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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的族源与社会变迁

彝族的族源与社会变迁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境内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而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约776.23万。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其中云南最多,有428.40万人(1997年统计)。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自治州是云南彝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其它地区的彝族分布状况一般是大杂居或小聚居。本文所要研究的彝族支流,正是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的交界——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这个地方在80年代以前归属于楚雄彝族自治州,改革开放之后划归云南省昆明市。故此,在本文中会反反复复出现“武定”与“禄劝”两个县的名字,因这两个县紧紧相连,县城与县城之间距离不过5公里。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位于昆明市的北部,以一江之隔紧连四川会理,县城距昆明70公里,禄劝的撒米上罗婺(撒老坞)距昆明160公里,全县人口40万左右。

“彝族”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发源于滇,发达于蜀。

“彝”原为“夷”,缘起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与彝族干部商议,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故,把“夷族”改为“彝族”。[1]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著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人自古是以“滇”地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并融合了南、北、东、西的氐、羌、濮、叟、夏、巴、蜀及其所在地其他民族而成。

 

一、彝族的远古祖先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都表明,云南的“元谋人”[2]的后裔随着采集、渔猎等生存活动的开展,以某种群体组织向四面八方迁移。往北:跨过长江,进入黄河流域,成为部分中国人之祖先;再往北,成为爱斯基摩人的祖先;有的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3]往南:即为后来的“百越”民族。往东、西:成为今东、西亚各民族的祖先,日本人的先民就是“元谋人”往东、西迁移去的。[4]而世居云南的彝族系元谋人直系后裔,他们世代生息繁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为中心的云贵川地区。“康滇古陆是一块安定的绿洲,就是它不曾受地球板块运动所带来的沧海桑田的变故,万年前的大洪水也不曾让他遭到重大损失……也不曾发生灭绝人类的瘟疫。”[5]这些客观条件成了元谋人后裔得以生生不息的有力保障。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夷”是指西南少数民族,事实上,“夷”就是指“彝”,而其中的滇、蜀、叟、髳、微、巴、卢、彭、濮、邛、楚、夜郎均属于西南夷之后裔,为同族同宗,同一古文化体系。[6]有很多学者认为彝族是氐羌后裔,但此种说法有误:其一,春秋战国前,黄河流域的羌族势力占有很大优势,但与之并列的长江流域则以彝(夷)系统民族则占有主导地位。秦汉之后,“黄河文明”以汉族为代表,“长江文明”以彝族系统民族为代表,形成中国南、北两大发展主流,后来汉族逐渐走向强势,而彝族趋于败退——形成东部、北方汉领风骚,南方彝占鳌头,其他弱小民族夹杂其中之势。其二,彝人在南方强势的春秋战国时期,隅居西北青藏高原(今青海、宁夏、甘肃)的羌族等部族,部分进入中原,成为汉民族祖先之一(翦伯赞《秦汉史》详载,北京大学出版社)。其三,羌人南侵时,与当时的土著彝族人发生征战,“羌人首领阿巴白构率部南侵时,与茂汶地区土著彝人戈基相战,戈基人非常强悍、勇猛,羌兵不敌,在危急之时,天神阿爸木比塔托梦羌人用百石打,可胜;托梦戈基人用麻秆打,可胜。次日交战,依梦羌胜。”[7]羌人南侵后,其子孙分为三支:一支为越雟羌,属汉代越雟郡;一支为广汉羌,在广汉郡之西北,称白马种;一支为武都羌,在今甘肃西与南,称参狼种。其四,彝族划分方位,以日出为东,日落为西,水头为北,水尾为南,纵观中国地图,惟西南彝区水系呈南北分布。由此可证,彝族古先民世居于此。其五,彝族谱系皆父子联名,已有300多代,而每代的系年为25年,故,单父系制就已有7500年的历史;而羌人南侵仅在2000年左右。[8]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羌与彝虽自古独立存在,但文化却多有交流;再后来,南侵的羌人也有与当地彝族通婚的。

