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们与字画商的密切合作在19世纪的欧洲一刻也没有终止过。评论家通过撰写文章来营造一个颇具时尚的绘画市场，画商的职责则是诱使公众接受前者的推销。
也许对于推销早餐食品和化妆品来说，广告有着一定的效果，甚至非常必要。但这类广告的存在对艺术家来说，却是毁灭性的。
尽管这种手段能给个别画家和画商带来财富，但却致使艺术转变成短期疯狂或流行的投机性质的东西，如同冰上燃起的篝火，即便同样能发出炫目的光芒，但片刻即会化作一地残灰。
如果你能从上述情况中得出19世纪艺术家生活在极其悲惨境地的结论，那么无疑你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关键。画家同音乐家一样依旧在各种外在环境的重重包围中坚持着信念。这些优秀的人无法放弃自己的理想与创作冲动，只能不计得失和后果地绘画和作曲。
在拥有推销天赋或道德良知之前，他们永远会从自己这种毫无直接目的的做法中深深感到身处位置的尴尬、他们正在创作一种相对不协调的作品。也许某个地方有人因天生喜欢绘画，或者是绘画迎合了他作为艺术品保护者的虚荣心而购买了艺术家的一幅画。
或者，画商充满自信的推销致使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某座城市欲购买几幅油画艺术品以作为宣传其较高文化品位的一种便利手段，尽管这些作品很快会被闲置在博物馆中。可以说，整个城市为教堂里的一幅色彩鲜艳的绘画而兴奋不已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教皇和国王为得到某位知名艺术家的服务而争吵不休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
画商充满自信的推销致使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
得到了个性解放的画家事实上却成为艺术上的迷途者。
在以前的时代里，穷困的艺术从业者如果实在对绘画缺乏兴趣，待他找到一份有适当收入的舒服工作以后，即可结束绘画生涯。但现实却是这类人多以低级和粗野的笔调来反抗抛弃他的社会，转而变成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活动不再受任何确定标准所限的艺术家也成为伟大的实践者，他们借鉴中国人、波斯人、阿兹特克人和陌生的非洲部落的风格，尝试着与众不同的绘画方式。过去的年代里曾遭受众多严格限制的天才们，在现如今可以大声宣布自己不再受任何形式或色彩规定的约束。
艺术家将画室变成实验室，他们如同维萨里解剖偷来的尸体一般，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从事光线的分析研究，尽管不太成功。他们将夕阳描绘成绿色，将人的面孔描绘成绿色，将红色玫瑰描绘成蓝色，将黄色沙滩描绘成蓝色。他们更将自己粘在手织材料或黑色纸板上的少量马鬃称为民主的灵魂或女性的胜利。他们非常鄙夷地看待过去的作品，将其视为人类精神被束缚的野蛮时代遗迹。
然而，他却呈现给我们如同一位狂躁顾客在电话亭墙上随手涂鸦一般的作品。要么承认他是最新思想的探路者和1938年精神的领袖，要么接受艺术上的顽固派和精神上的反动者的指控，他让我们只能从两者择其一。就如同他同时拉响所有工厂的警铃以噪音来为弦琴伴奏，然后却要求人们承认这是劳动交响乐一样。
艺术家将画室变成实验室，他们如同维萨里解剖偷来的尸体一般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从事光线的分析研究，尽管不太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