平王时，楚国夺去了原属巫臷国的郁山盐泉，同时与巴子暗契，许巴国兼并了巫臷国为交换条件。这样巫臷国未进入战国之世，便被灭亡了。
巴国吞并了巫臷国的盐泉，同时承袭巫臷运售食盐这种人类早期商业活动。正因为巴国占据了巫臷食盐生产与贩运，并进行五谷种植，从而经济实力大增。后世《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巴人“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8］川东河谷地区巴人种植水稻、燕麦，采摘桑叶养蚕。“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豆。农耕文明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优质的稻米被制成脂粉，用上好的粮食酿制特有的清酒。山区则以黍(黄米)、稷(小米)、麦、豆为主，实行刀耕火种。白居易《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诗中写道：“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寡独人，强名为刺史。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是？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自注曰：“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畲田粟给禄食，以黄绢支给充俸，自古相传，风俗如是。”这种自古相传的风俗，一定有很古的历史渊源。所谓畲田，就是刀耕火种的开垦方式，主要施行于山区。范成大《劳畲耕》并序称：“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20世纪80年代初，川东、川北山区刀耕火种还较为普遍，古代山区人口稀少，刀耕火种尚可取得较好收成，巴人农产品除了食用，还用于酿酒，巴人酿造的酒闻名于后世。《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一首古代民歌唱道：“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自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8］所谓“黄润”，是指一种细麻布；“鲜粉”，是巴人制造出来用于化妆的粉，巴人擅长制作鲜粉，所产之粉又称为“堕林粉”。“辛蒟”又名扶留藤，胡椒科植物，古人和盐、蜜汁为酱而食之，是一种调味品。“芳蒻”即今四川人所谓磨芋。“香茗”，茶也。茶圣陆羽曾记载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同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人的制茶饮茶已有悠久的历史。“给客橙”似桔而非，若柚而芳香，夏秋花实相继，今称四季柑，或寿星桔，又名卢桔。“巴戟”为茜草科植物，根可以补肾壮阳、壮筋骨、祛风湿。《名医别录》上说：“巴戟生巴郡及下邳山谷。”“天椒”就是花椒，入药能温中祛寒，驱虫。“桃枝”是一种灌木枝条，可以为杖，《山海经·山中次九经》有载“高梁之山。其上多垩，其下多砥砺。其木多桃枝钩端。”［3］“灵寿”为似竹之木。有枝节，长不过八九尺，围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须削制。左思《蜀都赋》中“灵寿、桃枝”，刘渊林注曰“灵寿，木名，出涪陵县，可以为杖”。
史书所记之物产，有的属自然物品，有的则为人工制品。在巴人经济生活中，鱼盐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巴人早期神话传说中遭遇盐水女神的故事，暗示了巴与盐之间的关系，汉代朐忍县(今云阳县西)、南充国(今南部县)均设有盐官，管理盐业生产。巴人制盐，主要是利用天然的盐泉煮盐，或是利用暴露在地表的岩盐。此外，巴国的丹砂也很有名，丹砂即琉化汞，可以用作药物或染料。《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15］
手工业方面，巴国的制陶、制漆、金属冶铸、编织技术也很发达。在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和涪陵小田溪发现的船棺葬中，曾出土大量陶器、铜器、漆器和编织物。铜器成分含量：铜占82.11%，锡占15%左右，铝占1.5%。与《考工记》记载的标准接近。涪陵一号墓出土编钟14枚，钟面有精美的错金变形蟠虺纹和旋涡纹；三号墓出土的铜，用极为纤细的银丝缀以曲形的银片，错成大小不同，连续对称的云水纹图案，线条流畅，制作精美。这种“金银错”工艺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巴族女子在战争间隙，展示着她们短暂的美丽。充分显示了巴蜀物质文明的进步当不在中原地区之下。
1998年，考古人员在忠县长江边的中坝遗址，陆续发掘出一些造型独特的陶制器皿。考古学家将它称为圜底罐。在后来的发掘中，这种器皿仍层出不穷，似乎总也挖不完。这些圜底罐后来堆成了山，数以亿计。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坝遗址，处在两条河流的中间，形似孤岛。在这个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厚达四十多层的文化堆积，它的时代上限到周代。出土器物表明，这是一个罕见的巴人聚落遗址。当中已出现大量农耕文明的痕迹。考古学证实，陶器产生于农耕文明，而中坝遗址出土的陶器却罩着另一层神秘的面纱。围绕着中坝遗址的河流被称为干井沟。地名，历来被史学界称为历史的活化石，这当中的“井”字耐人寻味。许是一种巧合，甲骨文中盐卤的写法“卤”就与这种陶罐造型相似。其实，这些数不胜数的圜底罐本身就是“盐”的这种专用符号。古代三峡地区分布着丰富的盐源，这在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今天在中坝附近已找到盐的痕迹，但大量的证据和史载表明，这个地方曾有过丰富的盐业资源，并构筑出远古时期的一幕幕生死故事。巴人所在的峡江诸地，当时都盛产食盐，巴人一开始就出自盐水，世代与盐密不可分。直到清末，巴地的人们仍将食盐用作货币，换取生活所需。今天的许多地区，人们仍把食盐叫做盐巴。离中坝遗址不远，与之隔江相望的崖脚墓地遗址，考古人员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大批非常奇特的墓葬，在同一墓葬的几层中，分别具有巴楚不同的文化特征。考古学家推测，因为干井沟丰富的盐源，巴国与楚国之间的拉锯似争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
