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历史起源，应该从黄帝时期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说起。这个起源问题必须从倉颉創立漢字所表述的造义，来研究。黄帝时期的存在，那么，五帝时期就存在，时间是连续的。至于文献中记载的五帝时期的历史，是不是史实，那就另说了，肯定融入了后世作者的私货，主观等。
夏朝是存在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可能不是王朝的方式，而是另外一种方式，后文我将会做叙述；夏代，是不是从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私有制也就存在阶级，阶级社会就存在阶级斗争。尽管历史事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在古代的《诗经》等还是有所反映的。
我们的典籍真正比较多的是，出自春秋战国以后，以两汉为最，春秋战国时期的好些或实或虚的典籍经过秦时项羽的一把火，遗失了许多，但大家不必过于介怀，因为以人为载体的历史或许会变形乃至走样，但终究是不会丢失的，所以有了后来两汉时期的典籍大爆发。我们应客观的看待咱们的文献典籍，不能盲信，也不能不信，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努力和辨析去表就离，获悉相对的真实客观！
【摘】：初制冕服。（《易·系辞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士冠礼》疏引《世本》：“黄帝作冕旒。”
【解析】：本文认为，有熊氏为西北势力部落之首的时候，即五千年前应该还没有制冕服（冕冠）的行为，但可能有改制服饰的款式和不同面料以“辨尊卑，分贵贱，别等威”的做法，此应为后世的一种认知理解，冠于黄帝之名以示久远。
冕服：盖（夏）商周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等的礼仪服装（上玄下曛），周代的冕服由冕冠、玄衣、曛裳组成，额外配有芾、革带、大带、佩绶、舄等。
从史料的记载上可以看出，早在夏商时期可能有了冕服，如《论语・泰伯》载：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尚书・商书・汤誓》载：有王曰：“格尔众庶， 悉听朕言”的告诫表明国王有至上的权利，等级制度已形成。《尚书・商书・太甲中》有“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说明奴隶主贵族穿冕服举行祭礼，只不过夏商时的冕服没有周代那么完备。不过《论语》、《尚书》、《礼记》等文献资料多为春秋时期（孔子）以后著述而成，这说明冕服这种作为在春秋时期以前肯定是有了的，那可以推定西周时期冕服制度应该趋于成熟了。殷商时期则有待商量，至于能不能上推到夏时期，得打个问号，而五帝时期大概是没有的！
冕有六冕：大裘冕（王祀昊天上帝的礼服）、衮冕（王之吉服）、冕（王祭先公与飨射的礼服）、毳冕（王祀四望山川的礼服）、纟希 冕（王祭社稷先王的礼服）、玄冕（王祭群小即祀林泽坟衍四方百物的礼服），六冕与大带、革带、芾、佩绶、赤舄等相配，因着服者身份地位的高低，在花纹等方面加以区别。冕冠作为冕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冕服中最尊贵的礼帽，这在影视剧中很常见，此处略过不表！
与冕服相配套的还有舄（读xi）、屦（同 履），即鞋子。古代各种鞋履中，以舄最为尊贵，通常以葛布或皮革等材料为面,夏天用葛,冬天用皮，一般是皇帝王妃、百官行礼时穿的鞋。“礼舄”制在战国有废弃、汉代重新恢复以制礼。履是古代男女日常居家穿的鞋，出门或做活则着屐（木屐）。广义的履，泛指用丝帛装饰的鞋，包括麻履、皮履、葛履、草履等，丝履等；屐，一般指木屐，分无齿屐和有齿屐。
本文想着重分析一下“舄”，周朝设有专门的“履人”来管理王和后的鞋子，舄是双底的（上层为布底,下层为木料做的托底），屦则是单底的（一般为布底）。王的舄分三等，赤舄为上（《诗·豳风·狼跋》：赤舄几几;《周礼·天官》-- 屦人掌王及王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次为白舄（帝王在军事、视朝时所穿的白色复底鞋，与韦弁服或皮弁服搭配）、再次黑舄（日常礼仪着装），王后的舄以玄舄为上，青舄、赤舄次之。王和王后的着舄顺序在隆重的祭祀场合是一一对应的。舄的款式分为单头、双头、方头、尖头等等。
冕服的成熟期应为周代，周代冕服制度的确定，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给中华礼仪传统打下了坚实的底子，是为“周礼”。毫无疑问，在周时形成的周礼对中国古代礼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华“礼仪之邦” 的美誉盖始于周。春秋时期，孔子对周礼推崇备至，一度将其发扬光大，如《仪礼》、《礼记》等著述非常的完备，以后历朝历代有关礼仪、礼典、礼制、礼教等方面的著作也是极为丰富。“周礼”制度逐渐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制定礼仪制度的典范和模板。周代的着装规范冕服也就成为后代统治者祭祀典礼上衣冠服饰效仿的对象，虽然冕服样式有所变更，但其基本形式和内容基本没变，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后期
- 上面为什么特别提出舄屦，因为在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顶尊青铜人像
有些朋友就开始把这件器物往域外靠，首先我个人并不排除三星堆可能有域外文化的成分介入，但不能出现一些小差异或者不明差异，就再次放飞，这与文化是否自信无关，与可能的事实相关，请大家切莫过度解读。
我也就自己知道的一些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和讨论，如果师友们有对舄屦文化更清楚的，还请不吝分享！
史记 本不是官修之史 前期更多的是司马氏的个人行为，后期有汉武帝的意志介入。到东汉时期史记都没有被正式对待过，大户出身的班氏是司马氏的推崇者 这才慢慢被重视。历史有流传 史记 有正副本，并非没有道理。《史记》以黄帝时期作为中國历史的起源，仅凭这一点，司马迁的史识是常人不及的，鲁迅评价《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并没有过誉，名副其实。
后人都希望前人史家秉笔直书，因为不用自己承担秉笔直书带来的后果。
交作业！
【摘】二十年，景云见。（《艺文类聚》一、《太平御览》七十一引《春秋演孔图》：「黄帝将兴，黄云升于堂上。」《左传·昭十七年》疏引服虔曰：「黄帝将兴，有景云之瑞。」）
【解】二十年，此年仅为参考，历史上但凡有德之王诞生，天必有异象，这种做法逐渐成为后世论述的一种标配，所以黄帝之年，必现景云，即祥云，瑞云。诸如《淮南子·天文训》载：“虎啸而谷风生，龙举而景云属。”《文选·应贞》载：“凤鸣朝阳，龙翔景云。”《旧唐书·睿宗纪》载：“其日，景云见。”等等等等
