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发生了著名的朋党之争，此时掌权的是高太皇太后，她就是通过激励党争，以下制下的巧妙手段来稳固她的统治的。
宋神宗时，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也引起朝廷内激烈的新旧党争。
冲突最先在苏轼和担任赵煦师傅的程颐之间展开。苏轼很瞧不起程颐一举一动都照搬书本的那种迂腐气十足的作风，常当众奚落他。从此朝内大臣以气相争，各立山头，分成了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下有贾易、朱光庭等人；蜀党以苏轼为首，包括他弟弟苏辙和侍御史吕陶等人；另有刘挚、梁焘、王岩叟等结为一伙，号称朔党。各党之间，泾渭分明，互相攻讦。此党反对的，彼党必支持；彼党支持的，此党必反对，大家意气用事，不顾是非，乱哄哄闹成一团。
刘挚与吕大防同任宰相，两人很早就有矛盾，加之此次政见不一，矛盾更加激化。
虽然太皇太后曾经讲过“要一心为国，不要拉帮结党”的话，但总的来看，她对党争的态度是比较超然的，不像哲宗赵煦那样反感党争，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对党争忧心忡忡。她不在乎党争如何激烈、如何荒唐，甚至有时还会给党争煽风点火，扩大党争的规模，使这班朝臣唯对自己俯首听命。
一次，朱光庭抓住苏轼给馆职考试出的试题一事弹劾苏轼，吏部尚书兼侍读傅尧俞和王岩叟也附和说试题不当，高氏说：“这是朱光庭的私意，你们只是党附朱光庭罢了。”吓得傅、王赶紧要求辞职。然后她再下诏对试题批评一番，请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依然上朝供职。这显然是在利用党争各方的矛盾来维护自己仲裁一切的权威。因此，她对党争各方孰是孰非的评判，始终坚持了一条标准，即任何一方只要不妨碍她垂帘听政，不蔑视她的权威，无论争得多么激烈、多么荒唐，她都能容忍。但如果某一党对她稍有妨碍，或者稍有指责，无论他是什么人，她都会立刻翻脸，给他点颜色看。
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推荐他当了崇政殿说书，即赵煦的老师。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赵煦生了一场麻疹，好几天没有上朝，也没去迩英殿听课，这事宰执大臣们连问都没问，高氏也照旧上殿视事。程颐看不下去，就站出来问宰相吕公著：“皇上没上朝坐殿，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吕公著回答：“不知道。”程颐说：“二圣(即赵煦和高氏)临朝，皇上不坐殿，太皇太后就不应该自己坐在那里。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居然不知道，说得过去吗？”第二天，吕公著等人才去向赵煦问疾。程颐则因这番过激的话得罪了高氏，不久就被罢官，被赶回洛阳老家去了。一个月后，贾易也被加上“滔事程颐，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党”的罪名，被贬出朝。到了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宰相又建议任命程颐担任馆职，高氏仍怀恨在心，不肯答应。
高太皇太后不愧为“发中尧舜”，深居内宫，竟然用如此一个巧妙的办法，保证了自己权力地位的稳固。虽然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内耗，但既能保住权力宝座又能避免造成政变，也算是利大于弊的权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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