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邮,本是汉代设置的一种职官,在当时乃至后世却声名狼藉,其形象多被扭曲。通过深入辨析不难发现,督邮形象被扭曲,有自身因素,即督邮个人素质的良莠不齐;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代“制度”受过。世人对督邮的厌恶,主要是“恨屋及乌”的心理使然。其实,历史上不乏正面、光彩的督邮形象的记载,并非“天下督邮一般黑”。
本文试图对这种矛盾现象作出解释,还督邮以本来面目。
说到督邮,大概属东晋时期大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故事中的那位督邮大人名气最大了。《晋书·隐逸列传·陶潜传》载,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适逢年终,“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解印归去,从此辞官隐居。陶渊明毅然辞官的原因,虽不能全算在督邮身上,但督邮的到来无疑是一根导火索,使陶渊明加快了奔向田园的脚步。这事件的文化价值在后代不断增值,陶渊明成了文人雅士们顶礼膜拜的偶像，作为陪衬,那位督邮却永远成了“乡里小人”,想要翻身平反都很难。
如果说陶渊明耻迎督邮的故事,主要在文人雅士中流传;那么,明代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位被张飞张三爷痛打的“督邮”形象,则永远定格在了普通读者的记忆之中。《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官”,故事中的那位督邮大人,到刘备担任县尉的安喜县巡查,傲慢无礼、贪图贿赂。刘备拒绝向其行贿,于是便要陷害刘备。恰被张飞发现,狠狠地将其抽打一顿,解了胸中一股怒气故事读罢真令人感到畅快淋漓!
不过,读过《三国志》的读者也許会发现,督邮挨打,怎一个“冤”字了得!
故事原型《三国志》所载史实,与罗贯中所演义的故事,其间相去甚远。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中,怒打督邮的主角另有其人,此人正是刘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
此事三国时期魏国史学家鱼豢的记述更详,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引鱼豢的《典略》曰:“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馀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
在罗贯中笔下,不仅刘备已被移花接木成了张飞,就是事件本身也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本来是例行公事的督邮,却被描画成了贪图贿赂的无耻贪吏。不言而喻,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小说《三国演义》中“张翼德怒鞭督邮”的形象更加脍炙人口、更深入千家万户,督邮那本就不干净的脸上,又被重重地涂黑了一笔,水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毋庸多举,仅此两例似乎就足以使督邮的“乡里小人”形象昭著于世、并为千夫所指了。
这就不禁使人要问,督邮到底是一种什么官职呢?
督邮,乃督邮书掾、督邮曹掾的简称,是西汉中后期各郡太守的重要属吏。《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守)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西汉中期,朝廷感到郡国权力过重,于是派刺史以监察,后来刺史又发展成为州级政府的长官。刺史之下设部从事,分部监察所辖郡国;郡太守之下则设置督邮以监察县。
由此可见,通过种种监察职官的设置,监察制度由此得以强化,以达到对地方的“全景监控”,督邮正是庞大而严密的监察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督邮之设,其具体办法是将各郡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根据辖县多少,也有的郡设二部、三部),每部为一监察区,由郡守选派一名督邮做专职监察官员。督邮无所不管,代表太守监察部内诸县官吏,宣达教令,司掌狱讼,缉捕逃亡等。督邮定期巡察部内诸县,并向郡守汇报,因此督邮又有郡守的“耳目”“视听”之代称。他们虽然没有赏罚权，但他们提出的奖惩意见经常被太守采纳，对于所监察属县长吏的黜陟至关重要。督邮之设，汉代最盛，魏晋时期稍衰，后隋初废郡，督邮也废。
督邮不过是受太守指派监察属县的普通监察官吏,他留给世人的印象何以如此不堪,以至于形象发生扭曲呢?
