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梦境与当代生存——余启平的画
余启平的作品，以浓郁的中国传统情调示人，但其实他本人却熟知当代文化，并在1980年代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本土前卫艺术的发展。这种文化背景，与他的作品之间似乎颇多冲突，甚至令人有莫衷一是之感。其实，这正是余启平多向思考的体现。
作为生长于中国本土的艺术家，他对这块土地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转折性变迁及舒缓搏动，大抵都有自我的切身体验。沧海桑田、昨是今非，正是各方面过于激荡的变动，令他有种种不适之感，这才在往昔与如今之间梦游般逡巡，用诗意来搭建一个宜人梦境，以缓释被当代文化所扰攘的心境。于是，熟悉当下文化，却退守回个人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追慕之中。而他作品中的人物、小桥流水、逸舍静巷，也其实已不是原生的景观，而是加入了大量的乌托邦式想象，并将个人记忆和形而上思索不动声色地融入其中。
在1989年的《无题》中，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以及惊悸的眼神，是他对工业文明之阴暗力量的集中展现，但手足无措的人们，暗示出了一种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无可奈何。2007《無言》中，孤独的和尚，念念有词的走在蔽日乌云的驱赶之下，是恐惧还是在逃避……？两边平行对称的红墙伸向地平线的尽头，支撑起这个假想的空间，突兀之感跃然纸上，他的孤独与感伤也明显地流露出来。这种种无奈、感伤，是基于他对当代文明的认识：现代性作为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诉求，必然要以主要是诉诸未来而非过去的时间意识为主导，于是，求新、发展等意志是内含于其中的，对往事对古人的爱意，对现代所谓文明的嘲讽也是与之相伴随的。作为一个当代人，他明白这一诉求是大势所趋，无法被逆转的。但作为一个负有历史意识并对传统文明有所把握的人，他又眷恋往昔文明中人与自然的适度关系，以及舒缓、宁静的生活节奏。这一心理，其实并非迂腐，而是有其成熟、全面之处。而且现代性理论中，本就有新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正是这种争执，可让现代性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
余启平的这种折衷意识，在《过去的视线》中得以显征：长幼有序、中西和谐。类似民国期间的江南宅院中，一家老小、兄弟姐妹，虽然西服、长袍、礼帽、马褂杂陈，却并不心存芥蒂而水火不容，反而气氛融洽地共处一室。包括《为谁而唱》，也是众人共处一室，昏暗的灯光下尽情的诵唱着同一个梦想。以墨色为主的调子植入到对往日的追忆中，把正在消逝的过去置换为现象。当然，无论是历史中的民国，还是当下，各种异质文化未必真能如此和谐共处，反而是冲突无处不在。所以，余启平精心绘制出的，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大同”景观，是他内心所憧憬的文化逻辑——在持守农业文明所特有的宁静生活节奏的同时，适度融汇现代文明。但他其实对往昔文化和当代文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不明确的夜晚》中，西服领带的成年人沉静地集体观望远窗外的神秘天空，他们在等待，他们希望天空出现奇迹。对这一异质文化的产物，怀揣莫名的情绪——既不热情拥戴，也不明显排斥。《评马会》中，齐楚划一的蓝色中山装所包裹着的农民兄弟们，无不欢悦喜气地品评着眼前披着国企的白马，这种满足与喜悦，这种人民公社式的幸福感，并不能掩饰他们内心的卑微，谦恭的笑声中潜在批判色彩暗藏其中，但以淡泊的情绪基调将其按捺起来。这种若有若无、忽隐忽现的激越与尖锐，让他既非往昔文明的纯然拥护者，但又对其眷恋和玩味不已，种种复杂的心理剪不断、理还乱，正是他的复杂文化背景和折衷心理的体现。
对往昔淡泊、宁静岁月的眷恋，使他将主要精力置于“怀乡”之中。他不厌其烦地绘制出记忆和想象中的一幅幅乐土，将梦中之乡全面地展开，往昔的时光都被笼罩在温煦宜人的光晕之中。少女、成人、农夫、乡民、士绅、文人、商贾，都各守其隅，各享其乐。同时，他一方面以大量的画幅来绘制种种记忆和想象中的昔日景观，也在其中夹杂不少更具象征性的因素。于是，这种江南传统街巷，既是他追忆往昔宁静、舒缓的农业文明景观的载体，也成为承载他多向思考和体验的媒介。这些多向思考，除了糅合个人成长记忆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对立外，主要集中于对佛学、禅意的推崇——僧人们在静谧的禅舍、民居中参禅悟道、冥想天地，与世无争，自成一体。
对余启平而言，经历过文革前后的跌宕起伏，改革开放的文化新潮、1990年代的消费主义、旅居日本后的重新思考……文化范式的频繁转换以及个人活动领域的屡屡迁移，他思想的复杂、折衷在情理之中。但作为一个有浓厚传统情结的当代人，农业文明时代的家园既然已逝，就无法再重现或复制，只能在追忆与想象之中编织一个梦里家乡，与今日的种种都市生存压力相平衡。
杜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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