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脉象

 

同窗大都称乌衣为诗人或书法家，狷狂诗人王钢说：是堪与高原硕儒王文泸先生比拟的儒者。青海批评家马钧称其为南凉古都的“秘密武器”，但审视其生平著述，笔者觉得这些称谓仅描述了其表层气象，并未道破其核心的精神品质。掂量再三，笔者还是觉得称其为士人更为贴切，因为他学富五车、志存高远、不骄不媚，具备士人所应有的学养和操守，他不同于那些只有笔头技巧，而无精神经纬，只会写帮闲文章，而无经世智慧的谋生文人。回顾其少年旧事，批阅其箧积诗文，笔者惊异地发现，四十年来，其思想脉络经历了从侠士到儒士、从儒士到隐士、从隐士到“志士”（即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笔者为了叙述的方便，在这里借用旧词赋此新意）的三次流变，其人正可谓“间儒间道间诗家，亦狂亦侠亦温文”(除其句出自古人外,下文未注明并加引号者均出自乌衣诗文)，所以很有探究的价值和意趣。
学生时代，乌衣受《少林寺》、《霍元甲》等影视作品及金庸武侠小说的感染，崇武尚侠，扶危济困，声名曾享誉故里，说起老鸦城大名鼎鼎的“谢老四”，桑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用他现在自嘲的话说“以顽劣著称，是反派的名人，不时在全武行里出演主角”。其帮助过的同窗故旧至今还念念不忘，有显达者曾多次打电话宴请，以报当年滴水沾溉之恩，笔者也曾借他的光蹭过几餐。席间大家说起霜堤起舞、雪中送炭之事，乌衣无不自豪。但路见不平，“出拳”相助的侠客行径，在讲究依法治国的当代社会不存在发展的合理性，所以乌衣的行侠之举，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而宣告终结。但令笔者欣喜的是，其志学之年埋下的这些侠文化基因，为他日后成为“志士”，以“笔墨”代替“拳脚”行侠仗义，实现知识分子的志业追求，打下了初始的思想基础。
走出象牙塔之后，乌衣便开始偃武修文，遍临诸家书体，吟颂唐诗宋词，对《史记》、《古文观止》、秦汉石经、颜柳碑版均有研究，对历代书家的生平事迹烂熟于心，并作《诗赞历代书家》组诗十一首予以歌咏评点，对中国历史上的忠诚义士“心仪”有加，心灵的祭坛上供奉着“悬睛看城破”的伟烈丈夫。其诗文感叹“士风不古”，关心“现代人离唐诗有多远？”担心“但云失操守，及书遭诟讽”，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儒者。从此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自命，诗词歌赋和书法艺术齐头研进，兴之所至还要操铁笔刊印以自娱，俨然是现代传媒和家私间，打开的一本古朴而有典雅的线装书。如此稀世珍品，自然会得到开明上司的垂青，当高级幕宾自然是迟早的事情。而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正是乌衣实现“修齐治平”抱负梦寐以求的事情：
男儿投寸毫，志在张弓刀。
请缨苦无路，谁人识萧曹？
（《五言即兴之三》）
电射尘埃千枝箭，雨打水泊万点帆。
正合青梅煮酒日，君吾哪个似曹瞒？
（《雷雨得闲偶作》）
天驹独与群马殊，神气凛凛不他顾。
缎色皮毛略无杂，眼似铜铃耳如笋。
四体颀长匀且健，头颅高昂鬃毛扬。
腾跃如风蹄声泼，站立如松走似电。
日行千里夜八百，驽马十驾犹不及。
（《天驹吟》节选）
器大者声宏，志高者意远。踌躇满志的乌衣，将历史上的名相萧何、曹参、汉末靖平天下的曹孟德视为自己效法的楷模，并以天驹自况，在下文中进而抒发了“应侍君王巡方舆，应助将军临阵前，应随侠客行万里，应伴名士游九州”的壮志豪情。但好景不长，因为中国文官制度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彻底根绝羸牛咀谷豆、蹇驴鸣华堂的现象：“悲夫天驹降世间，蹉跎未见寸功建。漫言世间九方皋，尔曹谁得相术传。饿死槽枥无人问，千金谁肯收骏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壮志难酬成了前朝士人和今朝乌衣很难逃脱的宿命。与此同时，不肯趋炎附势、不愿蝇营狗苟的乌衣，不久也厌倦了“养就韬晦学泥胎，洒尽浪墨纂公文”，“八方征逐酒令催，即醺还尽盘中杯”的幕僚和仕宦生活。
