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书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恶之花》，它奠定了波德莱尔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驱和预言者的身份。
书影
在书中，波德莱尔对一位名叫康斯坦丁·盖斯（Constantin Guys）插画家赞誉有加（当时摄影太贵，像他这样快手画速写的插画家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新闻摄影记者），把这位盖伊先生作为“现代生活的画家”的代表。
后世不少人为波德莱尔的好友马奈鸣不平，认为在波德莱尔生活的时代，马奈可以算是最当得起“现代生活的画家”这个名号的人了，波德莱尔却不提马奈，而是对盖伊先生赞誉有加。
事实上波德莱尔年纪比马奈大，又死得早，在波德莱尔写《现代生活的画家》的时候，距离他本人去世只剩下4年，此时的马奈刚刚开始确定专属于他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完全成为我们所认识的那个“马奈”。盖伊先生年纪比波德莱尔和马奈都大不少（不过比他们两个活得都长，盖伊一直活到1892年，90岁高寿），“现代生活的画家”这个称号，于盖伊先生是一个赞美和总结，于马奈而言则是一个预言和一种期许。
马奈
其实波德莱尔是把盖伊先生作为一个代表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现代生活的画家”也不仅指特定的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开放群体。你会发现盖伊先生的画跟后世的德加，修拉，劳特雷克，乃至更晚的毕加索和马蒂斯的作品都有共通之处（有一次毕加索画了一张素描，然后署名为“Constantin Guis”，《现代生活的画家》对毕加索的影响很深）。不仅是盖伊先生，马奈，后来的印象派画家们，后印象派画家们，包括波德莱尔自己，他们都是“现代生活的画家”，他们"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
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活的画家》发表的时间是在1863年。就在这一年马奈在“落选者沙龙”展出了作品《草地上的野餐》，因此抢占了报纸头条，也遭受了庸众排山倒海的批评。5月马奈展出了这副备受争议的画，11月波德莱尔就在《费加罗报》发表了《现代生活的画家》，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马奈，但这本书里每一句话都可以用来替马奈辩护，“现代生活的画家”这个头衔也被后世认为是对马奈和他的作品最佳的诠释。
《草地上的野餐》构图致敬了乔尔乔内 和/或 提香（这两个人经常合作画同一张画搞不清谁是谁）的 《田园合奏》。换成同时代别的画家会把时代模糊掉，只是画几个“古时候的人”在草地上纯真无邪地野餐也就没事了，没有人会找麻烦。马奈却故意画了两个身着当代服装的绅士和一个裸女一起在草地上无所事事，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奇特的场景。（后来，毕加索，塞尚，莫奈，都画了同名画作来致敬马奈的这幅《草地上的野餐》）
草地上的午餐
这幅画的画幅巨大（208 cm × 265.5 cm），当时通常画“历史画”才会用到这么大的画幅。所谓的“历史画”也不是什么真实的历史，而是虚构的古代著名战争的场景，或者神话传说中的著名场景。这些19世纪新古典主义“历史画”存在的意义在于：用19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正统价值观来对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加以诠释。
我通常很少会说，一张画是想表达什么，应该怎样欣赏它。而是会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家在创作某个作品时，他本人经历过什么，他的思想倾向以及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是怎样的。但在这里，我可以确定的说，这张画对于当时那种假正经的“公序良俗”，这是一种巧妙的嘲讽和故意的冒犯。
马奈一直是一个非常擅长优雅地开嘲讽的人。《草地上的野餐》是一张在当时绝无仅有的，不是为了宣传什么正确高尚虔诚的价值观，也不是为了取悦特定的客户而创作的画。如果说画家有什么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戏弄一下那些看到这幅画就大惊失色，斥责其伤风败俗的人吧。
过了两年，马奈展出的新作《奥林匹亚》再次激怒了同一批人。（《奥林匹亚》构图上也是致敬了提香的经典画作，《乌比诺的维纳斯》）。再一次，马奈没有去模糊裸女所处的时代，而是用背景，鞋子和配饰明确告诉观众：这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不是什么神话中女神，也不是吃禁果之前的夏娃，她也不是在沐浴，就是这样果体斜躺在床上，没有丝毫羞怯，而是平静淡漠地和画面外的观众对视。她显然是一个高级妓女，右下角那只拱起背的黑猫暗示着金主即将到来，而她表现出的淡定让画面外的伪君子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冒犯。
奥林匹亚
乔尔乔内和提香 田园合奏
“奥林匹亚”这个名字更是火上浇油，那是古希腊众神居住的地方，给这样一幅画取名《奥林匹亚》，跟几十年后劳特累克画一张妓院的会客厅然后取名《红磨坊街的沙龙》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奈自然又从同时代的伪君子那里收获差评无数。不知何故他却觉得意外，还写信给波德莱尔求安慰。波德莱尔并没有认真安慰马奈，只说“你也太在意那些白痴们的看法了”。
又过了两年，波德莱尔去世，时年46岁。波德莱尔下葬的那一天，马奈开始动笔画《波德莱尔的葬礼》，直到他自己去世也没有完成。但是波德莱尔却一直活在他的心里，成为了他灵魂的一部分。后来马奈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一只邪魅不羁的黑猫，人们说，这只猫代表了波德莱尔。
马奈继续用画笔来探索和记录“现代生活”，记录一个时代的真相：在1862年的《气球》里，他画了巴黎民众聚集街头，注视着气球升起，却也没有忘记画上一个跛脚的男孩，和敏捷地爬上旗杆的孩子形成了对比。在1878年，在《插满旗帜的蒙尼耶街》中，他也同样不忘描绘一个身穿工人服独腿男子拄着拐杖，独自朝着一条几乎空旷的街道阴影中走去，他是一个战争或巴黎公社的伤残者，街上则讽刺地挂满了庆祝的旗子；在《火车站》中，他画了19世纪隆隆作响的火车的蒸汽声音和震动。他画了四个版本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处决》，附近还站了几个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来看处决吃瓜群众……对于同时代的伪君子们，他“不是有意去冒犯，但却坚持在冒犯”。
《插满旗帜的蒙尼耶街》
马奈终于成为了波德莱尔预言中那个人，一个新世代也随之而来。这样的亲密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商业互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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