而滇、蜀、叟、髳、微、巴、卢、彭、濮、邛、楚、夜郎均属于“夷”的民族系统。试举几例:“濮”,是秦汉前世居西南的一个庞大族群,与彝同源于元谋人,但发展却迟于彝,而后又融入彝,成为今彝人祖先之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彝人往往凌驾于濮、巴、氐、叟等,视他们为不开窍、愚笨之民。“巴”其实包含了“宜”、“卢”、“鄂”、“莫”等,它们均属于彝族部落,汉文史籍称此地域为“巴”。巴人的祖先是《西南彝志》所记武洛撮入巴蜀平原之后裔,汉书记译为“武落钟”。“蜀”是指秦汉之前的古蜀,而非三国之蜀,“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汉书·地理志》)蜀甲骨文的头为“纵目人”,身为“虫”,此为外彝之意。广汉三星堆出土文化遗物“大石墓”(古石棺葬文化重要代表文物)经考古学家鉴定为西汉的“邛都夷”。[9]

“华夏儿女”与“炎黄子孙”之解。

何谓“华夏”?“华”,系古代秦岭之称,秦岭称“华山”,岭南称“华阳”,因南而阳。“华人”即为秦岭南、北之人。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夏”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有二解:一指禹,即夏禹,据考证,“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一指“汉”,古彝人称汉为“夏”,今川滇黔部分彝区仍沿用,称汉为“夏”与“华”。“华夏”合称,后泛指中国,其源由此;“华夏儿女”、“华夏大地”、“华夏文化”均源于此。故华夏不是特指中原,而是源于夏禹,“禹兴于羌”,而此羌为夷——夏时羌未南侵,仍在今西北宁夏、青海,羌秦汉之后始往南侵,当时蜀西冉駹为彝地,“戈基人”(古彝人)部族,今临成都、茂汶不远的乐山峨边、马边、雅安石棉、汉源,大小凉山戈基夷裔分布甚广,汉字异写为“果基”、“沽基”等。“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为鲧,鲧之父曰帝顼颛,顼颛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顼颛之孙也。”(司马迁《史记·夏本纪》)黄帝将其二子青阳、昌意降居江水(金沙江)、若水(雅砻江),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阳(顼颛)。他们都在彝族聚居区,即今四川凉山和云南楚雄二州。

考古学家一直认为夏朝存有的古文《仓颉书》和《夏禹书》为原始人最古老的文字符号,直至1996年才研究发现,它们并不是原始人最古老的文字符号,而是古彝文祭文。[10]其直译为:“一妖来始,界转鸦杈,祭神青脑,祸小马念。帅五除扫,幡斋解果,过鼠还魂。”意为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割青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位经师施法术,做斋完毕魂幡回;消灭鼠精魂归位。《夏禹书》则不单单是古彝文,也不是纯甲骨文,而是两种文字混合,记述聂人(夷人)生活习俗。直译为:“生地聂(夷)子,留皮齐芚,新尚往还。”意为荒野聂(夷)人,到了春天,欣尚往来。[11]

“炎黄子孙”的概念早于“华夏儿女”,后演义为中国人、中华民族等概念和称法。而“炎”即炎帝;“黄”即黄帝,他们都是太昊伏羲氏的后代。太昊伏羲氏距今约6000年前生于渭水中游的天水(今甘肃南部),其后裔东迁定居并建立政权于古陈仓(今鸡宝)。以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称谓载入历史典籍的各有8代,最早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为亲兄弟。那么,太昊伏羲氏从何而来?著名彝族学家刘尧汉先生从伏羲阴阳八卦、虎腾图、葫芦崇拜、太极、十月历等历史文化特征,揭示了华夏文化与古彝文化的血缘关系。他在《中国文明探源》、《文明中国十月太阳历》、《彝族天文学史》等丛书中阐明了伏羲源于古彝人,其后炎、黄、禹、周文王、秦始皇与古彝人有血缘关系。而这些所述历史,均在近年文字考古得到了印证。汉文的历史,追溯到3000多年的甲骨文就无迹可寻了;而近年的考古发现,广大中原地区9000—5000年的古人类遗址中有古彝文,甘肃大地湾有距今7000多年的陶符,均为彝文,这与伏羲氏已有彝文,彝文始于280代前之彝文献记载相符,证明当时古彝文已广泛使用于炎黄大地。远古彝人生长于长江中上游,子孙散遍长江流域,继而把长江文明带入中原,走向世界,在中原得以兴旺发达。只因各部族之间、各民族之间相互征战不已,自然灾害频繁,最终,适者生存,弱者淘汰,缩居西南,固守失落的文明。