４、巴子的刀剑文化
巴子的刀剑文化是在巴国的食盐生产与贩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刀剑最初的用途是用来保护运盐的安全，伴随食盐的扩散，对于不产盐的楚国来说，便产生了一种占有欲望。这样争夺盐泉的战争就爆发了，刀剑文化就在巴楚对盐泉的争夺中诞生了。
春秋战国之交，巴人在与江汉楚国、川西蜀国的分合中日渐强盛，强大的巴国在这一时期可谓如日中天。他们在长江边的丰都、忠县、涪陵、江洲都相继建立过都城。江州是由长江与嘉陵江在这里神奇交汇，勾勒出一座美丽的半岛，两千多年前，这里是巴国最重要的都城。巴族的势力迅速增强，活动的区域相当广泛。在最北面，巴族到达了陕西南部汉中、安康一带，今天的大巴山名就源于巴人。在东边，巴族似乎一度控制过汉水中上游地区；在南面，巴族仍保留了清江上游的老根据地。到了商代后期，活动在汉水流域的巴人已经和中原地区的商人发生联系，并且一度成为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但是在公元前12世纪，由于殷商统治者的暴虐，巴人转而与西方的周族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殷商，在武王伐商纣的战争中，巴人曾参加周人的军事联盟。更早一些是《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12］《路史》卷二十二亦有同样的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5］由此可知，巴国和蜀国已是当时万国中的诸候国了，立国的时间比楚国早数千年，因此，殷虚甲骨文中已有“巴方”一名。到了殷商之末，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8］常璩所记这些史料，可以作为巴国历史的依据。因为它在先秦两汉的史籍中，都得到了印证。《左传》昭公九年记周王室大夫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12］由此可见，当时巴国已统一到周王朝的政治势力之下。西周初年，成王大会诸候于东都洛邑。《王会篇箋释》说的是四夷与其贡品之中的几句话：“西申以凤鸟。丘羌鸾鸟。巴人以比翼鸟。方扬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鸾扬之翟。仓吾翡翠。”［16］在这次盟会上，巴人曾向周天子贡献比翼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由周王室宗族分封建立的巴国，还和楚国亦有婚姻关系。《左传》昭公十三年：“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壁见于群望曰：‘当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壁于大室之庭。”［12］参与此次选择楚国君王接班人这一重大机密的巴姬，就是属于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巴国君主的贵族妇女，因此才有巴姬之称。
巴国到了春秋初期，楚国逐渐强盛起来，相继吞并了“汉阳诸姬”。由于巴与楚为邻，此时，巴不得不臣服于楚。即使如此，楚武王、文 王、成王时期（公元前740－626）强大起来的楚国，连齐桓公在召陵之盟时都要畏惧三分。鲁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子派使者出使楚国，请求与邓国缔结睦邻友好关系。楚王派使者道朔带领巴客前往邓国，不曾想在邓国南部边境遭到邓人的袭击，杀死道朔和巴国使臣，抢走了巴国的礼物。巴子大怒，联合楚国军队攻打邓国，将邓军打得大败。庄公十八年（公元689年），巴师又与楚师联合伐申(今河南南阳市)，楚军惊扰巴师，巴师叛而伐楚，攻破楚国的那处，一直打到楚国国都附近。［9］公元前676年“巴伐楚，克之”。足见当时巴国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公元前611年，楚遭饥荒，庸国(今湖北竹山县东南)乘机率领江汉间麇、濮等少数民族起来反抗楚国，连续击败楚军，最后由于秦、巴两国出兵助楚，才转败为胜，灭掉了庸国。三国联兵灭庸后，巴分得今重庆市一带的土地，楚国占领今湖北西部上庸之地。自此以后，巴才打开了由长江三峡通向楚国的门户，从而与楚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战国时期，巴国有乱，将军蔓子向楚求助，许诺平定内乱后割让三座城邑给楚国。巴乱平定后，楚国要求蔓子实现诺言，蔓子回答说：“感谢楚国的帮助，使我们平息内乱。但城邑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蔓子的头。”于是自杀，让使者持头答谢楚王。楚王感叹说：“假使寡人有蔓子这样的忠臣，要城有什么用!”于是用上卿的礼仪埋葬了蔓子头。［8］巴国也用上卿的礼仪安葬了蔓子的身体。
春秋晚期，巴国东有强楚侵逼，西有“巴蜀世战争”，［8］北有强秦虎视眈眈，加之国内常有内乱，国势日衰。周显王时(公元前368—前321年)，楚国也走向衰弱，于是，巴、蜀与秦国结盟，巴国企图通过秦国的帮助恢复或至少是保持其统治地位。蜀王的弟弟苴侯却跟巴国关系很好，而巴、蜀之间连年交战。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逃往巴国，于是巴国向秦国求救。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救苴、巴，于是张仪趁机伐蜀，蜀国遂灭亡。张仪贪图巴国的财富，于是转兵攻巴都城阆中，俘虏了巴王，其中一个王子逃往枳（涪陵）。楚国已经是危在旦夕，但却趁巴王子喘息未定，一举灭了最后一位巴王。［8］秦将巴、蜀故地设置巴郡、蜀郡和汉中郡。