中国士人的至理名言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史上不管是“饿死槽枥无人问”的士人，还是“小憩茶棚感栖惶”的谪臣，这时候必然会将案头治理天下的孔孟之道锁进书橱，转身将枕头底下藏掖的庄周哲学抽出来，凑近灯烛，以麻醉和抚慰受伤的灵魂。偏爱传统文化的乌衣也不例外，此时也不考虑时代变迁，竟然又做起了“泛舟效朱陶”、“野村亦武陵”的隐士梦，企图归园田居，咏哦山水以离骚、操觚素笺以畅意、铁笔刊石以寄情、纹枰手谈以忘忧，藉此释怀顿挫、快慰生命，因此在《鸦巢吟草》中乌衣的隐逸诗稿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
山隈结草庐，竹床被葛衣。
石阶错芒鞋，素壁挂焦琴。
除却营营事，还我闲散身。
挚好一二子，妻孥同相携。
山泉烹新茶，古松纳凉荫。
樵苏问风物，老僧求禅机。
由来兹意久，安得遂所愿。
（《古风·游兴》）
笑看病松恼风惹，惯听石苔水作歌。
愿合村野傍林泉，留得清心付楮（chu）墨。
（《无题之一》）
幽草莽林独行迷，汩汩声里循小溪。
蛙落水中惊人声，蒺藜丛中细端倪。
农家村舍傍残垣，稍系细柴作篱樊。
鸡鸣犬吠野雀逐，半绝市井似桃园。
（《田园即兴之八》）
品之，活脱脱如庄周再世、陶潜重生。但乌衣清楚地知道历史上如庄周、似陶潜这样的真隐士的确没有几个，出没于神州青山秀水之间的更多的是沽名钓誉、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就连君欲熏天的袁世凯也曾乔装渔翁，在洹水边蓑衣垂钓。
据考证，陶渊明之所以能倦鸟知返、寄情田园，是因为前有祖上的庇荫，后有仕宦朋友的“赞助”，凡俗如我辈者能否离开赖以生存的“月供”而啸吟山林呢？“雏李如豆杏如丸，芍药初绽泪未干”的农村，又无时不要挟着我们这些跳出农门不久的学子，故里那位老农妇的悲鸣，同时还像梦魇一样萦绕在乌衣隐逸诗稿的纸背：
婆母岁已迈，儿女在幼年。
灶前无帮厨，垄边谁并肩。
齿多粮未济，邻家扣门环。
前债未得还，新债累旧欠。
披星去刈（yi）麦，戴月来灌田。
风雨欺我羸，星月顾我怜。
事事受煎熬，日日度如年。
数间蒿(hao)草屋，半畹（wan）贫瘠田。
莘(shen)莘十数年，晨昏未得闲。
形容成枯槁，风霜满鬓间。
（《老妇辞》节选）
乌衣的《老妇辞》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叙述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生活的艰难，不管是谁，面对这样的情景，都会潸然泪下，望而却步。何况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陶渊明踩出的那条乡间小道，早已被纵横如织的铁路和公路拦腰切断。所以乌衣没有其伯祖父谢铭“未满一年即辞职还乡，别图生计”的果敢和决绝，而是怀着“窃愧未及祖，坟前各怀惭”的心情，吟颂着“洗眼莫若洗俗心，凡根难登范蠡船”的诗句，转身以仕代农像王维那样选择了“朝隐”。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选择“朝隐”之后的乌衣，又无时无刻不处于精神追求和现实困境的煎熬之中：
漫道四十不惑身，半生混沌未厘清。
犹看世事雾罩镜，任付前程浪逐萍。
旧友应须酒食陪，醉客还费桑拿蒸。
夜阑四散走飞鸿，掬濯自照面目憎。
（《自嘲》）
年年课徒君执鞭，遍种桃李声名炫。
蹉跎如我未足说，半似商贾半似官。
（《杂感·寄同窗友》）
一别二十载，相逢惊初见。
沧海如一夕，同窗老容颜。
我益形自秽，肥硕见肚腩。
遥举手中杯，谈笑忆旧年。执手诉衷肠，舞榭笙歌还。
功名付逝波，青春不恋栈。
再过二十年，侪(chai)辈入衰残。
抑或隔黄泉，抑或形影单。
苟能复今日，相聚同此筵。
（《古风·同窗旧友相聚有寄》）