这首先是由于汉晋以来儒家士人对法家执政理念的抵制,儒家官员对察察明法小吏的恶感,都折射到了督邮身上。
汉代的治国之道,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阳儒阴法;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法家官吏各有阵营。在此治国理念影响之下,汉代涌现出很多酷吏,行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督邮之设,实际上属于法家“察察为政”治国理念的产物。当然,儒家仁政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且大行其道,以仁政为理念的官吏大有其人,他们不同程度地对“霸道”加以抵制、修正,循吏乃其代表。两种理念、两类人物互相攻讦,甚至势同冰炭,成为汉代政坛上一道奇特的风景。
这里仅举几例,以见当时朝廷、官场上的纷争。如东汉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大臣朱浮上疏严词谏止,“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后汉书·朱浮传》)。朱浮是儒家的代表,光武帝在用人方面采用法家的做派,行“明察”之政，朱浮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并以“不可经盛衰,贻后王”相警示。类似的儒法之争,《后汉书·钟离意传》亦有记载,“(汉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钟离意上疏以汉代盛行的“天人相应”传统为依据,对作为“天之子”的明帝提出告诫,曰:“天气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正因为有儒家理论做强大的后盾支撑,钟离意才能言之谆谆、无所避讳。
当然,以上所举事例并非直接针对督邮,而是直接指向了当时法家的总后台汉光武帝和汉明帝。不过,若了解了汉代儒、法理念在政治上层龃龉、纷争的大背景,也就更能清晰地把握督邮赖以生存的大背景。并且,朝廷中的论争尚且如此激烈,地方官员中间的歧见错出、交锋之激烈亦不难想见。
《汉书》中所记颍川太守黄霸与督邮的一段对话,就颇能反映这种差异。《汉书·循吏列传·黄霸传》载:“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对于既老且聋的许丞,太守黄霸与督邮的态度,一留一遣,一个折射出了儒家的人文情怀,一个反映了法家效率第一不计情面的行事作风。
汉代儒家思想的重大特色是吸纳了阴阳五行资源,进而引发出了所谓的“谶纬政治”,其核心内容是以“天意”批评“人事”,检视皇帝以至每一层级官员的弊政与自身过失。如上引钟离意上疏,将“天气未和”与群臣的“苛刻为俗”直接对应,就占据了思想制高点而不容对方反驳。这是当时的大环境,上至皇帝下至三公百官乃至基层官吏,都难逃谶纬政治的问责。每个层面出现灾异现象,由相应级别的官吏承担责任。这是儒家官员的利器,可用以对法家的苛察严酷之政施以有效的抑制和修正。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以督邮行事的威权专断、严酷无情,最容易首当其冲地遭到公众的质疑、贬损。
督邮行县,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缉捕逃亡、纠弹不法、惩肃吏治,展示着威权与杀伐。在阴阳五行观念体系下,督邮于阴阳对应着“阴”,于五行为“金”,于四时象征着“秋”。故太守多派督邮在秋季重拳出击,以成“严霜之诛”。汉成帝时,京兆尹孙宝以立秋日署侯文为东部督邮,二人之间的一段对话,极能折射出督邮的威严面相。《汉书·孙宝传》载曰:“入见,(宝)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渠有其人乎?文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二人对话,令人感觉杀气腾腾。正因如此,具有儒者情怀的太守常在春耕季节召督邮还府,以免扰民、阻滞了大自然的生生气象。《后汉书·何敞传》载:“迁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为何在立春日召督邮还府呢?《何敞传》引唐代李贤注曰:“督邮主司察衍过,立春阳气发生,故召归。”立春阳气发生,正是万物始萌之际,督邮掌纠察,象征着肃杀之气,故不宜在立春出行,而多在秋季行部。当时的公众舆论,对督邮充满恶感,一些关于督邮的荒诞故事也由此而生,以宣泄人们的怨愤、憎恶。如《后汉书·方术列传·高获传》载,汝南久旱不雨,太守鲍昱问方士高获如何致雨?高获建议他“急罢三部督邮”,果得大雨。又《后汉书·独行列传·戴封传》讲汝、颍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透过这些荒诞不经的灾异故事,可以看出时人对督邮的极度反感，甚至恨之入骨。
其实历代政治均是“霸王道杂之”，儒、法道势力虽有起伏，但始终并存，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如东晋初年元帝推崇“申韩”,命令二千石令长当“祗奉旧宪,正身明法”、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晋书·元帝纪》),以强化中央权力。丞相王导虽以推行“清静无为”之政著称,有时也不免沾染法家行事的风格。如他在为扬州刺史时,曾遣八部从事到下辖各郡“采听风闻”,探听民间舆情。此举却遭到其属下顾和的讥刺,《晋书·顾和传》载此事曰:“导遣八部从事之部,和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
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督邮的备受争议、诟病也就在意料之中。当日馀姚太守庾琛的主簿虞预就曾向其进言,抨击督邮制度之弊:“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馀人,人船吏侍皆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晋书·虞预传》)由此可见,东晋之初吏治是较为刻峻的,仅馀姚郡,竟有督邮三十馀人,其“人船吏侍”一切开销均由政府承担,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这就使得有民本情怀的虞预极力反对、大加讨伐。