巴人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用战争书写整个历史的民族。一部巴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巴人遗址的屡次发掘中，找到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以兵器为主，而其它的青铜器物也都与战争有关。远古民族的对外交流原本是以战争为前提的，《华阳国志》记载，巴蜀数战争。这种争夺土地的战争太频繁，以致史书都无法记载了。除西边的蜀国外，当时在巴国的东面还有强大的楚国，北面是雄踞关中的秦国，秦、楚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国力相对处于弱势的巴国靠什么与之抗衡？史书记载巴人相继与秦、楚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并几度进逼楚国的都城江陵。从出土的巴人兵器中，我们似乎得到了答案。几千年前骁勇善战的巴人，与他们相匹配的一定是同样优良极具杀伤力的兵器。
当秦、楚等中原大国庞大的战车队在平原上鏖战争城夺地时，在三峡的峡谷沟壑间, 巴子的军队却依靠他们强健的四肢翻山越岭, 跨江涉水，特殊的地形，巴地金属原料蕴藏量以及巴人有限的开采能力,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沉重的金属铠甲而另辟蹊径。古代巴地，畜牧业比较发达，山野中多有坚实的野藤, 巴人将藤条用烟火烤, 使之结实, 再将其编制成藤甲, 巴人选择轻便的皮革和藤条制成甲胄, 使他们能灵敏的活动在山谷、丘陵地带。巴人的盾牌, 多用坚木制成, 这种木料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和韧性, 敌方的刀剑砍刺在上面, 通常难于拔出。以儒家史学观为主导的历代的史书对巴人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但却有一条尚可连贯的历史脉络：从夏、商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漫长时光中，战争对于巴国来说，几乎就是全部内容——刀剑文化。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巴国男人来说，血腥的搏杀和死亡的荣耀也贯穿于他们的一生。他们用浪漫的巴渝舞和顽强的生殖驱赶着死亡的阴影，延续着祖先廪君的光荣。
巴人的起源、文化、民族构成等一直缺少让人信服的证据，一直是历史之谜。重庆涪陵小田溪和重庆云阳李家坝先后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巴人墓地，而涪陵小田溪的墓群为战国晚期，主要以小型墓为主。2003年5月在川东北的宣汉县发现了170万平方米的巴国王城，在对宣汉县罗家坝遗址33号墓进行发掘中，考古专家们初步论证这是一座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巴国王陵。出土的器物有礼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实属罕见。紧接着，一共发掘了39个墓穴，发掘出200多件铜器、100多件陶器，发掘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其中最让人震惊的是发掘出的那座颇似王侯墓的33号墓坑，墓址东南部宽7.3米、长9米以上的墓坑内，3具长1.6米左右的尸骨头朝南方，整齐地摆放在墓坑中央，脸部全部向东。这些尸体的左臂卷曲在胸前，右手都是处于非正常状态，有的是小臂和大臂紧紧地贴在一起，有的肘关节已经错位，所以这3具尸骨很可能是殉葬或者祭祀的牺牲品。在祭祀品下面可以隐约看见板状的东西，可能是棺材。在厚约30厘米的土层下，可能埋有墓葬的主人。从出土器物的规格和数量来看，肯定墓葬主人是巴国的一位王侯。在尸骨腰部的地方，放着3个大型的青铜礼器，每一件都约60厘米高，旁边还放着一个名叫“铜”的礼器，这是四川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礼器。据介绍，这样的礼器只有贵族才可能使用。在墓坑东边靠近尸骨头部的地方，放着铜剑、铜刀、铜矛、铜钺等兵器，而离尸骨腿脚两米远的地方，放着8颗野猪獠牙，旁边的5个陶器因长年被泥土掩盖，上面的彩绘已显得有些暗淡。在这些祭祀品中，一枚直径约8厘米长的铜印章在经处理后看起来还相当清晰，因为做工非常精细，它被考古专家誉为是四川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精美的巴人印章。［17］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既有中原风格的，又有楚文化风格的，大多数则属典型的巴文化风格。考古专家因此推测，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城堡里，巴人与外界交往还是非常频繁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5、巴子的语言文字
巴人作为一个远古族系，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舟与剑文化，可以媲美于中原文化。文化的表现需要语言；文化的流传需要文字，因为巴人族系纷繁，并无统一的语言文字，历来就有一些人对巴文的存在持怀疑态度，那是在过去没有考古研究，乃至文物稀少之故。