【摘】以云纪官。（《左氏·昭十七年传》：「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解】此项应为后世摘抄于《左氏·昭十七年传》的郯子之言：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 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黄帝属云，敬天法地，迁徙无定；炎帝属火，刀耕火种，农耕先行；共工属水，农耕水利，筑城修坝；太昊属龙，百王之首，知识代表；少昊属鸟，凤鸟之瑞，帅鸟居西；太昊，炎帝，黄帝前文已有一些叙述，此处再提一下，少昊和共工，在传统文献里，几乎都把少昊归属在了黄帝有熊氏一脉，共工氏则归于“四罪”之一，本文对这样的做法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少昊帝挚跟黄帝有熊氏不仅不是隶属关系，反而是争端方，不仅如此，胜出者还是少昊，见下文详述。另，共工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史料记载更是无稽之谈，就如有鲧氏一样，前文有说过“四罪”非四罪，而是四杰，为什么有这样的论述，后面到了他们的时候，文中会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典籍做详细推据和论述。
【摘】有景云之瑞，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时见于摄提，名曰景星。帝黄服斋于宫中，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凤凰集，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东园，或巢于阿阁，或鸣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鸟来仪，有大蝼如羊，大螾如虹。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宋书· 符瑞志》。）
【解】 此项为《符瑞志》标准操作，有德之君，圣王之世，必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鸟朝凤，神鸟来仪，这样的做法成为后来文学体裁如演义、小说、戏曲、评书等的参考用词，流传于民间。此处需要注意几个名词：景云—圣王之世、景星—有德之君、玄扈--灵龟负书丹甲青文、洛水—祭天问水，这些词是后文叙述的高频词。
这里最关键的一句是：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是沿袭于“五德说”对黄帝有熊氏的定位和评价，这里面有五行学和玄学的成分，本文以为有熊氏及其后世能广泛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应该跟其经济活动的变更有关。原来的迁徙无定的游牧渔猎经济渐渐向步步为营的农耕采集经济转变，这样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以有熊氏为代表的游牧族群逐渐与太昊集团融合，并与少昊集团在古河济地区接触和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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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概念：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并不包括大禹，彼此之间相互关系并不是一个血脉延续下来，谈到血脉，也就无法证明了，也无法求证了。如证明黄帝时期的历史，只有解读倉颉創字之初所表述的本义、造义，逐渐解开黄帝时期历史真相。研究五帝时期，除了沿袭了黄帝时期不断抗灾除恶的思想，抗击动物野猪灾害，抗击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抗击瘟疫疾病等，只有从神话和传说中，还有文献中解读五帝时期的历史。由远及近的历史宗旨都是抗灾除恶的过程，应该是没有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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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黄帝战蚩尤涿鹿之戰，蚩尤的原型并不是古代先民，而是，指动物野猪群落，形成了动物灾害，危及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生存。
尧舜时期的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鲧禹治水，都是抗击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说起自然灾害，也就追溯到炎帝的火耕开荒辟地，造成环境的变迁。也造成了动物栖息地的减少，如动物野猪栖息地的减少。野猪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年复一年形成动物野猪灾害。
《诗经.伐檀.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就是指野猪灾害，并不是指商代的统治阶级。
春秋时期根据传说修编的汇总，直到秦汉时期蒐集成型，而是五个时代或势力代表，有没有承袭关系不清楚，至少是在历史上留下过足迹的存在，但可能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具体怎样不得而知！
最早期人类，应该是指倉颉创立漢字，才有了人的概念，只有对人的概念的理解，才有做人的主观，主动。知人，知道人字的定义，是区别人与动物的界标。
黄帝、蚩尤、倉颉等字本义是什么？如何解读这些漢字的本义，等等，俗语，有了文字就应该有了信史，其实，并不完全正确，有了释读漢字造义的方法，就有了解读造字之初历史方法，才有信史。
我们不能追溯到倉颉创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就不能解读黄帝时期的历史。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的地点并非河北的涿鹿，黄帝出生地也不是河南的新郑，嫘祖西陵氏，也不是四川的绵阳，都是处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周边。如炎帝陵，就是陕西宝鸡，而不是湖北的随州。
如果建立中國历史的时空坐标，就应该确定黄帝这个历史时空坐标的原点，没有原点，上古历史坐标就不能成立。
倉颉創立漢字，就确定空间和时间概念，漢字体系是人类最早最客观的概念系统，我们只有释读漢字的造义，理解漢字的真义，才能理解倉颉創字以字载史的真谛。中國历史起源于倉颉造字，也就近五千年的历史，中國的历史也是秦国的历史，至于东方六国的先秦史，必定掺杂着儒家思想的历史观。
关于上古最早的大神，我猜想应该是女娲的时代鉴定
2。1
因为有女娲造人的传说，撒土成人，我估计女娲是最早研究接生的个人或者一群人，人类学会火，火有灰，可以干燥止血，之前看到一个帖子说陕北很多女性在上世纪还没有卫生巾的时代，对付大姨妈是用的草木灰。
于是我想到，估计女娲就是接生了以后，用草木灰来止血和给小孩子擦掉羊水和血迹，因为当时对生孕的了解不够，接生的时候不就是相当于造了一个人出来吗，然后清理工作最早可能用叶子，后来用干土灰，再后来用火烧过的草木灰
这可不就是女娲拿着叶子刷土，然后变成了人？
2.2
然后女娲最有名的传说就是采五色石补天