乌衣迷失于理想、现实和道德操守三个点划出的同心圆中，不能自拔。他伤感岁月流逝，哀叹功名未遂，除了自嘲自己萎靡的精神状态和不伦不类的社会角色外，诗中再也看不到一点生机和活力，青年时那“何以天公独惠我，雾雨阴晴一时演”的达观，那“怎堪山高风势急，幸喜天凉脚步轻”的豪迈，不复见于诗赋，有的只是“偏教良士走泉路，肯使衰媪经暑寒”的萧残。
乌衣钟爱的传统文化像不能拯救天朝的崩溃一样，也无法遏制他的颓废，生活需要一种新文化和新思想来治疗“倏忽青春质衰朽”的乌衣。凑巧这时笔者拎着以高原耐寒青稞和“西洋参”为主要成分、兼配台湾囚徒柏杨李敖人文精神的“青稞男子汉”招摇过市，在省垣意外遭遇“不做人奴做酒徒”的乌衣。脉势虚涩的乌衣品尝之后，盛赞曰：“卓荦，时间会调整其高度！”渐成莫逆。笔者见其脉象沉迟，知道他是饮食过期霉变“食品”过多所致（鲁迅和李敖都曾告诫我们少看或不看中国书），故建议他买些原装的“敖”牌烈酒，定量饮用，阳火不畅、虚寒沉滞之症必见好转。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年之后乌衣面色红润、目光如炬，果见奇效。乌衣的诗文开始有了新的气象，他也逐渐认识到了“从来儒冠多误身”之实，并经常“搔首常叹旧事非”，有了“终以赤胆度余子，岂为青袍误此身”的顿悟，“但求文章传后世，不辞策杖老东山”的腐儒理想变成了“此生襟抱同屈贾，伤时忧生到白头”的“志士”追求，诗文中开始有了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
也曾自夸明珠好，而今明珠何处在。
有日寻得明珠来，照彻五湖与四海。
（《明珠》）
不同鹦鹉弄巧舌，生就一副喑哑嗓。
不羡孔雀俏梳妆，总著一身皂衣裳。
鹦鹉居家金丝笼，某家筑巢枯枝上。
忍饥耐寒走大荒，百物翻检充肚肠。
满腹委屈谁与言，欲吐辛酸口难张。
且与同族结伴行，何患他日无宿粮。
但爱自由自在身，岂以就食剪翅膀。
（《老鸦》）
明珠者，民主也，其诗以谐音“明珠”为隐喻，表达了乌衣更新了的社会理想，与笔者《我看楚王不“明烛”治罪》中的“明烛”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老鸦》一诗与李敖恩师、新文化运动大将胡适在上世纪初写的白话诗《老鸦》题旨如出一辙，仅形式有别而已，更让笔者吃惊的是，一贯“抱残守缺”的乌衣，居然选择了新文化运动的纪年1919做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历史的倒影》、《士之殇》、《农民的文化残存》、《名将之死》、《小人》、《毛笔》、《开会》、《足球》等杂谈，或呼唤公平正义，或抨击时政流弊，或反思历史文化，或忧患失去束捆制约的权力，脉象开始正常，从容和缓，流利有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新近写的《孙中山与袁世凯》与笔者所撰《帝王演员的华丽转身》如一母袍泽，文中他借李泽厚先生的话说：“中国这一百年还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继而抒发个人的忧患：“现在我们反刍辛亥革命的政治主张和建国思想，我们是不是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思考——我们是否无愧于革命先知的一生殚劳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碧血？”自此，乌衣变成了一个真正与笔者道义契合的“志士”，开始有了扮演魔鬼辩护士、查找传统文化病灶、追随当代群“先”、造一副通向公民社会梯子的志业追求。
纵观乌衣四十年来的精神血统，察看其脉象变化，笔者认为乌衣及其诗文既有其绚丽的光彩，也有其必须进一步疗理的明显硬伤：
