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出力也赔钱，英雄流血也流泪的现象，一直存在。于10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有望改变这一现象，其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的“撒玛利亚好人法”。撒玛利亚好人的故事梗概是：一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重伤躺在路边。曾有犹太人的祭司等人路过，但都不管不问。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不顾教派隔阂，照顾受伤的犹太人并出钱将其送进旅店。所谓的“撒玛利亚好人法”，简言之，就是免除非专业人员在见义勇为过程中因疏忽造成的损害的责任。
美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有各自的“撒玛利亚好人法”。美国《布莱克法学》对“撒玛利亚好人法”解释为：免除一个人（非专业救护人员）在救助极度危险中的人的过程中，因疏忽加重危害的责任。加拿大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无心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德国刑法也规定，公民有义务为发生意外事故或处于危险中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果出于善意在救助过程中造成进一步危害，救助者免于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国、巴西、塞尔维亚的法律甚至强制赋予了公民救助他人的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好人法有例外条款，规定：因为严重疏忽造成的损害，施救者仍要承担责任。
相比这些例外条款，中国的“好人法”更加鲜明。从2016年12月到今年3月，民法总则（草案）第184条经历了3次修改。最初的版本是“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经过3次修改后，删除了前几次审议稿中的“重大过失”字样，仅规定“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非专业施救者不需要对伴随施救而产生的后果负责。
删除“重大过失”承担责任，合乎人们的常识，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更合乎法理。这是因为，某种程度上，重大过失担责，是一个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如果施救人知道自己会犯下重大过失，一定会尽力避免。那么，这在逻辑上就产生三个推论：一、尽力避免仍然无法避免的过失，就不是过失；二、明知会有重大损害发生而不尽力避免，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不在第184条的范畴之内；三、产生重大过失都是因为施救人自身不知道、没意识到，那么，既然无法意识到何为重大过失，为了避免自身犯下重大过失而担责，就只能选择，打电话报警，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场。
前不久，一个女子在路边头被护栏卡住，由于害怕在救助过程中伤及女子，无人敢上前帮忙，女子最终窒息而亡。很多时候，第一时间的抢救非常重要。比如，人一旦发生心脏骤停，通常10秒左右意识丧失，30秒呼吸停止，4分钟后发生脑死亡。急救人员到场时间通常都超过这一时限。如果在场的人能够及时为患者进行必要的紧急救护，坚持等到专业的医护人员赶到，将大大提高急危重患者救治率。所以，提倡在场人的施救就非常重要。
现场的人的施救未必是100%科学，也未必不产生二次伤害，但这些伤害不可避免，某种程度上，是“值得”的。对于脖子被护栏卡住的女子来说，比起窒息而亡，脊椎的伤害肯定不算什么。所以，删除“重大过失”承担责任的内容，将从法律层面免除很多人的后顾之忧，鼓励更多人“路见危难，伸出援手”。
那么，当法律免除了几乎任何责任之后，人们不害怕施救了，对施救技能的要求，就会成为下一个突出的问题。只有具备技能，才能合理施救。不妨假设一下，心脏病人倒地，施救人不实施心肺复苏术（哪怕不规范），而是去针刺耳垂放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耽误了本来要来实施心脏复苏的人。这算不算重大过失呢？再或者有人在餐厅中风，然后有人马上开始灌汤，堵塞了气道，这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按照现在中国人的急救意识，“救错了”是大概率的事情。这又该如何面对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重大过失”条款删掉了，正确急救的科普、培训一定不能少。现实非常严峻。根据深圳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的数据，该市市民急救知识和技能普及率仅为1%，其他地区的数据会更差。
民法总则尚未付诸施行，在这些现实之下，可以预见的是，法律施行后，其具体司法层面必然会出现一些伦理、道德上的困境。不过，法律本身和社会技术、文明水平总是处于一个不断适应的动态过程中。法律并不仅仅被动适应社会现实，很多时候，法律可以积极拉动社会现实的发展。中国的“好人法”，或许可以极大地抬升中国人的急救意识与急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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