之前也有幸看过好几个帖子，提到天文历法，也有大神说过，就是女娲极有可能是把360天的历法修正成了365天，当时应该还没有文字，估计也就是停留在结绳记事，或者有了特定的语音交流，知道是什么意思，互相传达这种历法的时候，特别用了5种颜色的石头来告诉人们，历法的变化
我们看古文，发现古文的一大特征就是简单，几个字表明很多含义
所以估计语音流传下来的，女娲采五色石以补天，被后来的文字记录者如实记录，但是没有注释，或者后来被误解。
2.3
这如果是真的，研究历法应该是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
所以，这么看女娲这个名称应该沿用的时间最少也许是千年，也许是万年，也就是对应母系氏族社会。
女娲应该不是特定的某个人，最可能是族群
最先学会火，研究接生术，同时还改进了历法
说改进，是因为360天历法，看似是另外的人发明的
这就有可能是女娲族群 和 别的族群产生了交流，
最可能还真是伏羲，所谓的河图洛书，其实最大的可能是结绳记事，产生了数字，数量的观念，
然后古人除了吃和生死就没别的事。最可能研究的就是天文，太阳，火，
星星的那些点，也正好用绳结来摆，可能就发现了不同，
极有可能驼着河图的， 是另一个部落族群，而不是什么龟
- 女娲，指倉颉創字史前女性、母系的总称，伏羲，指父系，是一种总称。
-
3，
已经有帖子说过大羿 和后羿在历史文献记录的问题
因为上古语音，文字和时代断定的缺失，所以很多事情到底是谁，可能因为发音类似或者相同，导致被安到了一个 名称 的上面
有帖子提到了山海经的几个记录，羲和生十日，是历法的一个体现
又看到用有帖子说了 后 垢，诟等发音的问题，我突然脑洞了下，关于山海经和传说中的
后羿 嫦娥
后羿，也就是后羿，后，代表的是上古值得大书特书的帝王或者首领
通常男性称帝，皇，王，配偶叫王后，皇后，那根据古文精简记录的可能
后 羿， 极有可能是一位女性统治者， 估计应该是还在母系社会
那么 羿 ， 极有可能并不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族群，所做的事应该是几百几千几万年。
后羿射十日，是山海经明文记载的
据说山海经是根据图来翻译的，同样因为语音描述的差异 ，和可能造字，书写的差异
我大胆猜测，后羿射十日也许应该是 后 羿 设 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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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后羿 设定了 时辰，日历
如果这个是真的，那么后羿 所在的时代，估计和女娲差不多，都是母系
而不可能是尧舜，估计要早过伏羲，神农
神农有帖子说是炎帝后期的称呼
从炎帝这个称呼，我大概判断，炎帝系，应该是学会用火比较厉害的族群，
历史可以追溯更早
如果我猜想正确的话，后羿是最早制定时辰历法的 人 或者 族群
3续
既然传说 后羿和嫦娥是一起的
后羿 是母系社会的女性首领，嫦娥通常被理解为女性，
既然出现了首领，剩余食品，历法等等，大概可以认定人群出现了 阶级，分工
3.1
如果母系社会就存在了帝王安排后妃的话，后 的 妃子 应该是男性，那么嫦娥也许是男的。这个太难接受了，就不展开了
3.2
传说记载的是嫦娥偷了后羿的灵丹，自己飞到月宫
既然有了灵丹，这证明后羿时期，根据用火，而发现的炼金术，和熔炉等，得到了大量的使用和研究
假设后羿射十日，是射，那证明弓的使用也很普遍，嫦娥能留名，估计应该是早期母系社会，重要的一个族群 或者 职位， 由后羿 族 研发或者秘密掌握的 冶炼术 泄露了，或者被偷了
假设是 后羿设时日，极有可能 嫦娥系 是研究的月亮的规律，后羿和嫦娥因为天文历法和 冶炼术 的交流产生了 嫦娥系偷盗行为
历史剩者为王，由胜利者书写，由文字记录者听到什么记录什么
大概率 后羿和嫦娥，应该是反应的不同族群的 学术 交流，甚至引发了战争，嫦娥系被驱逐或者灭了，然后 后羿给出了这么个说法。
4，山海经，最多的纪录就是 某山有 某帝陵， 记录下来的帝王几十位，最大的记录问题就是没有时间，所以没办法分辨到底谁先谁后， 很多帝还没有记录具体的事迹
但是能够上榜，应该都是在某些方面做出特殊贡献， 或者文治武功特别厉害的
也许，可以从生产力的角度去研究下，区分下上古帝王的时代判断
将考古和文献结合的做法很难不落入简单比附的窠臼，要做到平滑过渡无缝连接，难如登天，现在论文献的很少谈考古，而考古溯源的很少提到文献，其实都想避免这样的尴尬处境。
《古本竹书》（战国 魏王）本没有五帝的记载，流传版本都是以附录的形式添加的，说明在春秋时期五帝概念可能还有争议，从诸子百家的诸多典籍有多种五帝的说辞和排序可见一斑。五帝概念成型可能是结合了阴阳五行学说和五德说，然后参杂了人为的梳理和排序，这可能是一桩无头案。
以前学界的从文献考据出发，不得其踪，做了太多无用功，现在转道从考古遗迹出发，或许可窥一二，怕不容易，对号入座的叙述总避免不了简单比附的窠臼。
我们4000年前的历史可能是一本天书，4000年以后不管考古还是典籍都有迹可循，西方2000年前的历史都可能不清不楚，西方也许很早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现在有种强意识形态死活要拼个文明高下，有文明要拼，没有文明伪造了也要拼。让学界去打嘴仗就好，我们好好听我们自己的故事不好吗？没有精神和理念历史还能叫历史吗，冷冰冰的考古遗迹器物，还不是要去想要去理解，只要大脑的活动，能不夹杂主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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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一门死去活来的艺术，我们尽量做到客观陈述，但难免不加入个人主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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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考古，就不是一个系统
【摘】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宋书· 符瑞志》「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雾三日三夜」云云，均见附注，此条即隐括为之。）
【解】纪年—增设，秋七月---增添，庚申---五千年前或许有计时计日的做法，但还没有天干地支的概念，此项亦为后世增益！
凤鸟至-----此为祥瑞之述，圣德之世，可理解为感慨用词！
帝祭于洛水----帝，指黄帝，在做什么？祭祀洛水，为什么要祭祀洛水？祭天地山川本为上古先民最基本的信念或信仰，无疑！为什么要祭洛水，不祭其他的？首先看看此处洛水是指哪里？
相关记载：
1《山经·西山经》载：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海经·海内东经》载：洛水出洛西山，东北注河，入成皋之西。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洛水》载：洛水又东迳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遡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
…………….
