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认为“君主如父”的“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钱穆也说，明清二朝“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需要理性地正视：近古父权主从隶属的沉渣泛起和元明清专制独裁的登峰造极，都与北族王朝的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等纲常传统，同时也较早出现过“民贵君轻”、道和道统高于君统等开明思想，后者还在“唐宋变革”中随谏议制成熟而有所上升。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均属社会经济层面对“唐宋变革”的逆转，它们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蒙古等北方民族父权制主从隶属俗。这种主从隶属还借“雇工人”等律条渗入了《大明律》。清朝入关后,“八旗制”南下携入的壮丁、包衣等，同样带有奴仆半奴仆性质。于是，“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之类的父权制主从或主奴习俗，无形中和儒家“纲常”糟粕部分悄然内外混合，逐渐汇成南北通行的“君父”至上。
此观念的力量及影响，绝不可小觑。由于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都属于全民当差服役的秩序，包括社会文化精英的士大夫官僚概莫能外，统统被束缚在“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的桎梏牢笼之中，很自然地恶性扭曲了传统的“君臣之义”或俸禄雇佣惯例，让官僚士大夫也蜕变为“纲纪之仆”和听候皇帝差遣的“役”。
最终“君父”压倒了道及道统，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君父”至上或主宰，遂成为元明清君臣及君民关系的不二法则。一方面，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带入的父权制主从关系或主奴观念，恰依赖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较稳定存在，得以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构成的全民当差秩序，客观上提供了君臣及君民主奴化所赖以扎根生存的深厚社会土壤，有力支撑着政治文化层面以臣僚奴化为代价的元明清“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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