[12]在笃慕居于署之前(洪水之前)共有30代,彝族记族谱均为父子联名,如同链环,环环相扣,可以连成数十代甚至上百代,这种父子联名法彝族称之为“谱牒”。具体如下:

一世希姆遮,二世遮道古,三世古珠诗,四世诗雅立,五世立雅密,六世密喳拐,七世喳拐作,八世作雅且,九世且雅宗,十世宗雅贤,十一贤雅已,十二已迫勒,十三迫勒道,十四道慕尼,十五慕尼赤,十六赤雅索,十七索雅德,十八德喜所,十九喜所朵,二十朵必额,必额堵二一,堵洗显二二,洗显陀二三,陀阿大二四,大阿武二五,阿武补二六,补珠娄二七,娄珠武二八,武洛撮二九,撮珠笃三十。[13]

第三十一代即为笃慕,此时署地洪水泛滥,“署地洪泛,云:其深及峨眉山顶,只露山颠。”《勒峨特衣》笃慕举族迁往彝人的发源地——云南,从宜宾进入云贵高原,之后再进入云南昆明附近。笃慕有三妻,每妻生二子,共有六子,具体分支如下:

第一妻痴以姑土,所生儿子为慕阿怯(武部分支)、慕阿枯(乍部分支),后迁往昆明以南、以西、滇中及缅甸、越南等地;第二妻嫩以米冬,所生儿子为慕阿赛(糯部分支)、慕阿卧(恒部分支),后迁往白穆苦山谷、昭通、凉山、宜宾、泸州、乐山等地;第三妻尼以弥布,所生儿子为慕克克(布部分支)、慕齐齐(默部分支),后迁往实以奴铺、贵州、广西等地。如此,笃慕第一次把六个儿子分别迁往不同的方向,彝族史称“六祖分支”。所要说明的是“六祖分支”并不完全代表彝族的先祖,因为在笃慕迁往云南之前,在他老家同样有土著彝族支流,尤其是“濮彝”,只是在历史上,笃慕支系有着最重要的地位,正如以上提到的:他们最早产生礼仪、典章制度,并且后来成为彝族部落的首领,在彝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彝族当中的贵族,族谱的记载也同样以六祖分支为主线。

 

二、历史沿革

 

根据彝文文献记载,彝族在“六祖分支”之后的六个部落,形成了彝族族源的不同格局,却又拥有一定的共性。秦汉时期,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彝族先民部落从整体上来说都存有一定的共性及往来,所以,汉文史籍将其称之为“西南夷”,在彝文文献中,也大量的记述了六祖分后各部的发展,“西南夷”成了彝族共同体的称呼。东汉中后期,随着广大的彝族地区与中原内陆联系的加强,其自身的社会生产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经过秦至西汉以来各个部落及各个部分之间的长期分化与组合,彝族中已形成了颇具势力的地方代表,此时,汉文献称之为“夷师”。他们一方面利用中原王朝民族政策的失和,发动本民族起来反抗;一方面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把持盐田,奠定了割据一方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西汉年间内陆汉族移民中的地主、商人后代,也融入了当地彝族或与“夷师”联盟而被称之为“耆师”。随着中原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统治的削弱,这些“耆师”与“夷师”联合侵占了越来越多的彝区土地。东汉灭亡后,内陆各派势力连年交战,西南地区的诸“夷师”为雄霸一方,或相互勾结,或相互斗争,在这场混战中,部分“夷师”崛起,其中爨氏就是威赫一方的南中大姓。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彝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彝族在中国西南建立了南诏政权,[14]先后200余年,基本与唐王朝相始终。宋代,除了大理政权统治了主要的彝族先民部落外,还有一些彝族先民也建立起了较小的地方政权,如“罗殿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等。公元1253年(蒙古可汗三年),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促使处于分散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统称“罗罗族”;而蒙古贵族则加强各彝族地区的兹莫(彝族中的贵族)的争取工作,发展为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这种统治制度到元朝更为直接,元朝在大理政权统治的原有基础上,先是设立万户、千户、百户改置为路、府、州、县,委任流官和原有的彝族首领共同管理这些地方。