洛水，又称洛河，分北洛河和南洛河（雒水），“雒”字大概出现于战国时期，多用于秦汉以后，而“洛”甲骨、金文便有记载，如西周时期的《敔簋》；
北洛河：发源于白于山南麓的草梁山，由西北向东南注入渭河，途经黄土高原区和关中平原。河源分三支：西支为石涝川，中支为水泉沟，东支为乱石头川，在吴旗汇流后称为北洛河。河流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志丹、甘泉、富县、洛川、黄陵、宜君、澄城、白水、蒲城、大荔，至三河口入渭河。
南洛河：源出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与蓝田县、临渭区交界的箭峪岭侧木岔沟，东南流入洛南县，横穿中南部，经洛源、眉底、尖角（县城正北）、柏峪寺、灵口及庙湾等乡镇，在沙河口附近流入河南省卢氏县境；经洛宁县、洛阳、偃师等县（市），由巩县东北注入黄河。
不禁要发问，为什么洛河要分北洛河和南洛河？从距离上来讲，北洛水源出定边，在今三河口入渭，南洛水源出箭峪岭，在今巩义汇入黄河。两河源头相距600多公里，以尾闾论，两河相距300余公里，就算取最近的两个点（从北洛河尾闾大荔县至南洛河所经洛南县），也相距100多公里，考虑上古史时期人类的交通水平和活动范围，这个距离已经很遥远了。从地形上看，南、北洛河并无首尾交接的体现，假设漫漫历史长河中洛河河道有变迁，但我国境内的绝大部分水流方向都是自东向西，由高向低的流动，再结合二河流进陕西和河南的地形地貌来分析，也很难说南、北洛河出现过大面积长时间的断流和改道。
明明不是一条河，那为什么要叫同一个名字，还分南北？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都没分南北西东，地理关联不大的两条河为什么要叫同一个名字？本文以为，从地理层面出发来考量二者的关系或许不是好的路径，应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来考据，不管南洛河还是北洛河，实则与黄帝系及尊崇黄帝系的后世势力代表有关系，南、北洛河流经的区域是这些势力历史上活动的区域！诸如类似的认知和理解常见于史料记载及文献典籍的记录，如漆（姬）水、沮（姬）水、黑水、清水（江）、湘（汉）水、丹水（赤水）等等等等，这些江、河并非特指某一条，而是后世模糊记忆中远古或上古势力曾经活动区域的代称或概述，比如“姬水”的各种考辨！
此处的祭洛水仅仅是祭祀天地山川吗？不尽然，“祭洛水”并不是黄帝自己跑到洛水来祭天祭祖的个人祈福行为，而是具有原始民主性质的“部落首领大会”，也就是“会盟诸侯”。以祭祀的方式会盟诸侯这样的做法，在上古时期持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论后来的颛顼、帝喾（俊）、帝尧都有这样的行为，只是表现方式稍有差异罢了！
此时黄帝祭的“洛水”是哪里呢？本文以为应是崤山以南熊耳山以北的南洛河（雒水）。
直到今时今日，我们的文献典籍和神话传说都已经“敲定”黄帝为逐鹿系列赛的胜出者，失败方为“蚩尤”，至于蚩尤有没有败已无从考据，也无法考据，本文且服从于曼德拉效应认为第六千纪下半叶，黄帝有熊氏（轩辕氏）主要活动于陕东晋南和豫西这一带，三门峡铸鼎原、北阳平等遗址和庙底沟文化便是其代表。不过，在阶段性的逐鹿系列赛后，个人倾向于认为此时无所谓成王败寇，无所谓优劣胜负，只是西北游牧文明和东南农耕文明找到了一种新的相处方式，达到了一种新的动态平衡！
类似的认知和理解常见于史料记载及文献典籍的记录，如漆（姬）水、沮（姬）水、黑水、清水（江）、湘（汉）水、丹水（赤水）等等等等，这些江、河并非特指某一条，而是后世模糊记忆中远古或上古势力曾经活动区域的代称或概述，比如“姬水”的各种考辨！
此处的祭洛水仅仅是祭祀天地山川吗？不尽然，“祭洛水”并不是黄帝自己跑到洛水来祭天祭祖的个人祈福行为，而是具有原始民主性质的“部落首领大会”，也就是“会盟诸侯”。以祭祀的方式会盟诸侯这样的做法，在上古时期持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论后来的颛顼、帝喾（俊）、帝尧都有这样的行为，只是表现方式稍有差异罢了！
追踪楼主从《古蜀史说》到《考古启示录》一年多，连续几天通览终于追到头，兴奋之余总感觉这个帖子缺点什么。不是说楼主不勤奋、不真诚，涉猎知识面不广，思路不开阔，但一路下来总感觉缺点什么。
缺什么呢？当做论文论著来看当然觉得不恰当，当做古史通俗演义来看，觉得缺构架，缺体系，缺逻辑，缺严谨。具体点说，有随心随意随性而为的个人快感，想到哪儿说哪儿，个人主观色彩替代了必要的论据，过分在乎粉友的评价，甚至被人牵着鼻子走，引文断句标点太随意多错漏等。
说了那么多楼主帖子的问题，是因为喜欢楼主和两个帖子。跟了楼主的两个帖子一年半，吸收了楼主和各位朋友提供的许多知识点，思维方式，受益匪浅，期待楼主回到《古蜀史说》开篇那样的结构和气场中去，一以贯之，不受外界干扰，保持原有品质和初衷。期待后续更好的贴文！
以下内容也在《古蜀史说》贴里发了，这里再占一楼，希望楼主不要见怪
清晨打卡签到，截止目前 有关三星堆的总结和认识，支持贴内的讨论和楼主的一些观点，比如三星堆青铜文化 不等于三星堆 文化，三星堆文化只是古蜀文化的一个阶段，三星堆文化或许面临重新分期的问题。金沙跟三星堆并非简单传承的关系，二者有关联也有区分，应该分而论之！
至于楼主坚持的“蜀夏论”（三星堆青铜文化），或许还需要更充分的支撑，相信楼主会做出有力的阐释。
个人跟帖时间超过一年，一路跟来感慨良多，三星堆是一块达到三花聚顶层次的“唐僧肉”，从上到下都眼巴巴的瞅着，以此为“宝藏”，注定会充满争议和挑战。纵观学术界内外，能经受住考古和疑问检验的，似乎也没有其他了，包括学术界和考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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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水 在上古时期中神话传说中的地位极高，可能有意识沿袭的因素，也可能有后世尊崇的原因，后世典籍可能承袭了这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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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五帝时期的洛水与夏商时期的洛水不是一回事。五帝时期的河、洛是指岷江、沱江等，蒙文通指出《山海经》不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五藏三经》所载天下之中是指古巴、蜀、荆楚，属于南方文化系统；海内多篇详记岷江、沱江上游，更可能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了，《海内经》可能就是古蜀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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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重头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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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二号坑出土边璋上小人鞋型和重头履完全一样
