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历史的教训》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阿里尔·杜兰特著，本文出自书中的 '增长与衰退' 一章
1、历史一再重演，但只是在大的方面与大的事件上是这样的。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未来，就像在过去那样，会有一些新生国家兴起，而一些古老国家会衰亡；会有一些新的文明伴随着畜牧业和农业开始，随着商业和工业扩大，进入到奢侈腐化的阶段。思想，就像维科和孔德所认为的那样，一般而言，会历经超自然解释、传奇解释到自然主义解释的过程；新的学说、发明、发现和谬见，也将会激励各种思想潮流；新生的一代将会反抗老的一代，但是会经历由反叛到适应再到对抗的阶段；道德上的实验也会稀释传统，威胁到它们的受益者；创新的狂热会因时间的无情而被遗忘。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重复着，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改变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悠然，在面对经常发生的状况，以及像饥饿、危险以及性爱一样的刺激时，总是准备用最古老典型的方法去应对。当然，在高度发达和复杂的文明社会中，个体要比在原始社会中的个体有更多的差异和独特性，许多情形中包含新奇的情况，需要修正直觉的反应。习惯在减少，推理在扩展；结果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未来是否重复过去并不那么确定。每年都会有奇遇。
2、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即文明都会经历生长、繁荣、没落、消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机勃勃的洪流变成一潭死水。那么，文明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
今天不会再有学者严肃看待17世纪的概念，认为国家的起源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也许大多数国家（指组成一个政治组织的社会），都是由一个集团征服另一个集团，以及征服者持续使用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形成的；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最早的法律；这些命令再加上民族的民俗，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明显地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当统治者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像埃及和亚洲的河流），组织被统治者劳作时，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又构成了文明的另一个基础。当思想与感情的活动，超越了原始部落的常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紧张关系。对于发展的进一步刺激，来自于周围环境的一切挑战性的改变，如外部的入侵或者是降雨的持续短缺——这种挑战可能通过军事上的改革，或者建造灌溉水利系统而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问一句：一种挑战是否会引起回应，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答案是，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有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他们思路清晰，意图强大（这几乎就是天才的定义），能对新的情况做出有效的反应（这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假如我们再问，怎样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个体？我们就得从历史回到心理学和生物学——也就是从环境的影响和染色体的奥秘中去寻找答案。总之，如果成功地回应了一种挑战（就像美国在1917年、1933年以及1941年的情形一样），而且胜利者又未大伤元气（就像英国在1945年的情形一样），则这个国家的地位与士气便会上升，从而使它有能力去应付更进一步的挑战。
3、当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明衰亡的时候，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领袖或思想领袖在回应变革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
4、在一个社会中，因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平等，就会分化成两个阶层，一个是少数的文化精英，一个是多数的芸芸众生，他们十分不幸，因为天生的原因或者环境的关系，无法继承或者发展出高贵典雅的水准。随着这个多数的增长，它会对少数的文化起到拖累作用；它的谈吐、服饰、娱乐、感情、价值判断会向上扩散，多数内部的野蛮化是少数控制教育和经济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随着教育的普及，神学失去了威信，它表面上还得到服从，但已经不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希望。生活与理想日益世俗化，不再对超自然的解释心存敬畏。当道德法典的人类本源被揭示出来，神的监督与惩罚消失之后，道德法典也失去了光辉和力量。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摧毁了知识阶级中的旧信仰；在近代欧洲的许多国家，哲学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只不过是普罗泰戈拉变成了伏尔泰，第欧根尼变成了卢梭，柏拉图变成了康德，特拉西马库斯变成了尼采，亚里士多德变成了斯宾塞，伊壁鸠鲁变成了狄德罗。古代就像现代一样，善于分析的头脑瓦解了支撑着道德法典的宗教。新的宗教出现了，但是它们与统治阶级分离，不再为国家服务。在理性主义战胜了神话之后，是基督教之前一百年里怀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代，随着基督教时代之后一百年里类似的胜利而出现的，也是这样一个时代。
若是处在旧道德规范已去，新规范尚未形成之间的伦常松懈时期，失去约束的一代人对旧的限制和生活方式，仅有一点残留的依附感，绝望之中便会陷入奢靡腐败、家庭伦理等一片混乱之中。不会有人认为“为祖国献身是高尚的、荣耀的事情”。领导者的一次失败，就可能使国家的力量被内讧所削弱。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失败可能会成为最后的一击，或者外部的野蛮入侵会与内部泛滥的野蛮现象结合在一起，让一个文明寿终正寝。
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吗？不完全是。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而言，都无权要求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正是时候，则死亡是可以得到宽恕的，而且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面临死亡，也不会感到悲愤。但是文明会死吗？也不完全是。希腊文明并不是真的死了，而只是外壳不再存在了，栖居地发生改变了，内涵得到延伸了；希腊文明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即便是终其一生，也难以将其全部吸收。荷马的读者，今天的人数要远远比他那个时代和国家多得多。在每一座图书馆和每一所大学里，都存放着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个以哲学“为人生乐事”的研究者，在钻研柏拉图，以期获得思想的领悟，扩展生命的维度。创造性思想的这种经过考验的存在能力，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才是真正的有益人心。
国家消亡了。古老的地区变得一片荒芜，或者是遭受了其他的变迁。韧性十足的人，重振精神，拾起了他的工具和技艺，带着他的记忆。如果教育能够加深和延伸这些记忆，文明就会随着他而迁徙，在另外某个地方重建家园。在新的土地上，他不需要完全重新开始，也不需要在没有朋友的帮助下独自前行；通讯和交通仍会使他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犹如生活在有营养的胎盘里一样。罗马引进了希腊文明，并向西欧输出；美国从欧洲文明中获益，又准备以前所未有的技术方式，再次传播出去。
文明使人类灵魂世代相传。人的生命通过传宗接代而超越了死亡，—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漂洋过海，将它的遗产传递给继承人。甚至就在这些话被写下来的时候，商业与印刷、电线与电波，以及看不见的空中“信使”，正在把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文明联合在一起，为所有人保存已被赠予人类的遗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