明朝时,彝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央王朝在彝区大量推行的土司政治制度恰好适应了当时彝族地区的生活水平。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央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广大彝族地区采取了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引起了广大彝族先民的强烈不满。洪武十七年(1834年),彝族48部支流联合部队在云南策划起义,而在起义之前,由奢香夫人带随同前往南京与朱元璋谈判。结果朱元璋大加赏识,诰封她为“大明顺德夫人”,于是谈判成功,避免了一场战乱,这就是彝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英雄“奢香夫人”。清朝时,清朝部队进入云南,以军事为后盾,在明朝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以强制性手段更进一步彻底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康熙三年(1664年),吴三桂总督调用云、贵两省的兵力对不服从改土归流的彝民进行血腥镇压,云南和贵州地区大部分土司或被废黜或被镇压。1855年,哀牢山彝族地区久旱无雨,彝民生活无着落,而清政府官吏却仍要催租逼税。1856年10月,彝族农民李文学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率领5000彝族同胞起义,至此,起义军如火如荼的进行,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权。1870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向李文学的起义军大举进攻,1874年3月,李文学被镇压,1876年,历经二十年的彝族起义军彻底被清军摧毁。[15]

 

三、现代彝族

 

民国时期(1912—1949),云南成了彝族相对独立的一个省份。其间,彝族龙云、卢汉的统治长达22年之久,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独立状态。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历任了18年之久。由于云龙在任主席期间不断扩大彝族势力的影响,他的政权也成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层人物会聚的中心。在云龙的下属也形成了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禄国潘等六人为中心的庞大彝族势力,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2年的统治。[16]在这22年中,云南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同时,以龙云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实力派自行组建、指挥了一支武装部队,简称“滇军”。这支部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也是敢于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17]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云南彝族历史上有几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地方军与中央军编成统一的番号共同抗日。整编后的滇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辖3师6旅12团,4万多人,他们就是抗战历史上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将。整个六十军60%都是彝族,其中军长卢汉、182师师长安恩溥、184师师长张冲等都是彝族,并由主席龙云坐阵,不断从后方补充后备力量。六十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被日军称之为“南蛮兵”,日本报纸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最猛烈的冲锋,实为罕见。”[18]第六十军出征更后不久,龙云着手组建第二支出征部队,番号为“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于1938年7月24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国民政府将第六十军中的183师和第五十八军中的12师,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师三个军,出兵共计22万(60%为彝族),加上后来各部队征集,云南先后出兵40万人,伤亡10万余人。[19]二,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调集自己的独立滇军进行堵截消灭,而龙云主张自由与独立,对红军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为了应付蒋介石,又不得不采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并且,通过红军地下党的联络,龙云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给红军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三七等贵重药材。所以,事实上,从始至终,自己的正规部队从未与红军正面接触,至使红军尽快地走出了云南。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派杀手前往昆明暗杀龙云,龙云虽然脱险,却负上了一只眼睛的代价。[20]三,在龙云、卢汉统领云南期间(1912—1949),正是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最活跃的时期,上海——重庆——贵州——云南(昭通、大理)——缅甸(八莫),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条传教路线,而以龙云为首的彝族领袖对外国传教士采取方放宽政策,世界著名的“石门坎”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在龙云的老家昭通和贵州的交界,彝族集团的六大家族之一陇体要还曾在“石门坎”的教会学校就读。[21]与此同时,龙云还与外国传教士联手,在云南的教育、经济、交通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滇缅公路”的开通等。[22]



注 释

[1] 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2]从中国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出发,几乎找不到一点中国人的祖先与圣经中挪亚的儿子闪、含、雅佛的后裔有关联之处,何况几乎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在自己的民族史中记载有洪水事件,特别是彝族,在洪水事件之前就有自己的民族历史,这就得出一个判定:人类的先祖应该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而不应该大一统地从洪水事件之后的挪亚开始。并且,《圣经》中的《创世纪》主要是以事件叙述和单脉的血统、族源为线索,而不是以年代为线索,故此,巴比塔事件应先于洪水事件。所以,笔者认为云南的“元谋人”不是古猿人进化而来,而是在巴比塔事件之后,洪水事件之前,就已有人类迁徙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之上。现在也有许多学者研究认为起初的伊甸园实则是在云南,并写出了许多相关的报道,但最后还是不能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肯定。

[3]美国研究印第安人的人类学、历史学者赫尔德利奇卡尔首先提出美洲印第安人是一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中国人。此说久负盛名,这种理论作为一种肯定的结论被写入各种教科书中。参夏丽仙编著:《拉丁美洲的印第安民族》,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北京:1997年,第2页。印第安人也是黄皮肤、黑头发的黄种人,其很多生活习性与今天中国的彝族相似。