《山海经》的编撰过程
《山海经》在西汉末期刘秀负责编纂之前，只存在一个文字版本，就是屈原、刘安、董仲舒、东方塑、司马迁、刘向等看到过的《山海经》。《山海经》的作者应该就是先夏十巫，即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山海经》是尧舜禹时代的杰作和治国宝典。我们发现，《山海经》中的神、巫、鬼，就是每一个原始部族的祭司，神话就是这些祭司讲述的部落成长故事，而鬼本意就是戴面具的祭祀人员，祭祀是告慰神灵、祈求平安、传播信息、驱病怯邪的文化活动，因为仪式和传承都很神秘，被后世不断误解后，把正义的鬼（祭司）所要驱逐的邪恶对象误认为了鬼，祭司被演化为邪恶鬼的化身，而邪恶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神是功力深厚能祈求得到自然力量的祭司，鬼是戴着凶恶面具以威慑驱逐疫病邪恶的祭司，这些巫师、祭司、大神自我加工创造些半人半兽的神巫鬼图腾，是全世界人类在漫漫原始期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些鬼巫神形象在传承至今的傩舞、图腾、雕刻和画像中可以见到。
巫、神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特指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古代巫者兼行医术，巫也有医师义，从医字的几个繁体和异体字：翳、醫、毉，即可得知其义。甲骨文医为，从矢，为蔽箭之器。醫，从酉，表箭伤，古今皆用酒精消毒治伤；异体字毉，则表现了古代医巫不分家。巫又是神权的象征和代表，他们掌握知识和文字，是文字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主要为王权服务，为最高的统治者效命。他们不断的游走各方势力之间，享超然的地位，得到极大的特权和尊重。只有巫傩文明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发祥地古蜀才有获得书写《山海经》的便利和必要条件。
在《诅楚文》中一共提到大神巫咸6次，与皇天上帝并称3次，可见巫在战国时代秦国都还是比较吃香。即便现代蜀地俚语习俗中，巫的用语和活动也不少，有巫师作法、巫婆跳大神，仙娘照水碗走阴，阴阳看风水，端公驱邪捉鬼，道士为死者开路，法师作道场等，对不按章法行事的人和事，称为“巫教”。
我们研究者发现，《山海经》文本最初的统稿人总编撰就是先夏的伯益，伯益作为禹相，将跟随大禹治水时所经历的地理山川、草木鸟兽、奇风异俗、轶闻趣事由众巫等记录下来，成为《山海经》的素材，就像秦相吕不韦组织招揽齐国稷下学宫上千学者编著《吕氏春秋》一个道理，史书上也有充分的证据。
西汉刘歆《山海经表》说得很清楚：“ 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 。东汉赵晔《越王无余外传》：“（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其实，早在《山海经》文本之前的炎黄时代，就存在各种玉版山海图版本。《博物志》载：“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地之形就是地形图，天之形就是天象图。金璧之瑞，文字炳列，就是上古文字图书，也就是说在帝尧之前就有文字了。这些玉版和金璧，正是《山海经》的原始资料来源。黄帝之后的尧舜都继承这一传统，将历史地理及其它知识刻上玉版，藏之名山，沉于河洛，形式上是封禅或祭河，实际上却有意无意中保留下了上古文化。到了夏禹时代，文字逐步成熟，根据九州之牧（大禹分封九州的九个统治者）进献的图书，开始有意识有组织收集整理散落的河图玉版，并实地调研修正，形成《山海经》图文版本，并铸造在九鼎上面，有亚洲地形图、交通线、矿产指南、山水资源图、动植物分布图，是当时弥足珍贵的百科全书，有了它就有了问鼎天下的基础。夏后启与伯益分庭，在北方建立西邑把九鼎运到了北方，《博物志》卷九记载：“昔夏启筮徙九鼎，启果徙之”。后来九鼎却莫名其妙地失传了。《史记.周本纪》中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单心】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考古发现与过去文献在上士史方面是对不上的。文明和民族在东亚大陆上是多点发生的，然后逐渐发展，产生相互接触，进而融合，同时又在得留一定地方特点的情况下并存。毕夏民族和文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血统和人文的共祖。如果不从这个事实出，仍就以过去文献中的帝王世系思维来构建上古史不会有多少新东西。
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考古发现与过去文献在上士史方面是对不上的。文明和民族在东亚大陆上是多点发生的，然后逐渐发展，产生相互接触，进而融合，同时又在得留一定地方特点的情况下并存。毕夏民族和文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血统和人文的共祖。如果不从这个事实出，仍就以过去文献中的帝王世系思维来构建上古史不会有多少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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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不应该以血统论的，也根本没法论，血统论是儒家思想的词汇，把我们带偏了。中华民族是以不断抗灾除恶的中华文化为纽带的综合性称谓。至于上古史究竟几何，大家集思广益，试试看能否找出一些线索，还请诸君多多建议。
一个合格的历史爱好者，需要学习和搞清楚相关的历史学名词，对考古的基础概念和操作流传要有一定的了解，更进一步，了解了解历史方法论会更好。不然讨论可能会陷入一种基于自身情感的理解和精神需要的表达，不了了之还好，大动肝火就不好了。