“巴族的文字，在商代以前即以产生。古代巴族居住过的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如戈、矛、铤、印玺、编钟、錞于等器物上，铭刻有巴文，字数不等，大多数有一个或几个字，个别铜器（如錞于）上有11个字”。［18］20世纪80年代徐中舒先生对铜器铭文“肯定的说，这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不但有独体象形文字，如虎、豹、鱼、鸟、人头、干栏等，而且有合体字，即合两个象形字为一个字。如手和花蒂（旧说以为象心形）。在所有的铜器中，几乎都是并列在一起，仅重庆博物馆所藏錞于分列为二字。”［9］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重大成果问世，徐先生的论断得到了确凿的证明。安康市汉滨区与平利、旬阳两县交界的坝河乡古巴国2000多年前的祭示坑发现的画像砖中，有两块砖上分别刻有目前尚不能释读的方块文字：一块砖上的铭文分别榜书于熊、骆、虎、蛇4种动物身上，共6个字；而另一块砖上的榜书铭文竟达12字之多，分两段书写，应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最典型的是在一件刃部锋利的石斧上镌刻了3个类似结绳符号，造型很奇特。还有一件为陶质半月形器物，正中刻日、月之状，“日”以阴阳点连成天体之形，周围环刻5种符号；器脊刻星座和文字符号。［19］这些符号和文字的含义目前尚不清楚。甲骨文与巴文相比较：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18%；巴文中指事、会意字非常缺乏，形声字更难见到。所以，巴文仍然停留在象形文字的原始阶段。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姬封于巴，爵之以子。”［8］巴王族被周王朝敕于姬姓，并娶姬姓女，这样便与周王朝有了一定的亲缘关系。《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之妻、平王之母为巴姬，这是有关巴姓的最早记录，《史记·楚世家》所记相同。根据古代“妇人称国及姓”之制，巴为国名，姬为国姓，巴姬即巴国姬姓嫁于楚的宗室女。《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媚客以聘于邓。”［12］韩服为巴行人，韩为中原诸夏的姓氏之一，“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显然操中夏语言。楚王族也是中原语言文字系统。故巴、楚在《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十九年、文公十六年和哀公十八年等多次交往中，全无语言障碍。［9］这表明巴、楚王族语言相近，同属华夏语言系统。所以《大荒经》、《山经》中的部分内容，可能是巴人根据祖先的传说，直接用华语写成的。
从上述，可以知道：否认巴国有自己的语言和图语文字是毫无根据的。巴国成为周王朝的南土后，巴国王族已经开始在军事外交方面使用中夏语言文字，而下层人民却仍然是巴语。秦灭巴国，亡国后的巴人的一支，沿用他们最初的独木舟进入神奇的武陵山区，将先祖飘飞的魂灵带回到他们最初的山林，他们带走的还有关于古代巴人的最后悬念。晋朝诗人陶渊明在一篇叫做《桃花源记》的文章中，曾描绘出一群居住在奇山秀水间的奇异人，他们是一群生活在时间之外的巴人——自命为土家族。［20］但是，大部分巴人定居下来，与中原文化互相融合，所以《华阳国志·蜀志》载之曰：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9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8］此时的巴国最后都城阆中——“神花”的发源地，已经成为秦王朝的巴郡，巴蜀强大的船舰和丰富的资源，为秦国扫除了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楚国。大一统的国家形成了，可具有悠久历史的巴国从此却从史册上抹去了！（作者唐世贵，四川攀枝花学院教授、作家）
参考文献
［1］黄万波《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黄认为“距今204万年”。
［2］（清）黄廷桂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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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罗泌《路史》，《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
［6］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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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
［11］（汉）司马迁《史记》巻四十，中华书局，1982年。
［12］（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左传杜林合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
［14］王善才主编《〈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15］（汉）司马迁《史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6］《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7］徐光冀《罗家坝遗址是探索巴文化的重要地区》，《四川文物》2003年12期。
［18］姚政《先秦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11月。
［19］人民网《安康发现巴人遗物及文字》，《大地》，2001年第23－24合刊。
［20］《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11－13，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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