[4]日本人种和文化与云南的彝族有着“根”与“源”的关系——日本有学者近半个世纪通过研究稻作农耕文化入手,研究彝族传统文化,包括语言、服饰、生活起居方式、用具、心理特征、宗教信仰等等,认为日本人的先祖发源于云南彝族。1989年,日本寻根访祖团到云南、四川凉山访问,他们发现与彝人头上的“天菩萨”发式(英雄髻)、作斋仪式、生活起居方式、语音语法都十分近同。代表团回国,消息传出,在日本民间引起了到云南楚雄、红河及四川大小凉山的寻根热。有报道,当日本人与彝人欢聚,“舞姿的配合如苟接榫,服饰同样短衣肥裤,咋眼看去很难分辨那是日本人还是彝族人。”参见:1994年第2期《晚报文萃》中《日本人到我国彝区寻根》一文。

[5] 参:戈隆阿弘:《彝族古代史研究》,第41页。

[6] 参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7] 林中亮、王康:《羌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82—91页。

[8] 参: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8—113页。

[9] 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1996年9月13日《社会科学报》222期《新论坛》公布了刘志一教授破译了《仓颉书》和《夏禹书》,它们不是原始人的古老文字符号,而是古彝文祭文。

[11] 同上。

[12]彝经:《爨文从刻·古史通鉴》、《笃木源流》、《六祖魂光辉》、《勒峨特衣》、《洪水漫天地》、《赊荳榷濮》、《叙祖白》、《夷僰榷濮》、《洪水愈笃米》、《西南彝志》、《六祖史诗》等均记载了彝族的族谱。

[13] 孔祥卿:《彝文的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8月,第39页。

[14]“诏”即“王”之意。唐初,云南大理分布着六个地方政权,即蒙舍诏、蒙雟诏、越析诏、浪穹诏、逗睒诏和施浪诏,五诏以蒙舍诏为首,而蒙舍诏在其他五诏之南,在今天云南大理巍山县内,故称之为“南诏”。南诏虽是由彝族先民建立起来的政权,南诏王室也是彝族先民,但南诏统治区域很大,被统治的民族也很多,各地发展的水平也不一样。

[15] 参:黄建明:《走进彝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第16—22页。

[16]龙云集团比较重要的彝族人物有:龙云:云南省主席,又称“云南王”;卢汉:龙云的表弟,六十军军长,后接任龙云任云南省主席;卢永祥:龙云的表兄,云南省政府警察处长;卢邦基:卢汉七弟,曾留学日本,寻甸县县长;卢亚夫:滇越铁路军警总局长、军法处长;禄国藩:曾留学日本,边防督办、宪兵司令、普洱道伊;龙志均:禄国藩女婿,云南水利局局长;龙秉灵:滇黔绥靖公署交通大队长、政训处副处长;安恩溥:曾任六十军军长、立法委员、省民政厅厅长;安纯三:安恩溥之弟,师长、昭通专员;龙绳武:龙云的大儿子,师长;龙绳祖:龙云的二儿子,师长;龙绳曽:龙云的三儿子,团长;卢睿泉:卢汉幺叔,国民党93军军长,第六兵团司令;陇生文:安恩溥表弟,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师长;陇耀:毕业于昆明陆军学校,师长;龙泽汇:卢汉妻弟,旅长;龙奎垣:龙云侄子,师长;龙沛霖:陇体要妹夫,宪兵团长;陆崇仁:云南财政厅厅长(达14年)、兼任银行董事长;卢国良:卢汉大儿子,兴文银行行长,昆华医院院长;陇体要:早年毕业于石门坎基督教教会学校,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云南省建设厅长等。参:陈本明、傅永祥著:《昭通彝族史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17] 参:谢本书:《民国劲旅,滇军风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

[18] 高蕴华:《六十军鲁南抗日简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10页。

[19] 参:谢本书:《民国劲旅,滇军风云》,250—251页。

[20] 陈本明:《昭通彝族史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21] 同上。

[22]杨学政、王爱国主编:《云南宗教研究——云南基督教史料专辑》,昆明:云南社科院宗教研究所,2004年,第257—291页。

 

文章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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