史，与虫字比对，乂虫厶，乂，杀字首，虫，指动物总称，倉颉創字之初指动物豬，母大虫，指老母猪。厶，指虫厶，指动物引起的灾害，史，乂虫厶，就是斩杀动物野猪引起的灾害。
澎湃新闻：二里头遗址就出土有不少刻画符号，对此您没有提及。文字对不少考古人来说是个执念，三星堆直播时也提及文字对破解其关键问题的重要性，但对这个时期的考古学而言，文字是必要的吗？
许宏：对，我没有提二里头那些刻画符号，是因为我个人和绝大部分学者一样，不认为它是文字。文字确认的前提应该是已成为文书，也就是说，只有复数出现、连成字句的文书才能表达一定内容，甚至思想。我们不能肯定单个刻符是文字，所以它们都是存疑的，目前只有极个别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有文字。不过，我曾推测二里头应该有文字，因为它的社会结构相当复杂，具有4级聚落形态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文字的话，是很难想象它是如何对较广的地域和较多的人群进行管理和统治的。
我们看到三星堆的中心聚落，或称之为都邑，但它是一家独大的，三星堆文化并没有显现出像二里头文化那样有比较复杂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所以，如果说三星堆社会来组织铸造大型青铜器，三星堆人在现场完全可以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即使没有文字也无妨。即由于它的社会结构和聚落形态偏于简单，因此，没有文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二里头，什么时候文字是必须的？我们要推断、判定二里头是夏，甚至想卡定它就是夏，这个时候，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就是必须的条件，是不可逾越的门槛。考古学不可能单独解决狭义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年）指出：“夏朝是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比商朝为早的朝代。这是属于历史（狭义）的范畴。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段话包含丰富而复杂的古代祭礼。简单说舜（有虞氏）和禹（夏后氏）在祭祀黄帝时，都是使用最高礼仪；而商朝和周朝，则是世代用最高礼仪祭奠帝喾，而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南北文化分歧点就在这里。
在南方《山海经》为代表的谱系中，帝喾记载丰富，北方《尚书》《史记》体系中，帝喾记载也不少。《史记·殷本纪》载，契是商朝王族的始祖，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生活于尧、舜、禹时代，因为“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司马迁从契写起，直至商朝灭亡，详列了殷商世系，时间长达千余年。《尚书》《史记》相互不照面，却印证了帝喾的真实性。黄帝、昌意（蚕玉）、颛顼、鲧、大禹、夏启是南方系；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弃（后稷）、台玺、叔均是北方系，在夏启开启北方西邑政权的夏桀后，帝喾子孙才站上历史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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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里我主要看了《海内经》，关于《山海经》的由来我有一些看法，五帝本是后世的排序，彼此或有关联，但难说存在直系血缘关系，还请老师稍等，我会一点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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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理解的四岳
【摘】庚申，天雾三日三夜，昼昏。帝问天老、力牧、容成曰：「于公何如？」天老曰：「臣闻之，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居之。国乱，其主好武，则凤凰去之。今凤凰翔于东郊而乐之，其鸣音中夷则，与天相副。以是观之，天有严教以赐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龟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问之圣人。」帝曰：「已问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龟不违圣智，故燋。」雾既降，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接万神于明庭，今塞门谷口是也。（引自《宋书· 符瑞志》。）
【解】写法是典型的《符瑞志》风格，五千年前，不会有完整的国家体系和架构，也不会有分工详细的职务，此时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原始民主形式的大首领时代。黄帝有熊氏（轩辕氏）能在逐鹿系列阶段赛中胜出，除了自身的奋发图强强力变革以外，还有结盟诸多势力，其中“四岳”便是其重要助力。“四岳”并非四个人，而是西北势力集团的四个重要部落，他们助力有熊氏战胜或战平九黎联盟，取得了黄河以北地区的经营活动权。岳为山之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合称五岳，古代以三公之礼,祭五岳之神，历史上被尊为岳神的有：太岳（四岳）、伯夷、许由、皋陶等，“岳”的地位可见一般。
“四岳”便是为大首领有熊氏镇守四方势力强大的四大部落，分别是：风后、力牧、常先、大鸿，这种有着一定凝聚力的“拱卫式”行政结构，一直沿用到了夏商时期，也正是这样的行政结构慢慢拉大了西北和东南的势力差，请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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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为山之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合称五岳，古代以三公之礼,祭五岳之神，历史上被尊为岳神的有：太岳（四岳）、伯夷、许由、皋陶等，“岳”的地位可见一般。----四岳镇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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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仅供参考