此外,督邮形象的被扭曲,其自身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督邮为郡守所辟举,直接向郡守负责,督邮的个人意见关系到各县长吏的黜陟,因此督邮被称为“郡之极位”(应劭《汉官仪》)。县官们想要保官、升官,自不能怠慢、更不能得罪督邮,而是要极力讨好奉迎。督邮行部时县吏须迎接界上,有的县还安排专人迎送,甚至县长还亲自主持。上文虞预所说的“人船吏侍皆当出官”,都是围绕着督邮到来所做的特殊安排。试想,一个人周围都是前呼后拥和点头哈腰,若没有足够的心理定力,就很可能忘乎所以甚至肆无忌惮。县令、长对督邮如此逢迎、屈膝,与督邮的风光、傲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积压在县官(包括县吏)胸中的苦闷、愤怒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因畏与恨,心里会反弹出耻辱之感。随着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发深入,官员的心理反弹也就随之强烈。东汉中后期,士人中渐渐形成“清流”,与此相映成趣的,“耻迎督邮”的记载也逐渐增多,这绝非偶然。如《后汉书·周燮传附冯良传》载,汉安帝时冯良“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同书《独行列传》载范冉“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同书《儒林列传》载赵晔“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斯投,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后汉书》记述这三位县吏遁逃时都极决绝,都用了一个“耻”字,且遁去之后,无一例外地动接受儒学经典教育。可见,在当时,督邮之身份与接受儒家教化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人生选择。这些出身“孤微”的寒门子弟,即便在逆境中也绝不愿卑躬屈膝,足以说明了在当时的士林清论眼中，督邮不是人人羡慕、光鲜亮丽的角色。这些先贤事迹对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亦当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督邮乃“亲民之官”,与基层关系较为密切,其公众形象以及施政的好坏,在百姓间口耳相传,容易造成舆论影响。即以东汉末年而论,全国有十三州,下辖郡国则有一百三十个左右,每郡督邮少则二人,多至五人,粗略计算全国督邮总数不下三五百人,这还只是同一时间点的静态统计。在这支队伍中,有人贪赃枉法、为非作歹,其影响不容小觑。史载三国时期张苞为山阳郡督邮,“贪秽受取,干乱吏政”(国志·魏志·满宠传》),被高平令满宠诘责、考问。满宠也因此弃官而去。《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为汉阳太守,召郡人上邽姜岐为吏,岐“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辟岐”。故事中的督邮虽是迫不得已做了太守桥玄的帮凶,但不言而喻,这种行为将加剧世人对督邮的恶感。
然而,事情远非选边站队那么简单。督邮的存在虽然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督邮在地方治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行政管理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督邮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颇有神采的瞬间。
《后汉书·苏章传附苏不韦传》记载,桓帝时不韦之父苏谦“初为郡督邮。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前后监司畏其势援,莫敢纠问。及谦至,部案得其臧,论输左校”。汉末桓帝时宦官弄权,气焰熏天。美阳令李暠,因攀援上了宦官具瑗,为害乡里却无人敢问。苏谦不畏强权,把贪暴的县令李暠拉下马,为民除了一害,苏谦堪称督邮队伍中的“清流”。
督邮为法家治国理念的产物,这并不等于督邮个人都冷酷无情。如东汉灵帝世党锢之祸大起,督邮吴导就对党人充满同情。《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传》载:“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故事读罢令人动容。钟离意的故事更为典型。《后汉书·钟离意传》载钟离意事迹曰“少为郡督邮。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府下记案考之。意封还记,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后外,《诗》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远。今宜先清府内,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太守甚贤之,遂任以县事。”钟离意年纪轻轻,却能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不能不说是受儒家思想长期滋养的结果。由此可见,督邮虽与法家是近亲,但也不能将督邮个人脸上都贴上法家的标签,督邮本人也有可能是拥有仁者情怀的儒家士人。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怀,像钟离意这样的督邮就能突破身份的局限,以柔性的、富于人本精神的方式施政,自然能得到百姓的爱戴。如《钟离意别传》载:“汝南黄谠拜会稽太守,召意北部督邮。时郡中大疫,黄君转署意中部督邮。意乃露车不冠,身循行病者门,入家赐与医药,诣神庙为民祷祭。其所临户四千馀人。”(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二五三“职官部·督邮”条引)钟离意临危受命,被调到疫情严重的中部地区做督邮,他挨家挨户巡行赐药,亲自医治了四千馀人。他身上折射出了仁政的光辉,这样的事迹任何时代都应该大力弘扬。
但是,在儒家士人眼中,法家明察之吏因未沾溉先王之道的雨露滋养,而缺少了仁者情怀,只能成就一些小事,终不能致君尧舜、化成天下。这就正如汉章帝时的大臣韦彪所言,文法之吏“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后汉书·韦彪传》),始终是等而下之。东晋时期儒者徐邈在致豫章太守范宁信中也表露了近似的看法:“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以上所举二人言论虽为个案,但不妨说是历代儒家的总体性认识。督邮,乃至与督邮类似的监察之官,在儒家大传统中,始终是“类无大能”的察察小吏。不仅如此,如徐邈所说“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督邮从其一产生起,就被儒家士人打上了“小人”的标签。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逐渐深入,这样一种认识也在士人、民众中间不断被强化。督邮受命于太守,其很多举措都是直接秉承了太守的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说,督邮不过是在遵循上级的指示例行公事。但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却把恶政的烂账算在了出头露面的督邮身上。虽然也有勤政爱民的督邮,却始终无法扭转世人的恶感。督邮形象的被扭曲,我们虽然为其抱不平,但终究也是无可奈何!
说明:本文来源于2013年9月《文史知识》，原名《千夫所指说“督邮”》，作者白振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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