光彩一：逆风好古，填词作赋，承继了古代汉语凝练典雅之长。诗文惜墨如金、言之有物、感情真挚、气象宏阔。其丽句描写形象传神，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互助北山》：“野雀啾啾同旧识，草地茸茸出新染。清溪拘时凝碧玉，山岩峭处挂珠帘。”其理句异军突起，往往让人始料未及，如《互助北山》白描完自然风光之后，笔锋一转写到“荣利营营皆俗客，到此也疑半作仙。”温婉地讽喻了当代“游客”。诗文也不乏幽默，如《山道逢猴》中，以猴子的口吻写道：“何方处士踞道旁，本是顽猴逞强梁。贡来美食莫悭（qian）吝，休与山人论短长。”诗文因此妙趣横生。另外乌衣的诗文不仅炼句炼意，还炼字，如《探春花开》“不见杨柳一枝绿，探春先偷几点红”中的“偷”字，又如《天驹吟》“腾跃如风蹄声泼，站立如松走似电”中的“泼”字，均可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相媲美。其语言功力，不知列位看官感觉如何，笔者则佩服得五体投地，羡慕得近乎嫉妒。
光彩二：熟悉中国历史典籍，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伤时忧生、珍爱生命、热爱自由、追求正义、兼爱非攻等优秀的思想资源。《鸦巢宿墨录》中对方孝孺“死则死耳，诏不可草！最后引来十族之祸，无辜磔（zhe）死八百七十余人”的历史事实，提出了“其忠虽盈余，而智术未足，于仁则阙漏矣”的批评，该批评和《巴蜀纪游·都江堰》一诗中“将军血洗缨，功成冢（zhong）如麻。此功不兴兵，军功犹莫比”，一起集中反映了乌衣承继的“仁爱”和“非攻”思想。
硬伤一：沉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清醒的批判意识（穆旦之所以能以现代性眼光审视传统，就是因为他对古代经典的彻底无知）。其中前期诗文对传统文化只有“玉镜可曾照梳妆”的宠爱，而无其伯祖父谢新三（取新三民主义之意）“谁能击破水中天”的叛逆。对儒学的教义一味褒扬，不清楚其指向之谬误(其指向是君权而非人权)，它的忠孝使人变成了权势的奴婢，它的智勇只为君王张目，它的谦恭却使小人一再得志。正如符杰祥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道德教化在中国历史上培养出了无数像伯夷、叔齐那样为君王殉节的道德榜样，而很少出现像苏格拉底、布鲁诺这样为真理献身的英雄。对儒家教义为封建生态提供温床的实事没有幡然悔悟，其《鸦巢宿墨录·肺腑之声》中对为君王殉节的南明诗人张煌言、夏完淳(chun)“恩爱”有加，没有批判，还给予了“素言诗必盛唐，词必两宋，如是泣血为诗者宁有几许！”的评价。不能及时占据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仅想立足废弃的殿宇、负荷在丧权辱国条约上优雅地签过字的毛笔安身立命，焉能不颓？焉能不败？其结果表现在个人生态上就是“孑然半偃似枯木”，表现在诗文中语言精准有余，而思想锋芒不足。需要忠告乌衣的是:在政治家激进疯狂的乱世，文艺家要想活命就必须中庸圆融;在政治家中庸圆融的治世，如果文艺家要想出彩、要想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那就一定得剑走偏锋。
硬伤二：文化思想偏倾东土，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学涉足不深，对卢梭、孟德斯鸠、爱默生等著述视而不见，没有依靠现代思想激活传统文化中休眠的优秀基因的自觉，以至于其中前期诗文，一直走不出儒、道、墨三家前贤绘制的文化版图。虽清楚“诗歌随时变，无日不趋新”，但真如乌衣自己所感“在故纸堆里自得其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横卧在新世纪灿烂的晨曦里，像转世的青牛（该青牛曾在南宋投胎入世成为豪放派词人）一样反刍古人苦吟了3000年的情志，的确让人有“食”人牙慧、大煞风景之感。当然笔者并不反对用“旧瓶子”装“新酒”，诗界革命的主将梁任公，早在100年前就说过：革命者当革其精神，而非革命其形式。如果乌衣今后的古诗词能像他的《鸦巢杂谈》一样革其精神，则无负于时代矣。
（作者单位：青海省地方税务局《青海税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