【摘】五十九年，贯胸氏来宾，长股氏来宾。（《山海经· 海外南经》注引《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贯胸者，有深目者，有长肱者，黄帝之德常致之。」《路史·后纪》五注引「长肱」作「长股」，乃此条所本。）
【解】五十九年，可理解为又过去了好多好多年，具体多少年无从考据，本文以为大概到了第六千纪后期！
贯胸氏，并不是用一异物从前胸穿到后背这样的氏族，可能是前胸后背带有“护心镜”类似器具的氏族部落，具有一定的草原文化特征，善战游徙。长股（肱）氏，应为身体特征的一种描述，形容该氏族部落身材高大身高臂长。
这里重点解释一下《尸子》所载的“深目氏”。深目氏，具有典型的印欧人种特征。个人以为，不论是黄帝时代的深目氏，还是尸佼所处战国时代的深目氏，乃至后世西域地区的印欧人种，都毫无疑义的表明，在阿尔泰山、天山等西北地区肯定有着印欧人在活动，阿尔泰地区上古文化必然对中华上古文化的进步起过催化作用，这就是“黄帝之德常致之”可能的原因。
《史记·五帝本纪》载：“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北逐荤粥”是不确的，因为黄帝系与荤粥有着一段友好期的。“合符釜山”是可能的，这符合彼时的“拱卫式”的原始民主行政结构。“邑于涿鹿之阿”，实为司马大人的理解和想象，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的黄帝系，没有筑邑的必要！
屈家岭遗址外景
第六千纪末期，退回到南阳、丹水和江汉地区的九黎部落开始苦心经营，沿袭大溪、油子岭等文化，开启了被忽视但异常重要的屈家岭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未受到逐鹿系列赛实质影响强劲依旧，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开始出现大型仪式性建筑，社会上层墓葬的随葬品愈发丰富（东山村遗址、青城墩遗址等），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尤其是融合了南北文化特征的良渚文化开始在太湖区域强势崛起，逐步完成早期的国家形态构建。
随着大汶口文化的逐步西进和屈家岭文化的强势北上，以有熊氏为首的黄帝势力渐渐撤出河济地区，沿着黄河逐步西移，此番举动的考古表现是以豫、陕、晋三省为中心的庙底沟一期文化开始慢慢衰落，西部黄土高原地区进入动荡整合的状态，黄帝势力和关中华胥氏等等土著部落开始“正面接触”，与西北草原势力开始“友好交流”！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神话传说，都是由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秦汉古人根据商周典籍记载创做出来的，而商周也搞不清楚这些神话传说的中心不在中原，而是在西南方向的昆仑山（岷山）附近。历史书说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而神话和典籍却指示我们中华民族起源于长江流域上游，再往前推，考古证明人类的祖先是遂人氏“资阳人”，三皇五帝都在蜀川。
研究夏朝以前的华夏文明，决不能仅仅凭借实物考古，而是要更加利用原始的神话和传说，上古典籍，还有科学合理的推论。这里有大量已经消失的历史真相，尽管神话传说的构成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并不能由此否认它的价值。
在人类文明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时代，根据《山海经》《尚书》等古典典籍及神话传说，对比全球人类神话的相似性，完全可以推断出三皇五帝时代的真实性，他们在天文、历法、宗教、文字、玉石文明、青铜文明、城池、国家治理等一系列的发明创造，仅仅是神话传说吗？而且他们都发生在邻近冬夏有雪的高山，有四条向东的河流，发生在水旱从人、不知饥寒、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古巴蜀地区。
我们有遗址有考古有文献甚至有历朝历代的各项研究，还有甲骨文 铭文这些，居然夏朝还找不出来，真不应该
- 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既不是甚嚣尘上的河南，也不是山东等地，而是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周边，这有倉颉创立漢字体系，漢字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 中华上古史了，就是倉颉创立，以字载史，怎么是无字天书。不能解读漢字的造义，就不能解读漢字本义、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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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國的上古史，必须研究倉颉造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漢字，本身就是最真实、最可靠、最直接、最简短的文献，也是最可靠的史料。并不是无字天书，而是，不能释读有字之书。研究的这思路和文献记载是不一样，文献记载可以作为索引，释读漢字的造义，才能求证。
【摘】七十七年，昌意降居弱水，产帝干荒。（《海内经》注引古本《纪年》，无年数。）《山海经》又记：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郭璞认为:乾荒即韩流也,生帝颛顼。清人郝懿行案: “《竹书》及《大戴礼》、《史记》皆不合,当在阙疑。郭氏欲以此附和《竹书》，恐非也！
【解】：七十七年，为后世估算增益，可为时间先后参考，为年代计算依据，不确！
昌意降居弱水，产帝干荒：叙述只有六个字，但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很多，经历过的时间不少于二百年！为什么这么说？昌意是谁？弱水是哪里？干荒是谁？昌意未称帝，干荒为什么称帝？颛顼是谁？鲧又是谁？.........
历史背景应该是这样的，第六千纪下半叶，随着黄帝有熊氏（轩辕氏）的崛起和势力的扩张，逐渐将陕甘青和陕晋豫连通了起来，核心交界点在陕晋豫交界区，即伊洛平原到三门峡灵宝一带。庙底沟文化西进与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大地湾中晚期文化一起催生了广泛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和凉州的谷水流域一带的马家窑文化。
此举算是西北势力在陕甘青扎根的具体表现，也可算做黄帝在西北的根据地。黄帝势力与甘青一带的势力结盟、融合（此时西北地区什么人种都有），其中就有前文说的嫘祖所在部落，这才有了后来正史和经、志流传的嫘祖、玄嚣、昌意、干荒、还有骆明、白马、有鲧等等，如《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海内经》又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
《史记 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从桑蚕考古痕迹来看：
距今7000多年前，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的白音长汗遗址发现与蚕和蚕蛹相关的玉和石质遗物；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碗底有写实的蚕吐丝结网刻画图像；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多年的象牙器上有刻画的蚕形象；
1926年，李济先生就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出半个蚕茧；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骨雕蚕；
在距离巩义双槐树遗址不远的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丝织品残片；
山西夏县师村出土了四件距今6000多年的石制蚕蛹；
2021年3月份，在三星堆遗址的四号坑中，考古人员测出有丝蛋白存在，坐实了3000年前的成都平原已能生产蚕丝产品，等等等等。
弱水，本意为，水弱不可载舟，这个地方应不是大江大河之处，应该是甘青到川西的高原地带，昌意的活动时间应该在第六千纪末期到第五千纪上半叶，关于昌意的描述，《古蜀史说》中也有描述，比如“羌戈大战”中的戈戟人。
昌意生干荒，又载生韩流，是否有这二人（二时代）？是否如文献所载？无有定论，但大致可以肯定的是昌意这一脉应该出了一些知名人物，否者黄帝系那么多分支，为什么独独有关昌意系这么多的介绍，本文暂取信于此。
干荒也好，韩流也罢，这个存在假设是客观存在的，韩流的描述是典型的二师兄造型，我相信韩流应该不是二师兄那种夸张的形象，韩流应该是从事生猪养殖业的杰出部落，其实历史上有关生猪养殖的氏族部落不少，比如豨韦氏、大彭氏、豕韦氏、御龙氏，最著名的莫过于孔甲时期豢龙的刘累了！在彼时能驯服凶猛的野猪从事生猪养殖业，想必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天似乎也可窥一二！
玄嚣，《大戴礼纪·帝系篇》曰：“黄帝产玄嚣。”《史记》载：为黄帝子,嫘祖所生,为诸侯，是为青阳，降居江水，生子蟜极；《汉书·古今人表》又载：“方雷氏，黄帝妃，生玄嚣，是为青阳。”
江水，具体指哪条河流，已不可考，《汤诰》载：“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这样的说法所站的位置应是亳都（郑州），若按此理解的话，玄嚣所居之地当在东夷。这里发生抵牾的原因，可能是把玄嚣误当做少昊，玄嚣是在陕晋豫的交界地带，少昊则在东夷地区（空桑），即少昊之国，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后世文献把东夷少昊的事件挪移在西北玄嚣身上，又或者来个东西合并合二为一，这便有了《史记·五帝本纪》描述的黄帝系功绩：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另外一个体现就是史料关于东夷少昊的记录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见于后世的口述（郯子论官）或传说（《山海经》）。
本文以为，玄嚣是玄嚣，少昊是少昊，玄嚣是西北势力代表，少昊是东南势力代表，二者归属不同。
从第六千纪末期到第五千纪初期，屈家岭文化的北上和大汶口文化西进，屈家岭文化一度扩散到了马家窑文化区（马家窑三联杯、半山双联罐等），以及川北地区和成都平原北部，大汶口中晚期文化的西拓大抵止于伊洛平原（鸟鱼石斧罐），但未西进关中，这便是被“误解”的少昊时代。在少昊时代，西北势力的活动范围被大幅压缩，庙底沟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急剧缩水，马家窑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可以从马家窑文化（前3300年~前2050年）在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的“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四个表现不同的阶段可见一二！
西北势力经营陕甘青大概两三百年后，再次联合西北诸多势力在第五千纪初期重出关中，重新在陕晋豫站稳脚跟，并一度将势力沿着黄河向东扩张，并未越过河洛地区，这极可能是跟玄嚣相关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约前2800年~前2300年）。由此可见，河洛地区再次成为了西北与东南文化交互的重要场所。
那三星堆呢？嗯，5000年前成都平原处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属于“荒服区域域外之地”，此时还完全没三星堆什么事儿，成都平原上的代表文化是距今约5000年的什邡桂圆桥文化（营盘山+屈家岭+土著），其他同时期或更早的遗址零星分布，不成规模。距今45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倒是入了成都平原，不过是被动的，见后文详表。三星堆开始发光发热大概距今4000年前后，三星堆文化的兴起有很具体历史演变，与哈拉帕文化发生关联也有相应的历史背景，见后文详述！
